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突破的，“包产到户”是从安徽开始，安徽的“包产到户”从1978年开始。

1978年，江淮大地上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从开春到秋季直至立冬，没下过一场透雨。安徽，是这场旱情的重灾区。旱情没来之前，安徽就是全国有名的“叫花子省”，这场旱情无疑是雪上加霜，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勉强维持温饱。

然而就是这场天灾，却触发了中国农村改革一个重要里程碑的诞生，这就是包产到户。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以安徽为发端的这场农村改革，最终改变了中国，让中国农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旱灾催生的改革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曾使中国农民在劳动和分配上都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甚至有饭都是大伙一块儿吃。“大锅饭”的结果是饭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 

1978年的大旱，让安徽农民的日子过得格外艰难起来，农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干的，孩子多的人家还得多加点黑洋根之类的野菜。苦到极点的安徽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曾给他们带来福祉的“责任田”。一场影响中国农村发展进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这样从贫困落后的地方发端了。

这年9月，安徽省委召开秋种紧急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会议决定，让农民“借地度荒”：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每人可借两到三分地；鼓励老百姓多开“四荒地”（荒地、田边、地边、小片荒地），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一借，借出了包产到户。

这年9月15日，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赶到山南区检查秋种工作。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汇报说，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好是好，就是三分地太少了，作用不大。要想解决问题，不如把地全部借出去，像1961年那样包产到户，尽管1961年那次的举动后来受到了批判。常振英沉默良久，最后说：“不要讲分，还是讲借。”

当晚，在黄花油生产队蹲点的汤茂林召开了支部大会，最后议出来了一个“四定一奖”——定土地、定工本费、定产量、定工分，超产全奖；减产全赔。这其实就是包产到户了。汤茂林说：“我们得做好两种准备，对群众说包，对外就说是借。”

这个“偷偷摸摸”的包产到户终究没捂住，一下子刮遍了山南全区——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006个生产队有77%实行了包产到户，迅速掀起了抗旱抢种的热潮。到11月10日，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超过正常年景种植面积的两倍多，且秋种质量也大大超过往年。

从此，包产（干）到户的安徽地方“户口”终于变成了全国“户口”，包产到户作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在全国农村迅速地采用和推广。1983年，全国参加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户占了95%。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4000亿公斤。

包产到户让中国成功转型！

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市场环境犹如1978年，江淮大地上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企业如何转型？

全员经营让“企业”做强做大做长！如何实现？

第一：中心

将鲜活的市场经济引入企业内部，变部门间“合作关系”为“买卖关系”，各部门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而让利益作用于各部门每个人身上，实现全员参与经营，最终达到销售额最大化、费用最小化！

第二：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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