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医院守夜引发的官司

编者按 :本书是一位器官移植医师的回忆录。作者巴德·肖所回忆的医疗前线生活,是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山峰,更是他们无法体会的高压与焦虑。
在进医学院之前,我对律师并不了解。大一那年,我们与法学院的学生玩触身式橄榄球。大多数比赛中,双方都很友好。不过,我们有一位名叫埃里克的队员,他比较喜欢惹事。
“嗨,你这卑鄙的家伙,我问你,500个律师淹死在海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场比赛进行到一半时,他向对方的四分卫高声说道。
“一个好的开始!”[1]他自问自答,觉得很风趣。
此后,他也不必把笑话完整讲出来,只要抖包袱就够了。“一个好的开始,混蛋。”在他双手触及对方持球人,因用力过猛而把持球人推倒时,只要他脑子一热,这句话便脱口而出。一些同学也觉得这一幕十分有趣,大概是我无法理解那条不成文的规矩,仿佛只要成为医生,就会不自觉地认为所有律师都像狐狸一样狡猾。
在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初期,我需要与各种服务机构协作,帮助患者获得肝移植资助申请。有时候,当州府的医疗补助单位拒绝为患者的肝移植手术提供资助时,我就必须在联邦法院上为患者作证。我们一向是获胜的一方。在为患者作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几位出色的代理律师,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无偿代理这些案件。
过去30年来,我曾十余次被指控医疗失当,从而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些诉讼总是会牵扯到医院里与我合作的人员,如护士,医生以及许多其他与案件几乎毫不相关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案件会在取证过程中被撤消。我和同事需要出庭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在我们出庭的那几次案件中,陪审团的判决也对我们有利。我从这些诉讼中领悟到,至少在帮你对付其他律师时,律师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些经历也让我看到,真相的力量也有令人不安的一面。赢得官司的技巧是如何将真相公诸于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见识了那些律师在引出或抹杀真相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
最终我明白,即便再明白不过的事实真相,在法庭上也不一定会成立。此外,我还吸取到一个教训,有时候,我的话太多了。
**********
马尔科姆·戴尔(Malcolm Dial)在肝移植手术后突发中风。在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恢复的过程中,我陪他度过了许多个夜晚。
有时候,他的姐姐玛丽会和男朋友一起来看她。我不确定第一次遇见玛丽是什么时候了,我在手术后通知马尔科姆的母亲一切顺利时,她并不在候诊室里。几天之后,我告诉马尔科姆的母亲,她的儿子严重中风,也许撑不过去之后,玛丽出现了。白天的时候,我很少见到玛丽,她和男朋友常常在玩了一夜后,带着满身的烟酒味,像一阵风一样进入重症监护室。大多数夜里,她的男朋友刚把头靠到躺椅的仿皮椅背上,便马上睡着了。
但玛丽就没那么容易预料了。一天晚上,确定马尔科姆有所好转后,她看上去十分兴奋。她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一会儿看看监视仪,一会儿检查一下尿袋。
“他的血压好多了,对吧?”她说,“看看这尿液。绝对是好转的迹象,对吧?”
一天晚上,她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马尔科姆的病床边,握着他的手。
“我们一起在密西西比长大。你知道,那是在牛津,威廉·福克纳的故乡,”她说,“我们常常一整个夏天,都在河里钓鱼,或用叉子叉青蛙。”
她站起来,弯腰在弟弟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那时候我们多亲密啊,”她说,“没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说完,她瘫倒在椅子上,放声哭泣。护士递给我一盒纸巾,我把纸巾放在玛丽身旁靠墙的桌子上。
“父亲去世后,一切都变了。”她说。“我们在父亲的遗嘱问题上闹得很僵。父亲在最后一刻变更遗嘱,马尔科姆为此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缘故。”
玛丽说这句话时,我正忙着调整马尔科姆的呼吸机,没听得太清楚。但我还是听出了她内心的愧疚。曾经亲密无间,如今久已疏远的姐弟,其中一人正经历垂死时的痛苦,另一人终于来见他,却为时已晚。
一天午夜刚过,玛丽来到马尔科姆的病房。那时,她独自一人,也没有饮酒。看得出来,她特别想找人聊天。在那漫无边际的谈话中,她突然问我,为什么马尔科姆会中风。
“我知道,你和马尔科姆的医生谈过,”她说,“但我听不懂他的术语。你能用一般人能听懂的话给我解释一下吗?”
既然有人愿意倾听,我便打开了话匣子。我告诉她我们十分吃惊,因为肝移植后中风的情况十分罕见。
“是吗?”她说,“那么你认为马尔科姆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真希望我能知道,”我说,“我回去检查了所有数据和相关记录,但找不出合理的原因。”
马尔科姆开始咳嗽,我听到呼吸机的管子里有液体。
“等我一下。”我起身倒掉管子里的液体,触发了警报。
“他没事吧?”玛丽问。
“没事,”我说,“他需要吸气引液导管。”
我戴上手套,去拿导管。这时,护士走了进来。
“我去拿吧。”她说。
玛丽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盯着她弟弟的脸。
“这会给他造成伤痛吗?”她问。
“不会”我说,“可能是气管里进了一点液体,没什么大问题。”
玛丽坐回椅子里,闭上眼睛。护士弄好了导管,马尔科姆的呼吸恢复顺畅,又平静下来。护士又检查了为马尔科姆收集尿液的导尿袋,在一张厚纸上写下号码后,便拿着那张纸离开了。
玛丽站起来,躺椅椅背“砰”的一声向前弹回来。她低着头弯着腰,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交叉放在一起,仿佛在召唤神明的力量。
“这么说来,你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中风。”
那时已是深夜,病房里看护她弟弟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见证马尔科姆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当时的我处在不设防的状态,想要分享我对马尔科姆中风原因的猜想。
“倒是有一种原因可能会导致马尔科姆中风。”我说。
我对玛丽解释,有时候,新移植的肝脏或血管中如果有气泡,可能会导致中风。“这种情况我从来没遇到过,“我说,“但我在其他器官移植中心的报告中读到过这样的例子。”我知道曾经有一位患者,他心脏内部的心室之间有一处穿孔。那个器官移植中心的医生认为,气泡通过这个穿孔绕过了肺部的过滤,经由主动脉进入了大脑,阻碍了大脑内的血液流通。
“心脏里有个穿孔?那不是很严重吗?”
“一般而言,并不会太严重,只要穿孔不是太大,”我说,“只要别让空气进入血管。”
她对我皱着眉毛,摇了摇头。
“胎儿的心室之间就有穿孔,这是为了让血液随着正确的方向流通。按理说,胎儿出生后,这些穿孔便会闭合,但是偶尔也有没有全部闭合的情况。假如穿孔很小且不位于关键部位,他便可以健健康康地度过一生,丝毫不受影响。这个穿孔也永远不会被人发现。”
“除非这人做了肝移植手术,”她说,“就像那家医疗中心的患者。”
“但是这里面的情况又有些不同,他们事先发现了那个穿孔。”
“怎么发现的?”
我解释说,在做移植手术之前,他们为那个病人做了全面的心脏评估,发现了那处小穿孔。不过,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穿孔只是说明你不能确定是否有气泡留存。”我说。接着我告诉她,另一家器官移植中心推测,假如在器官移植前,他们为患者治好那处穿孔,应该可以预防中风。
“马尔科姆呢?”她问,“他有这种穿孔吗?”
“从现在的结果看,有,”我说,“但是,我们事先并不知道”
这时玛丽注视着我,她的脸上已不是平时夜里从酒吧过来时的空洞表情,而是多了一种凝重。我本该对此有所警觉。
“也就是说,在为马尔科姆做手术前,你不知道他的心脏是否有穿孔。”她说。
“我就像我说的,这只是一种可能。但是中风的原因也可以有很多种。”
“但是你检查了他的情况,所有其他原因都解释不通。”
“是的,不过……”
“我直接问你吧!你们有没有事先检查马尔科姆的心脏?”
我解释说,马尔科姆已经超过了年龄限制。患者只有在这个年龄以下,我们才会考虑他们是否需要做全面的心脏评估。
“你现在后悔没有做这项检查吗?你们把这检查叫什么,超……”
“超声心动图。”
“对,就是这个。如果事先做了这项检查,发现他心脏穿孔的问题,你还会继续为他做肝移植吗?”
“很难说,”我说,“也许不会。”
“也许不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希望你们发现了那个穿孔,治好了那个穿孔。从你所说的来看,似乎那个穿孔才是唯一可能造成马尔科姆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你看看他,躺在这里,不能说话,也能不动,没有一点活人的样子。”
我站起来,拿起护士放在床边的病历本。我想看看记录在上面的数据,但是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和玛丽坐在一起,房间里传来气流从马尔科姆肺部进出的声音。我无法反驳玛丽的观点,我真希望自己事先能发现那个穿孔。我没有告诉玛丽,在那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分会场上,来自其他移植中心的外科医生做了会议报告。报告中,他提到了那个病例中风的原因。而我当时恰好是那个分会场的主持人。在问答环节,我甚至做了点评,我认为在肝移植手术前,我们应该为每个受体做超声心动图检查。但是,报告人和其他点评者认为,这样做是过犹不及。“这种情况毕竟罕见,”有人说,“我们要在成本和效果上制约平衡。”
“巴德,请你把真相告诉我,假如可以重头再来,你一定不会在没修复那个穿孔之前,为他做移植手术吧?”
“就我现在的感觉而言,是的。如果我事先知道他有穿孔,我不会做手术。我们事先本来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那个穿孔。”
之后,我与玛丽再也没有过其他的交谈。马尔科姆的身体开始迅速恢复,玛丽也就回家了。两个月后,我们把马尔科姆转到了他家附近的康复中心。
马尔科姆一直在家休养了大概一年时间。这时,我接到专业事务组律师的电话。律师在电话里问我一连串的问题:“你还记得马尔科姆吗?”“你还记得和他姐姐谈过话吗?”“你知道为了康复,马尔科姆花费巨大吗?”“你知道玛丽在密西西比是做律师的,她的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就来源于对医生的起诉吗?”
原告律师(后来玛丽回答他的问题时,她说我是“南方最卑鄙无耻的人”)将我列为案件的被告。他们也没有放过与马尔科姆的身体评估有关系的内科医生、护士,雇佣我们的大学,以及提供手术场所的医院。在经过多年的调查和证物证词的收集后,我们最终还是在法庭上相见了。
被要求出庭作证的前一天夜里,我乘飞机返回当地。第二天一早,我便来到法庭。马尔科姆和玛丽坐在长凳上,等人进来。我停住脚步,打了声招呼。这时我才意识到,马尔科姆从未真正认识过我。在手术几个月前,一位前同事为他做了最基本的检查,等我为他做手术时,马尔科姆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躺在手术台睡着了。医院把他转到康复中心时,他还没完全恢复意识。于是,我向他解释了一下我的身份,而玛丽则站在那里,低头看她的脚尖。马尔科姆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玛丽开始拿脚磕地面,接着又看了看手表。
在我作证期间,马尔科姆很少看我。每次我觉得玛丽在看我,转过脸与她对视时,便刚好看到她把视线转开。也许这是我的想象,也许这是我臆想出来的错觉,想让她感到愧疚。毕竟,我们一个是马尔科姆的姐姐,一个是马尔科姆的医生,曾经一起度过许多个夜晚,是互相信赖的战友。在证人席上,原告的代理律师先问了我几个问题,以便让陪审团对我和我的经历有所了解。接着,他进入了正题。
“那么,当戴尔女士问你,如果你事先知道她弟弟的心脏存在穿孔,你还会不会为他做肝移植手术时,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大概不会。”
“大概?”
“那天晚上,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而你……”
“而我的回答是,不会。”
“在马尔科姆的穿孔修复前,你是不会为他做移植手术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点点头。
“医生,我需要你回答出来。”
“对,当时我是这么说,但是我错在……”
“反对,法官大人……”
“……由于中风的几率非常小,所以……”
“反对,法官大人。以上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
“反对有效。”法官说。
法官请陪审团忽略我的评论。他告诉我,回答与问题相关的话。律师再次问我是否后悔自己做了移植手术时,我的辩护律师反对,说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法官让原告的代理律师换下一问题。
**********
我认为,马尔科姆并没有从诉讼中获得好处。我的辩护律师请来的专家认为,由于中风的几率极其罕见,考虑到成本原因,为每个器官移植候选人做超声心动检查并不可取。陪审团明显同意专家的观点,尽管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设计出更有效的方法,识别出有潜在中风可能的患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我们没有违反治疗标准。
马尔科姆在肝移植后,又活了很多年。甚至在我离开移植中心多年后,他还健在。他住在密西西比河湾沿岸,与玛丽离得很近。
有一年,在一次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大会上,我偶然遇到当年器官移植团队中的一位护士。她告诉我,马尔科姆的移植用药仍主要由他们负责管理。但是护士说,他们与马尔科姆的沟通主要通过玛丽进行,比如马尔科姆需要做化验,或者马尔科姆的用药有变化,这些问题通通与玛丽联系。
我很高兴,玛丽还在关心她的弟弟。马尔科姆的康复一直都不彻底,他离不开玛丽的支持。
但是,我希望我能了解更多。我最近常常会想,马尔科姆的感受如何?他快乐吗?他移植新肝脏后感觉开心吗?他能亲口把他的感受告诉我,还是必须通过玛丽来传达?
**********
一天晚上,我用谷歌搜索到马尔科姆的地址。我把地址输入谷歌地图,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开启了街景模式。那是一座小小的房子,像淡黄色的盒子一样。一个只停得下一辆车的车库开着门,房前的车道上停着一辆灰色的越野车,越野车的后车厢没有关,车子后保险杠右侧的水泥地上有两只空纸袋。街道对面,一位邻居正在用水管清洗房前的车道。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几颗瘦弱的小树下,横放着五六辆生锈的汽车。
这种感觉很奇怪,仿佛我在窥探他的生活。我也不确定我在寻找什么,我希望这些图片可以如实时画面一般鲜活,但事实和我的想象并不相同,它只是被冻结的时刻,它们也许是几周之前,几个月之前,甚至是几年之前的某个时刻。
几年后,马尔科姆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因为肾衰竭而过世。
我又用谷歌地图搜索了他的房子。现在,车库的门关着,马尔科姆的旧房子被粉刷一新。房前的车道空无一人,靠近街道的地方有几张摊平的报纸。隔壁屋子里的杂草全都枯死了,那些生锈的汽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停在胡桃树下的一辆红色的小型面包车。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是我们曾经更加亲密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们三个人互相陪伴,度过了许多个难熬的夜晚。现在,其中一人死了,而我对他的了解,竟然只是他邮筒上涂有常春藤叶子的图案。
[1]这个笑话缘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六世》。在西方国家,律师的典型形象是只有职业操守,没有道德良心,律师不关心事实,只想要赢钱,他们牙尖嘴利,满嘴谎话。所以对西方人而言, 500个处于律师这个可憎行业的成员死在海底,对世界正义与社会秩序的转变当然是个好的开始。
本文摘自《医生的告别——一位器官移植医师的沉思录》,中资海派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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