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中国内地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男主角高仓健成了中国观众心目中男性阳刚美的典范。 资料图
■《追捕》
作者：[日] 西村寿行
译者：阮航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民众对以伊藤检察长和矢村警部为代表的法律充满怀疑甚至敌视，一旦与其相抗争的逃亡者出现，这种怀疑与敌视就会自然而然地化为对逃亡者的支持，这才是杜丘得以成功的土壤
江隐龙
如果说翻开《追捕》是出于情怀，那合上《追捕》时，心中留下的便是满满的敬意。
提及《追捕》，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中国内地的日本同名电影。当时的《追捕》流行到什么程度?电影的男主角高仓健成了男性阳刚美的典范，女主角中野良子成为千万男影迷的梦中情人，甚至连反面角色“横路进二”都成了骂人用的脏话……如果硬要比较，那《追捕》昔日的影响力绝对不亚于当今之《复仇者联盟》《权力的游戏》。
以今天的审美来看，《追捕》电影的角色塑造与情节推进都显得太单一。毫无瑕疵的主角、无辜者洗清冤屈的老套情节、粗糙的精神控制阴谋论……一切都过于正邪分明、平铺直叙了。这样的故事实在让人疑惑：还有必要再已经知道大致情节的前提下，再看一遍小说吗?
有必要。
前检察官的逃亡之旅
的确，小说最怕剧透，推理小说更是如此——但《追捕》却是个例外：作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经典，《追捕》小说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孤胆英雄”式的案件本身，而将重点深深扎入对社会的思考。如果《追捕》电影是入门，那《追捕》小说便是进阶，能够大大拓展人们对推理文学的认知。
与电影相同，小说的主线依然是一个受冤而被迫踏上逃亡之路的检察官与社会抗争的故事，然而整个故事的色彩却明显幽暗了许多。杜丘的硬汉形象中多了一丝暧昧：在向不知情的律师“讹诈”到“逃亡费”之后，他会发出带有复仇感的会心一笑;他渴望女性，将肉欲看作逃亡生活中的慰藉，甚至会嫉妒犯罪嫌疑人因为财富而享受到的蜂蝶簇拥——虽然这算不上是缺点，但相比于电影中正直刚毅到几乎毫无缺点的检察官，小说中的杜丘明显多了些许人间烟火。
更显幽暗的情节，在三个小人物的身上徐徐展开。踏上逃亡之旅后，杜丘虽然面对着全国警察的追捕与贴满大街小巷的通缉令，但却常常在无意中获得来自民众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给予了杜丘破局的希望。在诬告者的住处，管理员在警察眼皮底下隐匿了杜丘并告诉他诬告者的地址，仅因为管理员相信他是被冤枉的;在一间咖啡馆中，一位女招待明确地跟杜丘说“我是您这一边的”，理由是女招待的哥哥也曾含冤入狱，杜丘的逃亡生涯极大地唤起了她的同理心;在另一家居酒屋中，一个离家出走的中年男子借着醉意说杜丘“明明无罪却非逃不可”……
与其说这三个人的帮助是源于对杜丘的信任，更不如说是源于对当时日本法律的不信任。民众对以伊藤检察长和矢村警部为代表的法律充满怀疑甚至敌视，一旦与其相抗争的逃亡者出现，这种怀疑与敌视就会自然而然地化为对逃亡者的支持，这才是杜丘得以成功的土壤。
小说中，管理员、女招待和中年男子展现出一个撕裂的世界。在世界的一侧，检察长、警察作为“正义”的化身，厉兵秣马地追捕着危害民众的罪犯;而在世界的另一侧，被“危害”的民众却在尽可能地帮助那些罪犯躲避所谓“正义”的制裁。这种对立由何而来?伊藤检察长与矢村警部并非坏人，也都算尽忠职守，矢村甚至称得上独具魅力，那为什么他们所代表的正义会在黑暗中遭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呢?
法律让人无法信任最是恐怖
答案其实在案件一开始就已揭晓。杜丘在被诬告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警方通过正当的讯问程序一定会还自己清白，而是“不逃就会被人当成罪犯”;而作为追捕的一方，矢村居然也赞同地说道：“那种情况下，换了我也会逃的。不逃，这个黑锅就算是背定了。”一个是每天与公诉案件打交道的检察官，一个是经验丰富破案无数的资深警察——在这两个对法律拥有最坚定信念的人心中，被诬告后依靠正当法律程序洗刷冤屈的可能性有多少?
毫无疑问，是零。
这种让人无法产生信任的法律才是最让人恐惧的。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善恶观念，让身陷其中的人如同被送入屠宰场的羔羊，唯有等死一途;纵然是屠宰场的员工误入其中，也再无逃出生天的可能。于是，杜丘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只能逃亡，并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不得不一次次违反更多的法律：拒捕、欺诈、不顾警告私驾飞机突破封锁……纵然杜丘能够摆脱被诬告的罪名，这些新的罪行也足够毁灭他的前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束手待毙只会让他更万劫不复，所以哪怕前方是一条不归路，也一定要坚定前行。至此，案件的真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被生活逼上绝境的无辜逃亡者，在无法通过合法手段证明自己的情形下能够拥有、应当拥有什么样的姿态。
所以，当杜丘被诬告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而当故事落幕，再回头看看杜丘刚刚被带入警署、轻描淡写地说出“请你们赶紧对案件核实一下，如果是弄错人了，那就放人”那一幕时，杜丘的自信和从容，反而凸显了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是多么的天真。
丧失了话语权，也就丧失了一切
故事的主线已经很精彩，但小说的深邃尚不止于此。
杜丘面对的反派，是一家打着治疗旗号、草菅人命的精神病院。在这家医院中，精神病患因失去了话语权而沦为医院的奴隶和试验品;比这更阴暗的是，很多病人并非精神病患，却因医院的强制用药而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人;不少家属为了减轻赡养负担，将迟钝的长辈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扔给医院——医院、药品供应商与病患家属由此形成了了一条残忍的利益链条，那些被冠以“精神病患”的人则成了牺牲品。
如果没有意外，这一链条将永远不会被披露、被斩断，因为扔进医院的病人，就是死了也没有人会关心。
当杜丘潜入精神病院时，他明白医院“这一享有法律特权的组织”，将“轻而易举地将他变成一个废人”。在此，精神病院与伊藤、矢村所代表的法律合成了一曲“二重奏”：精神病院将正常人定性为精神病人，而法律则将无辜者定性为罪犯。这种定性一旦确立便不会改变，被定性者丧失了话语权，也就丧失了一切。
在北海道的咖啡馆中，女招待对杜丘说：“您和我哥哥不一样，您有抗争的能力。可是您要是被他们抓起来，那就全完了。”
当杜丘通过一系列违法行为成功证明自己的清白时，他也从一身正气的检察官变成了复仇者杜丘。不同于电影，小说没有刻意营造大团圆式的结局，杜丘让人唏嘘的结局留待读者去见证。而这份唏嘘，正是《追捕》小说比电影更具震撼力的地方。
在电影中，杜丘洗清罪名后感叹了一声：“哪有个完啊……”估计让不少观众颇感画龙点睛;而在读完小说后，这一句“哪有个完啊”更是令人回味无穷——如果法律不能让正义伸张，“杜丘们”只能做永远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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