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6年1月28日《贵州公报》上连载一篇《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的文章，曾业英据此认定此文系蔡锷所作。然而，大量史实证明，此文的作者是李根源，而非蔡锷。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六、从当时蔡、李之间关系看，蔡锷不可能是《总序》的作者

关于蔡锷与李根源之间的关系，曾文说：“《贵州公报》刊发《蔡松波先生〈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时，蔡锷、李根源二人都还健在，而且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致力于推翻‘洪宪’帝制的护国大业。蔡锷当时正率领护国第一军，于1916 年1月16 日离开云南昆明，经贵州威宁、毕节等地，向川南永宁进发。李根源则是蔡锷护国第一军的‘驻港专员’。李根源既然是蔡锷护国第一军的‘驻港专员’，说明两人此时存在正常的联系。”但是，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曾文上述蔡、李二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他们在1915年底蔡锷毅然决然地反袁护国之后的情况，而在此前的1913－1914年，即“二次革命”前后，蔡、李二人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

李根源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众所周知，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时任众议员兼国民党两院议员会主任的李根源积极参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掀起“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而主张建立强有力政府的蔡锷则坚决反对讨袁，主张维护国家统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国民党要人，李根源亦在其中，遂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而蔡锷则受袁世凯的重用，赴京任职。离滇之前，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曾就蔡锷离滇后云南重要人事安排问题征求蔡锷意见，蔡锷力挺唐继尧，并将李根源列入对立面：“滇中戍事极佳，以边防而论，西则顾旅长品珍治军，杨观察使晋治民；南则谢师长汝翼治军，刘使钧、吴使良桐治民；内部则有李师长鸿祈[祥]镇慑。其人皆稳健，绝未有暴烈分子掺杂其间，断不虞李根源辈之煽惑，亦非李根源辈所能运动，锷之去留，于滇局并无轻重。唐督（唐继尧）与川、桂两督感情素洽，且系滇籍，以之继任滇督，于西南数省联合对外计划，必能继续进行，并可得滇人之信任。”10月6日，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蔡锷在离滇赴京前夕不仅按袁世凯的命令，指令第一师师长李鸿祥、第二师师长谢汝翼严密防范李根源潜赴云南，而且特致电祝贺：“钧座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兆民攸赖，国家之光。敬祝民国万岁！共和万岁！”

张国淦(1876-1959)

由上可见，“二次革命”前后，李根源和蔡锷，一个是反袁派，一个是拥袁派。他们此时的关系由于政治观点的严重分歧，不再是同志的关系，而是对立的关系。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根源不可能与此时袁世凯的红人蔡锷有联系，更不可能请他为其反袁的作品作序；而此时的蔡锷也不可能与被袁世凯通缉的要犯有联系，更不可能如曾文所说“有为李根源所纂辑的 《中华民国宪法史案 》撰写序言的兴趣和意愿”。1915年底，由于蔡锷决定南下发动反袁护国起义，蔡、李二人由于志向一致才又走到了一起，再次成为一条战壕的战友。

所以，从蔡锷与李根源当时的关系来看，蔡锷绝不可能为《总序》的作者。（未完待续）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