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红利时代已经悄然退去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于供给结构的多样性和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带来的，这也是中国本轮经济下行的本质原因。

中国用70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国家过去300年的工业化进程，而这些工业产业则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

比如纺织工业、服装工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钢铁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石油、化工等行业。

中国成功复制三次工业革命之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趋于成熟、老化。

所以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8年的经济下行，原因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性结构的变化。

2010年以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开始由升转降，服务业份额开始上升，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汽车等产业，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依靠低廉成本优势赚取微薄加工利润的纺织、服装、家电等产业，都进入了供给老化阶段。

这些供给老化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使得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下行趋势。

2016年以来，老供给已经逐步出清，设备更新换代、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提升、相关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部分上游企业盈利改善等都是积极的微观信号。

但行政去产能造成的供给出清只能使得供给老化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再明显，在供给结构老化背景下，新的上升周期并不取决于老供给的出清，而是取决于新供给扩张。

在物质产品越来越丰裕的时代，石油、煤炭等深层资源加工出来的日常用品的供给远超过了基本需求量，物质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会逐渐变小，钢铁、煤炭等老供给无法再创造出等量的新需求。

即使没有严控产能的政策，老化产业在出清以后，也不具备大规模扩产、投资大幅增加的市场基础。即使出现短期产能反弹，也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

如果用传统经济周期的思路，认为过剩产能出清进入尾声，就会有大量新产能释放，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新周期的起点位置的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新特点——供给结构老化，导致对于经济的预测过于乐观。

无论是以存货为主要考察指标的基钦周期（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种理论），还是以设备投资为主要变量的朱格拉周期（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而提出的理论），其前提假设都是存货下降后，一定会回到前期历史均值；设备老化后，一定会带来新设备的投资。

但去产能政策和环保政策背景下的过剩产能出清，虽然带来了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的提升，以及相关大宗商品和化工原料价格的上涨，但是不一定带来投资的大幅增加。

政策背景、背后的驱动因素、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使得用历史的统计规律来预测当前的新周期的做法未必正确。

当然，如果把目光放在投资减速、消费低迷、出口乏力上，忽略了供给结构积极的变化，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得出过于悲观的结论。

因为关于三大需求的分析其实隐含了供给条件不变的假设，从需求出发来预测需求，可能忽略了现实中供给侧动态的积极变化。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需求由供给创造，预测需求未来的变化要看一个经济的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

从中长期看来，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在两种情况下会发生变化。

第一种，当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时，带来的供给条件改变。

比如技术创新。在乔布斯创造出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0——苹果智能手机用新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

在钢铁、煤炭等这样的供给老化的领域，一个单位的老供给只能创造出1/N单位需求，而像阿里巴巴、微信、网约车这样的供给扩张领域，一个单位的新供给却能够创造出N倍的需求。

第二种，通过供给侧改革解放生产力时，也会带来供给条件的改变。

供给侧的五大生产要素——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方式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并通过解除要素的制度性供给抑制，降低上述五大要素的供给成本，提高要素的供给效率，也可以“释放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当考虑上述两个供给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时，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经济理论）从三大需求出发的预测框架就不一定正确了。

中国这一轮经济周期，既不同于工业社会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而是工业社会后期的“供给老化型经济下行”，增速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结构老化，所以扭转经济下行的方法和出路必然也与之前有所不同。

二、软财富的新源泉

正在到来的新时代和工业时代，在财富源泉和财富创造方式上又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个新时代，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再也不是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来加工地球资源，而是主要通过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文化经济、金融经济、服务经济来创造财富，所有这些经济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财富的源泉不再是地球的物质资源，而是人的创造性思维。

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主要价值来源的时代，就是软价值时代。

于是我们看到，“得到”的知识付费业务、漫威电影宇宙的系列大片、网络视频流量的快速增长、5G行业的投资热潮，以及电动汽车在全球不断增长的销量，都在昭示着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这些不以消耗自然资源，或者只消耗很少量自然资源，而以人类的创造性思维为主要价值源泉的产业，创造的价值就是软价值，这样的产业就是软产业。

一首歌、一幅画、一本书、一场演讲、一个论坛、一个互联网的网站、一个手机APP、一个金融产品……所有这类产品的价值源泉是人的创造性思维，满足的是人们永无止境的精神需求。

进入软产业、软价值、软财富时代以后，创造财富的方式永远地摆脱了自然资源的限制。

三、如何打造创造新红利的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淡化GDP考核之后，地方政府如何找准角色，创造性地落实中央的政策和部署，保持经济在合理运行区间，又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扰，营商环境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以提升和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地方政府的发力点，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因地制宜，补齐硬环境短板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是企业投资选址的基础考量因素。

生态环境方面，各地方政府在进一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的选择，依靠更加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争取空气质量、水污染治理等相关指标早日实现趋势性好转。

基础设施方面，机场、铁路、桥梁等设施建设，是市场实现物理联通，货物实现远距离销售的重要条件。

如果铁路运力不足、电力供应紧缺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则会制约大部分工业产业的发展。

各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对于西部省份要继续补齐传统基础设施短板，为发挥后发优势打好硬基础；而对于相对发达省份，则需加强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和信息交互成本，更好地支持知识、文化、信息、金融等软产业的后续发展。

2.精准施策，提升软环境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结果显示，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各省市的硬环境差距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分差逐渐缩小，但软环境的差距仍然较大。

从与经济相关性来看，软环境的相关性也明显高于硬环境，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是营商环境改善的最重要突破口。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优化营商环境“软硬环境都重要，硬环境要继续改善，更要在软环境建设上不断有新突破，让企业和群众更多受益”。

在工业社会后期，相较于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等硬环境而言，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人才环境、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软环境，是创新、创业者成长和发挥才干的必要条件，也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生长繁荣的基本土壤，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改善软环境，不能依赖大规模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发展短视化，以时间换空间；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劳政劳民却起不到预期的效果；也并非停留在“发文件”“喊口号”的层面。

而是需要在对本地软环境进行全面、客观、科学评估之后，针对地方软环境的短板，充分挖掘技术创新环境、金融环境、人才环境、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方面的潜力和亮点，精准施策，动“奶酪”、啃“硬骨头”。

3.改善政策环境，提升营商便利度

营商环境是为企业服务的，优化营商环境需要直面企业的关切点，让企业在创业投资、生产经营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近年来，很多行政性垄断领域已经降低了准入门槛，逐渐向民营企业开放，但在民营企业进入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要么到处碰壁，要么被迫退出，要么虽然进入项目招标流程，但却又被一些特殊条款拒之门外等等。

企业往往不是被公开的政策规则拒之门外，而是因为政策不明确、存在灰色地带望而却步。同时，企业在经营中遇到过多的评比、检查、收费甚至吃拿卡要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另外，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扩大化、一刀切的做法，也是对政策环境的严重破坏。以环保为例，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环保要求一次性大幅提升，对于企业而言，升级改造需要时间。

但个别地方政府在环保政策的落实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出现了“一刀切”的情况，没有给企业进行环保改造的宽限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各地方政府与其将很大精力用于对外争夺具体的新产业项目，不如刀刃向内改自己，改善本地的政策环境。

第一，提升政策透明度。

通过落实政府的权力清单，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推进执行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的政策决策和管理机制。

第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细化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减少人为裁量权，对于满足条件的企业一视同仁，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地。

第三，从企业开办、投资、贸易、退出的全流程出发，提升营商便利度。

比如在企业的开办过程中，尽量简化中间程序和材料报送流程，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让企业感受到便利；优化安全生产等监管流程，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提高政府数据互联互通水平，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收费，降低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等等。

4.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企业最好的定心丸

法治社会是良好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基础和最有力的保障。

建立全社会守法共识，保护公民和企业合法财产权益，是建设法治营商环境的起点，也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对于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提升企业投资的意愿和积极性。

在立法层面，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及时回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新情况新问题，避免法律留白或法律过时的问题；在执法层面，杜绝执法不严和选择性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在司法层面，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优化调解、仲裁、诉讼等侵权和纠纷处理机制。

通过依法依规行政提高政策可预期程度，也是建设法治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当前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地方政府不尊重契约，拖欠企业款项；政策朝令夕改，招商承诺不予兑现，追讨以往的税费减免；甚至以“新官不理旧账”为由，拒不承担政府债务等违法违规行政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企业和公民的财产权和契约的执行无法得到保证，政府的行为也缺少法律约束，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经营中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也恰恰是企业家最担心的。

优化营商环境首先要建立法治营商环境，给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预期。

5.全面、客观、科学评估营商环境，补短板精准施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呢？

以提升和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之一，既能够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又是不过度干预市场的最佳切入点。

国内外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的时候，常常因为缺少对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全面评估，而在实际决策中受到经验、特殊事件或片面报道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决策，误导了投资。

全面客观的地区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有利于让企业的投资选择回归理性。由独立研究机构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价，既可以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比政府自己作出的评价结果具有更大的使用弹性，不会造成“一刀切”、形式主义等问题。

本文摘自《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