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爱情是相互成就，是相辅相成，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
杨绛的第二部话剧《弄假成真》上演时，钱锺书前去观看。回家后，他对杨绛说：“我也要写。”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立刻表示了支持，还催他尽快写。钱锺书当时正在写《人·兽·鬼》中的短篇小说，抽不出时间写长篇。
杨绛便说：“不要紧，你可以减少授课钟点。家里的生活很节俭，还可以减少开支，更节省。”正巧家中的女用人要回乡，杨绛便没有再雇女用人，自己做“灶下婢”，洗衣、劈柴、烧火、做饭等，全部由生疏一点点地变得熟练。
日本人管控物资十分森严，许多必需的生活品和食物都相当匮乏。为了节省煤，杨绛学会了和泥，把炉子的灶膛搪得很细腻。有一次，煤场送来三百斤煤粉，杨绛像得到了珍宝一样。要知道，煤粉掺上煤灰做成煤饼，抵得上四五百斤煤球。她立刻找来一个高高的大盆，把煤粉、煤灰掺入水中，两条胳膊伸到盆中，做煤饼。婆母跟她一起做，她看到婆母不慎把煤泥蹭到了脸上，便痴笑个不停。婆母也并不生气，直叹钱锺书“痴人有痴福”。
嫁给钱锺书后，杨绛就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她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她认为钱锺书的才华更高。她愿意照顾好他，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苦一些、累一些，并不算什么。
《围城》的序言中，钱锺书是这样写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钱锺书于1944年动笔写《围城》，像序言所说，忧世伤生，多次想中止。他还忙着写《谈艺录》的后半部。杨绛在旁耐心鼓励，钱锺书才每天只写五百字左右，写完就给杨绛看。杨绛看完，笑，他也笑；杨绛大笑，他也大笑。有时，他们两人相对大笑。钱锺书陪杨绛大笑，是因为他知道杨绛因何而笑，也承认笑得不错。
《围城》的时代和场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但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比如开篇乘坐邮轮回国的场景，取材于钱锺书和杨绛从法国返回时的情景。方鸿渐去往三闾大学的旅途所见，素材来源于钱锺书去湖南蓝田的经历。有位新郎的白领圈被汗水浸泡得又黄又软，就是钱锺书当初结婚时的遭遇。而主角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具体的原型，大多是将很多人的特质综合在一起，加以虚构。
最让人惊叹的是《围城》的语言，钱锺书的文字运用出神入化。书中的比喻皆别出心裁，讽刺更是辛辣幽默，活生生一部现代版《儒林外史》。
小说的主题源于欧洲的两句谚语。一句是英国谚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另一句是法国谚语：“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后来，《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时，杨绛总结得更为精辟：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围城》揭示了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微妙的生存处境。正是在杨绛的全心照顾和鼓励下，钱锺书才完成了这部旷世名著。
钱锺书的友人曾对他说，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带着笑容了，因为他有一位绝好的妻子。是杨绛保全了钱锺书的淘气和天真。钱锺书也喜欢在友人面前夸赞杨绛，渐渐地就被认为有“誉妻癖”。
他写书，喜欢在扉页写上：“献给杨绛。”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扉页上，他曾写过这么一段浪漫的情话：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却说，那谈不上是对她的称赞，而是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她认为，夫妻间最重要的关系是朋友关系，夫妻应该是一生的朋友，即使不是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者是懂得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关系不能长久延续；夫妻而不够朋友，最后也会分道扬镳。
这些道理，对于现今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同样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很多年后，杨绛在读到一本外国传记时，看到这么几句话，就顺便读给钱锺书听：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锺书听后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说：“我也一样。”
爱情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越是艰难困苦，越能验出真心。但若不是发自内心地理解、支持和欣赏对方，真心也持续不了太长时间。
《围城》最初连载在《文艺月刊》杂志上，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它在收获好评的同时，也受到很多非议，有人说它是“香粉铺”和“活春宫”。
徐鸿宝老先生曾称赞钱锺书：“像钱锺书这样的人才，二三百年才出一个。”因才名远播，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多家单位邀请钱锺书前往就职。他曾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而郑振铎是中文总纂。暨南大学迁回上海后，钱锺书又应文学院院长刘大杰的聘请，兼任外文系教授。
杨绛也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英国小说课程。两人都有了固定收入，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也可以更好地照顾正在长身体的圆圆。
1949年的春天，钱锺书和杨绛终于抽出时间去杭州旅游，寄情于山水间。他们一同游览了灵隐寺、西泠印社、中山公园以及西湖上的一些景点，虽然只有短短四天，心情却很愉悦。这是他们走出苦难后的第一次结伴同游，幸福程度不亚于度蜜月。
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杨绛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她总觉得疲乏，体重每个月都在掉，也没什么精气神。钱锺书带她到医院检查，医生也查不出病因。
后来，上海解放了，清华大学的吴晗先生前来上海招聘。钱锺书心想，也许换个地方，杨绛的身体就会好转，便和杨绛一同应聘到母校的外文系教书。
一家三口踏着新气象，即将回到阔别很久的清华园。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世间始终你好：杨绛与钱锺书》，作者 林舟唱晚，联合读创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