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十年，中日两国之间丝毫看不出要大打一场的情形，不仅没有明火执仗，而且还沉浸于一段蜜月期。
1927年10月3日，日本神户有马温泉，来了一位中国新郎官。他就是此后掌握中国20年命运的蒋介石。
在这里，他拜访了未婚妻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倪女士当时住在神户有马温泉养病，蒋介石到日本后的第一任务就是探望倪桂珍，请她同意婚事。
倪女士在日本认了这个女婿。
10月23日，蒋介石到东京，陆续会见日本友人和政要。11月10日回到上海。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
有日本学者后来提到这门婚事，认为日本成就了蒋介石之美。也不算自夸。
蒋宋的蜜月可以说是从日本开始的。而用蜜月形容此时间段的中日关系，也是恰如其分。
此时日本，处于大正民主时期，奉行的是币原外交。国际形象良好，中日关系也非常良好。
什么是币原外交呢?
说来话长。 那需从一战后世界重新确立新秩序说起了。
1918年，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主要目的是“分赃”，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则是“立规”。幸运的是，中国作为战胜国，亦在参会之列。会议立了世界新秩序——以《华盛顿条约》为纲的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条约》主要包括三个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前两个条约与中国关系不大，最后那个《九国公约》直接与中国密切相关。《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围绕中国问题签订的。公约的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条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虽然这次会议中国没有实现完全废除对外不平等条约，也没取得日本那般的世界话语权，但在字面上却争得了平等，国际地位有了一定程度提高。
于是，随着《九国公约》的签订，中国外交进入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时期。
而此后日本的政局也向着有利中国的形势发展。
1918年9月，日本出现了首个民政内阁，即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第一个政党组阁，第一位平民首相。 那就是日本第 19 任首相——原敬。
他的内阁打破了日本历史上两个记录：
1、打破贵族执政历史，实现第一个“平民”首相。原敬出生藩士家臣之家，上学读书当记者、做外交官、创政友会。其入阁拜相经历，在当时足以震撼朝野。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有18任、9个首相，其出身无一是平民。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到桂太郎、西园寺，首相宝座一直由萨长两藩轮流做，不是军阀就是明治维新元老，真正由这些权贵集团外的“平民”组阁的，原敬是明治以来第一人。
2、打破藩阀政权，实现第一个政党内阁。他之前，内阁成员由首相任命，但不对选民和国会负责，只对天皇负责，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内阁成员不一定由国会多数党的成员担任。 而原敬组阁，其 13 名内阁成员，除了必须由军人出任的以外， 10 人都是他的政友会成员担任。 这在日本政治史上是第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取代了藩阀官僚政权。有人说他的组阁，标志着大正民主主义的实现。
原敬的“第一”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一战后日本国内环境、世界变化多方作用的结果。
在日本右翼分子眼里，原敬是个亲华派，关于对中国，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瓜分中国，荒谬之极”。这是庚子事变前，他在1899年的日记中留言。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政策流行两种论调：中国保全论和中国分割论。但在原敬看来，两种论调都是及其荒谬的。
对中国的策略，原敬说：“清国既不值得被视为敌人，也不值得被视为友而靠之”，如何对待？“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
对内，渐进民主。对外，友善外交。这就是原敬的政治主张。
可惜，平民首相不长命。原敬执政仅三年，就被激进的右翼分子暗杀。但他死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没有出现较大起伏，因为得益于一人出任外相。
他就是币原喜重郎。
币原喜重郎，1872年生人，大阪府人，上流社会出身。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之四女婿。与首相加藤高明是连襟。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浜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创造“币原外交”。
“币原外交”的宗旨是：对英美以协调取代对抗，对中国“不干涉内政”。
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席卷长江流域后，日本政府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了难得好日子。
以币原外交为开端，近代中日关系揭开了一段趋于平等、难得蜜月期。
可以想见，如果远敬和币原在台上，全面侵华战争打不起来。
然而，当时光进入三十年代，日本形式发生骤变。军人上台，民党退位。军人内阁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
20 年代末，全球爆发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转入危机，社会维稳困难。 百姓生活困苦，这个时候日本社会普遍把这些责任都怪罪在了文官政府的无能上。而 军人完全超脱在了现实的国内困难之外，经济危机不但没有降低日本军人在国民中的威信，相反让日本百姓更加崇拜他们，甚至在期待他们能出手拯救危机中的日本。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国际地位的质变 ， 带出日本军事人才的一个春天。 他们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此时被民众热捧的 他们，不再以富国强民为主旨，而是以对外扩张、称霸东方为目标。
由此，老道的“宪政精英”开始被后起的少壮“军国精英”取代。宪政日本向军国日本挺进。 当然，比之后来的激进派，此时军国精英还是稳征派居多。远眺一衣带水的大陆中国，力主徐徐图之。但少壮“军国精英”则不然， “大亚洲主义、八纮一宇、最终战争……，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将中国交给日本管理”之论，越来越盛。 带着有限的理性和无限的优越感征服欲，他们渐渐逼向共和襁褓中的近邻中国。七七事变、全面侵华，遂如离弦之箭，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