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次南巡取得了哪些成就,又为何每次都以江浙为重点?

乾隆皇帝在君临天下五十年之际,对六次南巡的重要性讲了这样一句话:“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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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平准定回之役,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南侵喀尔喀威胁大西北及京师的祸根,统一了准、回各部,拓疆二万余里,为保持西北、北方及青海、西藏的安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南巡与之相提并论,乾隆此语并无夸大的成分。

名为南巡,实为江浙二省,为何乾隆帝如此看重江浙呢?

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了一道重要的谕旨。在这道谕旨中,乾隆主要讲述了他南巡的原因:一是奉母游览名胜,省方问俗,二是考察官吏、河务、海防。

不过若是联系到当时的局势和六次南巡的具体情形,以及乾隆帝的个性来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其根本目的和愿望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为了创立和巩固“全盛之势”而出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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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次南巡,主要的目的地都是江浙,这里面也是大有说法的。江浙在清朝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大清的“财赋之区”。从历年征收的赋税来看,江浙田赋大约占到岁入的30%,盐课68%,漕粮64%。这些数据表明,江浙两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从顺治开科到乾隆时期,皇帝钦定的61名状元中,江浙出了51位,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无法相比的。

此外,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来巩固其统治。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巡幸江浙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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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取得了哪些成效?

乾隆皇帝效仿皇祖康熙帝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这六次的具体时间为:

第一次是从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离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返回畅春园;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发,四月二十六日回圆明园;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日;第五次是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

前四次是奉母前往,后两次为帝率臣巡幸。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宁、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加上了浙江的海宁县。六次所经之地、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现以第一次南巡为例,参举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评述。

其一,蠲免积欠钱粮

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谕蠲免江苏、安徽、浙江钱粮:“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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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蠲免的范围较大,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银三十万五千两全部蠲免,浙江因无积欠,特嘉奖本年应征地丁银三十万两,以示鼓励。同时,又免南巡所经的直隶、山东州县本年应征赋税的十之三,免山东欠粮九十七万余石。

其二,巡视河工

江浙屡遭特大洪灾,成千上万人葬身鱼腹,田园庐舍淹没,家产尽失。故乾隆视水灾为江浙大害,决心大兴河工,治灾谋利。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时,向导大臣努三、兆惠便奏称:“江南附近御路朱家闸之引河,洪泽湖之九里冈,清口之木龙、运河闸,高邮州之东堤、南关、车运坝及高家堰,共八处,均关运道民生,工程紧要,仰请亲临阅视”。(《清高宗实录》)

乾隆帝于第一次南巡期间,就直接处理了几件有关河工之事。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等奏称,高家堰汛内大坝、里坝等处工程,上年连日风雨,请拨银兴修,为乾隆允准。不仅如此,乾隆帝还亲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礼。其后又相继巡视了各处河工、海塘,予以了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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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召见和加恩江浙士绅

对于休致或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员,以及进献诗文之士人,乾隆帝皆予以厚待,或起用其官,或赐诗物嘉奖,或授予职衔。

第一次南巡时,浙江海宁人陈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废员起用为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乾隆六年擢升大学士(此人即野史中经常提及的乾隆帝生父,不可信之)。其后,陈世倌又因拟旨错误,被乾隆斥责“卑琐不称大学士”,交部议处,夺其职,返家闲住,第一次南巡期间赏还原衔。

期间,乾隆帝又对致仕的侍郎沈德潜加恩,照其原官赏给本俸,前来接驾的革职提督杨凯年力未衰,著加恩补授河北镇总兵。对接驾时参加考试考中举人的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等人,特赐内阁中书。

其四,检验军伍

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在苏州、嘉兴,三月在杭州、江宁皆数次阅兵,并赏赐官兵银米,他曾写过好几首关于阅兵的诗,其中一首是在江宁阅兵时所写:

建业开牙驻禁军,当年深意守惟勤。

安时要不忘危日,诘武宁当视具文。

八分旗色光耀旭,千行士气厉凌云。

方行禹迹无非事,大烈钦承勗绍闻。(《重刊江宁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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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移风易俗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江苏奢靡之风下谕说:

……惟年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而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其尚励乃实心,以行实政,无忝教养斯民之任。”(《清高宗实录》)

另外,乾隆帝南巡还有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视察江宁机房(隶属织造府),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书院,游览报恩寺、雨花台、灵谷寺、虎丘、西湖等名胜古迹等。

通过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风民情,兴修河工,蠲免赋税,革弊兴利,宣扬圣恩,争取江南士绅,对安定江浙,发展生产,创造“全盛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六次出巡,大量人员来去奔波,上万匹马,上千只船,每次历时四五个月,这项“大差”也确实花掉了大量的银两,同时也滋扰了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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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乾隆帝先后几十次下谕,讲述一切费用动用帑银,禁止骚扰地方,力求俭朴,不许奢侈。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随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拼命巴结,竞奢华,比阔绰,使六下江南之举,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民间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比如,乾隆前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换小船之前,都是乘坐御舟“安福舻”,还有翔凤艇作为备用,其豪华程度已经十分惊人了。而两淮盐政伊龄阿却令盐商花银数十万两制宝连航御舟,供乾隆帝乘坐。仅从乾隆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商便孝敬四百六十余万两,供乾隆南巡差用。

据档案《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帝巡幸扬州,曾先后集资修建了高桥、香阜寺、天宁寺、迎恩桥、虹桥、莲花桥、万松亭、平山堂、宝塔寺、高旻寺、锦春园等,宫殿楼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间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并购置其中陈设景物,使扬州市容、风气大变,更加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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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晚年时曾亲撰了《南巡记》一文,在里面总结性的叙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南巡的作用还是十分肯定的。只不过,在后人眼中看来,南巡不过是他为一己私欲,靡费国帑之举。因此,在看待乾隆南巡这件事上,应该要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出发,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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