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现代文献史料卷帙浩繁，除了已经被整理出版的部分，还有大量私人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等史料存世，为其所在的历史时期，在宏观视角之外，添加了许多更私人化、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
日前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6辑，收录的正式这些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
6月23日，“近代士人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会议现场
整合收录近现代稀见文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由华师大中文系教授彭国忠与北京大学教授张剑、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平轮流主编，于2014年出版第一辑，至今共出版73种99册，旨在整合近现代即1840至1949年间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等文献，以期多层面、多角度展示出近现代中国波谲云诡时期的社会变迁。《丛刊》多次获得全国和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得到陈尚君、马忠文等著名学者的称赞。
最新出版的第6辑共收书15种：江标日记、高心夔日记、何宗逊日记、黄尊三日记、周腾虎日记、沈锡庆日记、潘钟瑞日记、吴云函札辑释、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稀见淮安史料四种、杨懋建集、叶恭绰全集、孙凤云集、贺又新张度诗文集、王东培笔记二种。
一代有一代的文献。复旦大学教授周兴陆介绍，明代以前，抄本、稿本很少能够保留到今天，而近现代非常可贵的是，还有大量的稿本和抄本，为公家图书馆和私人收藏，这些未刊刻出版的文献，是《丛刊》重点收录的内容。
“近现代有大量的日记保存于世，而且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删节的稿抄文字，可以说是一种原生态的文献，甚至日记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将来会出版。所以日记的作者，既具有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也有一些普通的读书人。比如第6辑收录的日记作者黄尊三，是一个大学或者是中学的老师；还有高心夔，在写日记的时候，是权臣肃顺府中的家庭教师，地位其实都不高。甚至有一些知书识礼的家庭妇女，也写日记，因为这些史料本身是最普通的，最生活化的，因此近现代的文史也就可以真正的把生活史和心史落实到实处。“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乃斌介绍了其中的部分：第六辑《叶恭绰文集》显示了他一生的努力，从清末、北洋政府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都在从事实际工作，办铁道邮政，为国家的富强而尽力。他的作品样式很多，有公文，有私著，都是记叙一段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
在去年出版的第五辑《庚子事变史料四种》中，宋廷模《京师日记录要》记述了庚子事变全过程，洋人进逼，教民仗势，乱民作乱，良民无奈，太后。皇帝无对策，自顾不暇，大官保自己要紧，小官在职疲于奔命，无力回天，为国为民操心担忧。
通过编撰整理《丛刊》，一些学者已经根据“第一手资料”做出进一步研究。如张剑通过整理《高心夔日记》发表了《高心夔自画像及其与湖湘诗派之关系》论文，认为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他与王闿运在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上都大异其趣，把他归入湖湘诗派是自汪国垣开始的一个误解”。
“这是修正近代文学知识点的例证。”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认为，“史料会说话”，越多的史料会申发越多的意见。目前对近现代的历史、文化、文学的发展变化，已经有了一个认知框架，但其中仍有修订空间，有尚不明确的地方。《丛刊》的编纂，客观上随着整理工作的推进，将会使过去的某些认知得到改变，认识得以完善。

第6辑共收书15种：江标日记、高心夔日记、何宗逊日记、黄尊三日记、周腾虎日记、沈锡庆日记、潘钟瑞日记、吴云函札辑释、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稀见淮安史料四种、杨懋建集、叶恭绰全集、孙凤云集、贺又新张度诗文集、王东培笔记二种。用零散材料串联起“近代士人的家国记忆”
“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近代的100余年是变化发展最快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把中国近代的百年比作一辆驶入一条弯道众多的高速路的快车，一次次转型就像不断地高速转弯，“当时的很多事快到我们根本来不及反映，甚至于来不及纪念，来不及回头就看它一眼已经过去了。”
孙中山形容当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这百余年，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年代，也是中国开始进入世界，进入西方视野的年代。曹旭认为近代史料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很多资料中，不仅有中国本身难解的东西聚集过来，还有国外的，增加了复杂性。”由此，在今天整理当年的史料，是一项困难但意义重大的工作。
董乃斌认为，这套丛刊集中研究近代士人的家国记忆和他们的生活图景，“使我国的近代史变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起来，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时代，丰富着，也校正着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
“中国近代走到现代跌跌撞撞有各种变化，有许多事情值得反思。”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觉得近现代史文献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视角，这也是其价值所在。特别在基本的对文献的叙述之中，《丛刊》可以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丛刊》中包含大量日记等史料，能够更准确地还原历史真实的场景。
这些详尽的个人叙述交织起来，形成的是一个时代的图景。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认为，即使不具体做这些人的研究，把这些史料作为“学术八卦”阅读也很有价值。在阅读这些一手史料中，学者有助于培养对当时一代人“虚”的感觉，由实入虚，建立起这种学术的直觉，才有助于“以虚御实”，开展具体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焄则提到，在文学研究之外，《丛刊》同样具有历史学研究的价值。目前单册看较为零散的史料，随着不断出版，组合起来相互之间彼此勾连，拼接出巨大图景，“如果保持这样的出版势头，在以后数十年当中这套书在文史学界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对史料的整理是“最好的保护”
中国的新现代史料浩如烟海，对《丛刊》选择辑录的史料，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探讨。
曹旭提出，目前《丛刊》每一辑中收录的史料种类较为庞杂随意，有的是日记，有的是函札，有的是全集，有的是诗文集……不够集中，“我觉得每一期都应该有一个相对的主题。”
严佐之则认为目前较为混杂的收录方式也有优势，不规定主题，就扩大了范围，“甚至不在目前范围之内的题材的文献，也可以收。”此外，如果按照一个主题去做，在史料选择上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有些名头不大的作者可能会被排除在外，但从史料价值来看，他们的记述价值并不低。
复旦大学教授傅杰也认为未详细分类的编辑方式反而会让人有“意外发现”，阅读这样的史料也是一种乐趣，“每一辑的书都是什么内容都有，从文集到日记到书画到笔记到年谱，每次都有我不知道的人，而且有些人（的经历交往）都可以串得起来。”
《丛刊》中，每种收录的史料都前有前言，部分后有索引。陈引驰对这种形式表示肯定，“特别是日记比较零散，没有索引看起来不方便。”他认为，索引对学术研究非常重要，有助于充分把握材料。而前言部分，有些是整理者依据这些一手资料，已经做出的学术成果。
“整理是最好的保护。”复旦大学教授周兴陆认为《丛刊》之所以珍贵，是由于收录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稿本和抄本，当前尚未得到影印、整理，或者是数据化，“比如《何宗逊日记》，就是由何氏的曾孙吴良帝先生收藏。子孙后代把祖辈的手泽保存在图书馆，或者作为传家宝代代守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公诸于世。这几位主编和整理者就是在做近现代文化遗产的守护和传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