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瀚
来源=2019年6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0年6月13日，比利时提前举行大选，但因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选票，之前4月份莱特姆内阁集体辞职后至此还是未能产生新政府；长期持续的北部荷语区与南部法语区分歧僵局未能开解，这一状态直到2011年12月6日因国王任命法语社会党主席埃利奥·迪吕波为首相的新内阁宣誓成立才告结束。比利时政府这一难产时间长达540天，成为迄今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比利时的这一案例，一方面说明了经过长期民主实践的国家已经具备高度的社会自治能力，即使没有政府，有个维持底线秩序的看守政府，日子也能基本正常地过下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主政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并且遭遇国家能力质疑，由于选举制度本身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它不但无法解决问题，甚至还增加了许多问题。正是在这一本国与全球民主低潮的背景下，比利时非虚构作家达维德•范雷布鲁克（David Van Reybrouck）《反对选举》一书（2013年荷文版，2016年英文版，2018年中文版，以下引述内容均出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甘欢翻译的中译版）的出现可谓正当其时。
《反对选举》的内容不能仅按书名这四个字来想当然（荷文版、英文版书名都是“反对选举”），范雷布鲁克诊断性总结了当前欧美民主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冠以“民主疲劳综合征”之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之道。由于选举是民主政治中出问题的源头，作者认为，选举是一种不完整的民主政治，这种不完整导致了政治错误，弥补它的方法是加入抽签元素，通过精心的制度设计，以达成真正的平等分享政治权力。
根据作者的说法，“民主疲劳综合征”有下述临床症状：
一．合法性危机，表现为1.投票率严重下滑，大量选民弃票；2.选民立场脆弱，投票时“越来越不稳重谨慎”；3.“政党成员越来越少”——作者提供的一个数据“在欧盟成员中，仅有4.65%的选民仍是党派人士”，这个数据确实令人震惊。
二．效率危机，表现为1.政府越来越难产，组建政府所需要的协商时间越来越长，意大利、希腊、比利时、荷兰都出现过这种情况；2.“政党不得不承受越来越严重的攻击”；3.“政府效率越来越低下”，因为当前的议会政治往往导致事无巨细没完没了地扯皮却无法做出决策，作者说“今天的权力等级就是一道梯子，上面挤满了互相谩骂之人”。
作者接着对上述症状进行诊断，就“民主疲劳综合征”得出以下四个政治病理学结论，前三个结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诊断，第四个诊断则是作者自己的一个新诊断。
政客的过错：民粹主义
虽然作者认为民粹主义本身是提高民主合法性的方法之一，但民粹主义政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市场份额，千方百计迎合人们对民主的不满，开出各种天价的空头支票，他们试图仅仅依靠“换血”来治愈“民主疲劳综合征”是徒劳的，不但没能解决民主存在的问题，还加剧了问题。
民主的过错：专家治国
作者认为，技术专家治国是民主政治无可回避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在民主政治刚开始运行时，效率比合法性更为重要，但政治并不仅仅是管理国家，到了一定阶段，以技术专家为基本特征的精英统治必然会面临与人民协商的阶段，而协商如何展开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但技术专家治国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代议民主制的过错：直接民主
由于“民主疲劳综合征”，欧美各国都出现了人民上街游行、抗议甚至占领运动，提出各种民主新概念，比如“新民主”、“深度民主”、“横向民主”、“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共识民主”等，他们反对选举、反对政党、反对领导、否定议会、否定议员，希望更直接的民主，但没能提出新的具体主张，他们只是反对。作者担忧，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过度的民主会带来极权。
选举代议民主制的过错：一种新的诊断
作者认为前面三项诊断都是不足为奇的常识，但都没有能够将病根讲清楚，作者认为，“民主疲劳综合征”的病根“并不在于代议民主制，而是它的一种特殊变体——选举代议民主制，即一种通过选举产生公民代表的民主制度。”作者认为，选举代议民主制导致了“选举原教旨主义”，“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当讨论民主时，选举是必要且基本的前提条件。‘选举原教旨主义’们并不把选举看作一种参与民主的方法，而是将其当做终点，认为它是一种拥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价值的神圣教义。”作者批评说，“我们的船桨越来越短。民主变得脆弱不堪，落入二战以来的谷底。如果我们不严加警惕，民主制就会逐渐变为选举独裁者。”
作者对选举的上述批判，其实并没有那么振聋发聩，因为选举引起的诸多弊病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已经显而易见：无差别地赋予所有成年人相同的投票权是正确的民主吗？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中设置民事责任年龄的规范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政治领域吗？人们用自己超短距离的手臂可以撬动一个超大半径的公共事务吗？竞争式选举带来的选举过程中人们获取政治资源方面的马太效应是合理的吗？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保证无资格差别的选民们既懂政治又负责地无记名投票？投票制度必然导致规模不断扩张的福利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国家债务谁来买单？……这些问题虽然早已被许多政治学家讨论，但很少人会去质疑选举制本身——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神主牌，质疑它，尤其是如果提不出替代方案，几乎会被视为反民主。
作者的这一诊断很到位，随后他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直到近代的民主政治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比较，认为选举制是近代以来才被视为民主机制，而古代时却是被视为寡头制的，在古代只有抽签制才被视为民主制，因为抽签制才能确保政治平等从而避免寡头化。
顺着历史的比较分析，作者因此提出一种新的民主机制，即前些年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尝试的所谓“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美国政治学家菲什金1988年率先提出的，具体做法是，在两周内从美国各地召集1500位公民以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所有总统候选人，请这些公民听取总统候选人们的工作计划，并且参与探讨，未能参加堂议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直播跟进参与。菲什金方案引人注目的是，这1500名公民是通过抽签产生，并且选中后可以获得一笔酬金，这是非常典型的雅典模式。由于1500人和两周时间会带来食宿安排等的麻烦，菲什金对自己的方案又进行了改造，人数减为600，时间只有一周，并且在1996年克林顿胜选的那一年开始实验。该活动获得了社会各界很大支持，并且得到了400万美元的社会资助，但这一民主实验还是遭到了广泛的反对。菲什金并没有泄气，他让参与者分别填写参与前、参与中、参与后问卷，测评观点的变化。测评结果是惊人的，因为参与者的参与前后政治观点变化极大，许多公民在参与后的政治行为能力大大提高。这次实验和测评充分证明，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普通公民可以娴熟地参与严肃的政治活动，全面的公民自治并非完全不可能。菲什金因此认为，这种协商民主可以替代之前那种“被民调、政治措辞摘录和标语主导的大众民主”，建立能够获得并且参与解决真问题的民主制度。
虽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各方推进，协商民主目前在欧美依然处于菲什金的简单模式，并且主要运用于一些十分具体的单件公共事务处理，虽然取得的效果很好，而且少数国家使用抽签式选拔公民代表来讨论选举法的改革问题，但总体而言，它尚不具备全面运用并且全面改革民主制的条件。不仅如此，有些自身协商民主效果不错的试验却被其他制度否决，例如加拿大和荷兰就有过协商民主产生的决议被全民公投否决的失败案例（在我看来目前全球盛行的全民公投就是个荒谬的制度，理应废除，本文囿于主题无法展开）。
《反对选举》
（比利时） 达维德•范雷布鲁克 / 著
甘欢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7月
作者因此提出告诫，认为民主改革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其中包括：1.公投公民与协商参与者的观点差异；2.协商民主讨论会是临时机构，缺乏常设机构的权威与合法性；3.协商民主讨论会与政党政治存在利益冲突，引发政党反感，协商民主讨论会的结果通常会被弃置；4.有些媒体会极度反对协商民主讨论会；5.公民讨论会的经费主要用于内部运转，不做推广，难以引发广泛关注；6.公投是说“不”者的天下，对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正面价值。
在探讨了加拿大、荷兰、愛尔兰、和冰岛的案例之后，作者提出，虽然协商民主目前尚未受到普遍的关注，在有些地方甚至还遭受敌意，但已有的相关民主改革实践有成有败，且无论结果如何，都有引人入胜之处。作者认为，抽签模式的民主改革适用于创立新的立法机构，并且提出五点需要注意的问题：1.抽签不仅适合小国，也适合大国；2.抽签产生的议员任期不宜过长，且应当有不薄的报酬；3.经抽签产生的公民政治能力参差不齐问题应由相应的培训机构和专家们解决；4.选举机构和抽签机构应当相互合作，互相补充；5.抽签只能适用一个立法机构。
作者认为，当代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公民发表政治意见的障碍已经基本消除，政府不应该不信任公民们，应该与他们愉快相处，邀请他们一起参与政治活动。基于这些原因以及之前关于各国协商民主实践的述评，作者提出双代表制主张。作者认为，“再次采用抽签可以挽救民主制于全面危机之中。和选举一样，抽签并非灵丹妙药，也不是完美的药方，但它可以矫正现行制度中的部分缺陷。”“在现在这个阶段，不将立法权全部交给选举产生的公民，而是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给抽签挑选的公民，这是理智的。”作者反问道，如果刑事司法制度上可以实行抽签（作者是指陪审团制度），为什么立法就不可以呢？
对于抽签产生的代表的政治能力问题——这通常是人们集中质疑的问题，作者反复辩护说，一是选举产生的代表也未必都能力很强，二是抽签代表并不孤军作业，他们可以有专家的帮助、咨询机构的协助，还有选举产生的代表的合作。作者认为，双代表制可以有效地避免商业媒体、社交媒体对代表权的过度干预，因为抽签产生的代表无需讨好选民，他们只需要认真对待问题，从而让政治活动回归冷静理智，而不是歇斯底里。虽然作者甚至大胆预测，如果双代表制运行得好，将来或许可以全面实行抽签制，而将选举制彻底废除，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是双代表制最合适，作者并且认为比利时不妨率先采取这一制度。
《反对选举》翻译成中文，只有区区十万字，但就在这十万字里，范雷布鲁克对选举制的缺陷，不仅进行了逻辑论证，也搜罗了大量数据支持其结论。这本书并且十分完整地陈述了作者的观点，从选举制的缺陷到历史上民主制的样态，直到最近几十年全球民主国家所进行的民主改革努力，以及最后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具体制度去应对现实危机，以进一步完善民主制。抽签、选举双代表立法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从逻辑和实践中都得到相当程度与深度的证明，完全可以成为未来民主制的一个改革选项。毕竟“民主疲劳综合征”问题不仅引发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普遍困惑，也在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巩固的道路上并发各种政治疾病，轻则导致无数政治乱象，重则民主政治直接崩溃。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政权尚不稳定的国家，选举会助长暴力、种族矛盾、犯罪、腐败等，但这无关紧要。选举未必能促进民主，甚至有可能限制或摧毁民主，但人们为了方便起见，也往往对这一点视而不见。我们坚称，不管选举有多大的连带损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该走向投票站。‘选举原教旨主义’就是新一轮的全球性福音运动，选举是这种新宗教的圣事，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在这一仪式中，形式比内容更加重要。”这正是新兴民主国家以及正在处于转型边缘的那些威权国家都应当注意的问题，因为这是长期缺乏民主的威权国家最易患、也非常危险的“民主饥渴症”症状。
“民主疲劳综合征”往往会成为“民主饥渴症”的并发症。从1933年德国魏玛共和国崩溃、1966年尼日利亚民主崩溃、1973年智利民主崩溃等大量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选举制内在缺陷带来的民主巩固乏力问题。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其绝对比例代表制难脱干系已是比较政治学界的无异议共识；智利1973年民主崩溃的案例更能说明问题，智利如果不是之前几度修改选举法，将原有对选民教育程度之类的限制条件悉数取消，萨尔瓦多·阿连德就未必能当选总统，不实行激进的全面国有化政策，他的政府未必会被推翻。而之前，智利实行民主制已有150年之久，选举法的修改导致了选民结构的根本变化，给予了原先没有选举权的人们以过分的民主期待——饥饿太久的人最危险的一件事就是暴饮暴食，选举的极端民粹性蜕变导致了民主的死亡。
“民主饥渴症”通常伴随着“选举原教旨主义”，而在“威权后遗症”的原政治机体上，新兴民主国家接下来马上就会面临“民主疲劳综合征”，如果无法扭转乾坤，那就会一路走向民主崩溃。
范雷布鲁克的双代表制或许会是疗救上述各种民主不足疾病一剂不错的新药，甚至对新兴民主国家可能更重要，毕竟新兴民主国家倘若540天都未能组建政府通常已经民主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