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形状的皂盒》给了《上海文学》，编辑大人徐畅一如既往地认真，提出修改意见，跟我认真讨论，让我限期修改，改完了还不忘补刀：“写得没有《桔梗和毛莨》好，下一次该认真一点了。”《海龟形状的皂盒》是我很多年来一直想写的一个短篇，因为家里确实有个瓷做的海龟形状的皂盒，这时常提醒着我，上一次搬家把它给淘汰了，总觉得再不写就会彻底忘掉了。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男女，带着各自的妈妈去海岛上跟团旅游，当然，男人并没有把女人推下悬崖，他们在心理上做好了跳崖的准备，未来，希望，期待，每一个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悬崖确实存在，但路过它的人，一个也不会跳，他们会乖乖地回去继续生活，解决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做活着的奴隶并对诸多不便妥协。

《阿尔山》中女一号的原型是我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个充满生命力和热情的人，是个天生的诗人和艺术家，她总是感慨命运，她也确实遇到了很多突如其来的命运，但这又怎样，最不济，我们可以去阿尔山，阿尔山风景优美植被丰富物产多样，阿尔山比所有的人世更具体更温情更触手可及。她还有几分异族的神秘，这个角色跟我最喜爱的艾斯米亚达和卡门是一个系统的：充满活力、直接、热烈、丰富而难以驯服。

《青春》继《戒指》之后，要发表它，主编大人李樯说的是为了凑够两万字，技术流的理由。《戒指》是算我对日常现实主义写法的一个实验，所有不动声色的、烦琐日常的描写，直到最后才能发现这是一股暗涌，指向了终极真相的揭露：没有人不是带着伤痕累累的过往，再想方设法地给自己一口气续命的，没有人逃得过造物的法则而另外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规律。即便如此，这也是值得的冒险，即便冒的确实是险。

《戒指》写了很多很多年，一直放在电脑里烂着尾，重新拿出来修改的过程算是挺艰难的吧，过去的语言和现如今的，有所冲撞，从去年改到现在，可算完成了，此前憋的那股所谓的“暗涌式结尾”，落定，落地，铆钉一样嵌入皮子，铆钉须得一套，不是单面，不是单只。

重读了麦克劳德的短篇集子《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对这七个短篇的三四个，做了文本分析，他写得很慢，好像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放在应该的、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他确实是个文体家。

《浪漫小旗》之前被《花城》拒了，总觉得被拒稿和去应聘试用期没过一样，是个再正常没有的事情，于是再接再厉，投喂给了不熟悉的《南方文学》，在桂林，编辑部在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位年轻的编辑小敏跟我要小说，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了她。要知道这个出版社的桂林总部拒了我两个书稿呢，所以，在甲部门没过试用期不等于乙部门不要你，总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短篇叫作《长青酒店》，被《山花》拒了，还没找到下家。

《大益文学》倒是留用了《仅 你 可 见》接近一半篇幅的稿子，算是给了自己的一个交代。最终编辑部定性它为“书信体小说”，听起来比随笔略微高级一点点，不过，它也确实有随笔的属性。小说的元素在它身上确属片甲。

然后《新民周刊》已经刊发了《然后他们在对面接吻》，一个有点儿青春残酷气质的短篇...像是诗人们的生活纪念。作为一个烂尾楼小说作者，低频产出工作者，今年已经是破了例地高产了，还是托了烂尾的福，也许。

将11年那个篇幅仅有五六千字的《消失在折叠空间的村长君》改写成小中篇，两万五千字，这是以千计系列当中的短篇第一篇，新星出版社两位责编大人给了整个短篇集的修改意见，一个是要改写《消失在...》，另外一个是《她那么美》，后者正在进行中。在昆明参加大益文学院组织的签约活动，遇上《青年作家》的主编大人卢一萍坐在一边，笑而不言语地看着我，我就问他：“你这种表情很眼熟啊，所有的编辑大人找人约稿，都会笑而不语地看着作者一会儿。”这大概是国际通用的编辑约稿表情。于是回京后，把村长君细细地又改了一礼拜，给了他。总是把《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和《作家》混为一谈，这下知道了编辑部在成都，她这两年的崛起确实和主编大人是个资深的小说家，且随时随地十分敬业地找作者有很大的关系。

闲闲美代子婆婆系列给了骚客文艺的董啸大人，刊发了第一次，《悬崖上的石屋》，作曲家文山宗老师正好得到了美国的一个室内乐委越，她正致力于把它写成一个不知道几重奏，只记得乐器之一是大提琴。大提琴与脾气暴躁的婆婆还是挺具备互补性的，我们还合作了另外一个拿我的诗《镜中书》写的不知道几重奏，也是美国的委约，只记得乐器之一是琵琶，还有钢琴。

另外一位古典音乐领域的朱军老师，说他有个皮影剧演出团体，我觉得有个皮影戏版的闲闲美代子婆婆倒是挺有意思的。待他月底来京细谈吧。最近的工作就是如此，如果我能在年底之前翻译完《在路上》，才能有大块的时间继续写小说，把一整套河北教育的卡夫卡全集放在云南了，最近百爪挠心地想读一读，拿出来很久不用的kindle，打算用它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