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樊圻 柳村渔乐图卷 绢本设色 全卷纵二八·六厘米 横一六七·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先生的书画鉴藏始于爱好。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说，「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这对于一个从小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成长起来的富家子弟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在收到喜爱的书画后，「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因喜爱而收藏，因收藏得以与古人神交，体会天地浓缩于咫尺、人物浮现于晷刻的乐趣，文物以形象化的视觉体验令收藏者对诗词、书法、绘画、印章等艺术门类融会贯通，进而胸中涤荡，心旷神怡。古往今来，这种精神层面的愉悦令多少鉴藏家醉心于此，乐此不疲。这不可不说是古书画的魅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
清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卷 绢本设色 纵三六·七厘米 横八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仅限于此，张伯驹先生与历史上多数鉴藏家别无二致，也不会得到后世那么高的评价。其品格和贡献，主要在于他将个人收藏提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反帝反封建、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成为有识之士的奋斗目标。对于文化艺术界人士来说，守护中华瑰宝、延续中华文脉就是他们的崇高使命。
清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卷 卷尾题跋
张伯驹先生的乡土观念很重。他生于河南项城县秣陵镇阎楼村，虽少年即已离家，但一生乡音未改，而且他的诗文书画落款，一直沿用「中州张伯驹」。他还请陈半丁为其制印，文曰「重瞳乡人」，盖取舜和项羽皆重瞳子，而「两重瞳皆与吾邑有关……此印余不轻用，只于题画作诗时偶用之」 。
清 吴历 兴福庵感旧图卷 卷尾题跋
从乡土观念生发出来的民族大义，结合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使得张伯驹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他看重古书画的「世传有绪」——国宝流出国外，失去了中华大地的根基，就丧失了「世传有绪」的意义。自一九四八年十月起，他在《新民晚报》副刊《造型》上连载《故宫散佚书画见闻录》，最后一篇「结论」中写道：「则书画之保存研究，似非小道，或谓为玩物丧志，或谓为作烟云过眼观，是皆懦夫市侩之语，谬哉！」针对当时很多文物外流，他痛心疾首，曾评价说：「约在民国十五至十七年间，日本在东京举行《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宋元书画价值遂重，而流出者亦渐多。综清末民初鉴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藏家，功罪各半矣。」
元 钱选 山居图卷 纸本设色 纵二六·五厘米 横一一一·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元 钱选 山居图卷 局部
他认为，古书画在国内藏家间流动，「楚弓楚得」是正常的，但流出国外就是罪过了。谈到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未像「梁楷卷」一样在溥仪的授意下被陈宝琛经手卖到日本，张伯驹先生感慨地说，此图「未于刘（可超）手流出国外，诚为幸事」。据章诒和记载，张伯驹曾对章伯钧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元 钱选 山居图卷 局部
为保珍贵的古书画不致外流，张伯驹先生在购入之后，极少再次转手。他花四万元购入《平复帖》后，「时白坚甫闻之，亦欲得此帖转售日人，则二十万价殊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他在售房购入《游春图》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而卷已归余有」。言语之间，颇显坚定与自豪。
晋 陆机 平复帖卷 纸本草书 纵二三·八厘米 横二〇·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相比于《游春图》「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虽售房收蓄，还有人「訾笑」，但他不为所动，「不悔」。他认为，《游春图》犹如「鲁殿仅存之国珍」，他不果断购藏，其定「已不在国内矣」。从《平复帖》和《游春图》的购藏过程来看，张伯驹先生在当时购藏珍贵书画的出发点，是出于文物自身流传有绪的考量。同时，他认为由故宫博物院收归是这些书画最好的归宿。他曾谏言故宫博物院：「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
隋 展子虔 游春图卷 绢本设色 纵四三厘米 横八〇·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中年之后，先生「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但为避免文物「流出国外」，即使「鬻物举债」甚至变卖房产也要收购一些珍贵的文物，其他人出高价也不卖出，说明其收藏不以牟利为目的。日军侵华，北京沦陷，先生「携眷入秦。帖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言语之间，透露出一位视国宝为生命的大收藏家的至高品格，体现出张伯驹先生对于书画珍品和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这些行为都是在他民族主义的观念下进行的，是他收藏书画的重要动机。
大家之格——烟云过眼与化私为公
中国历史上的书画收藏家不少，如项元汴、高士奇、安岐、梁清标等，但其藏品能够「子孙永保」者甚为罕见。张伯驹先生对清末民初的几位北京书画收藏家更为熟悉，如完颜景贤「精鉴赏，所见甚广」，著《三虞堂书画目》，共录有百四十六件，「多系珍品名迹」。但「景氏故后，遗物散失殆尽」，或流于日本，或流于国内收藏家之手。著名鉴藏家杨荫北收藏颇丰，但「晚年窘困，全部陆续让出」。另一鉴藏家关伯珩在收藏书画方面亦颇具魄力，但关氏故后，所藏亦陆续让出。
王冕《墨梅图》
张伯驹先生对此感慨良多，自言曰：「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这就是先生收藏的最大动力，也是他花费巨资，甚至变卖房产也在所不惜的魄力之源。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为保存中华文化而藏，张伯驹身上体现的崇高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在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尤其是在经历了上海被人绑架勒索和携带珍品跋涉入陕之后，藏品虽万幸未受损失，但也让张伯驹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促使他更紧迫地思考自己藏品的归宿问题。
清 禹之鼎 纳兰性德小像轴 纸本设色 纵五九·五厘米 横三六·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新中国建立后，张伯驹先生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在国民党时期，曾对家人潘素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府修明之政府，应不以自私，捐归公有。」一九五六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所藏的八件顶级法书珍品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颁发了褒奖状。曾经「烟云过眼」的藏品得到了最好的归宿，也达到了张伯驹「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愿望，他也终于可以释然：「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这八件法书后来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赠送毛泽东主席的李白《上阳台帖》后来也转赠故宫博物院。如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张伯驹鉴藏的书画共二十一件，他还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院数十件书画，这些历代书画精品均已成为国家的重要财产，保留着中华文脉，延续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唐 李白 上阳台帖卷 纸本草书 纵二八·五厘米 横三八·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内容节选自《紫禁城》2018年3月刊《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 为保存中华文化而藏——张伯驹的大家之道》，作者郝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