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湘江战役纪念公园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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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酝酿和准备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险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闹翻了。李德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就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有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李德博古（绘画作品）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就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已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不久,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分参加了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遵义会议旧址
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同志,他作了一个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是批评博古的,因此被后人称为“反报告”。
遵义会议（油画）
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发言。像通常一样,他总是慢慢地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他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遵义会议会议室。新华社发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他同志也大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1934年6月,他还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推销李德的那一套；行动上他也是积极执行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主张。所以,他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大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门口,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我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前后共开了三四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我印象是在1月15日左右。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不准确,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做出来。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由中央正式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接着,又在随后的战斗行军中,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负责人,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1985年1月,伍修权(右)在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会场外与童小鹏(左)合影
“群龙得首自腾翔”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远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人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胜利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严重错误,但他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
1985年1月,伍修权在遵义会议做翻译时曾坐过的位置上留影。
本文系祖国网摘自《伍修权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原文有调整。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