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5期

内容提要：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贡献，佛教才能从一个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进而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当代世界佛教才能具有这样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我们今天才能对佛教历史文化具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加强研究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保存、弘扬和丰富，有利于树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为今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中国人 佛教文化 贡献 中国撰述

作者简介：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迄今为止，有关佛教文化方面的各类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中外学者对古今中外佛教众多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典籍、思想等都有系统研究，对许多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探讨。但是，关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问题，不仅没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佛教能不能从一个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进而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当代世界佛教能不能具有这样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能否说清楚世人现在具备的佛教历史文化知识会贫乏到怎样的程度？

关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多种视角探索、分析和总结。我们在这里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提纲式的，粗线条的，并不细致，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文化资料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保存了佛教文化资料，其主要工作有两项：第一项是翻译佛教典籍，第二项是撰写历史著作。

中国人翻译域外佛教典籍，最主要的是汉语翻译和藏语翻译，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创造工程，成为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从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角度考察，汉译和藏译所具有的特点、价值和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汉译佛教典籍在保存佛教文化资料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汉译佛典工作开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译出经典丰富。

汉译佛教典籍从公元前2年的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总共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中，大规模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北宋前期基本结束，大约有800年左右。一般认为，总共翻译的经律论三藏有1690余部，6420余卷。由于藏译佛教典籍从7世纪之后开始，所以，如果没有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7世纪的佛教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古印度佛教从起源到13世纪消亡的历史就会留下很多空白。

第二，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汉语翻译佛典工作具有连贯性，能够反映古印度广大地区佛教经典出现的具体过程，反映古印度佛教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的80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人翻译佛经没有长时间的中断，翻译事业有着跟踪域外佛教发展进程的特点。在很多时段，翻译过程与域外典籍的产生过程基本保持同步。比如，东汉末年的支娄迦谶译出了第一部华严类经典——《兜沙经》，直到刘宋永初二年（421）翻译出华严类经典的总集——60 卷《华严经》，在其中的大约两个半世纪里，陆续翻译出了十几部华严类单行经。根据现代学者研究，这些单行经译为汉文的先后是与它们在域外产生的早晚相一致的。因此，不依靠汉译佛典，从1世纪到10世纪域外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思想教义演变轨迹就没有可能梳理清楚。这种跟踪记录佛教历史和思想足迹的特点是汉文翻译独有的，是包括藏语翻译在内的任何文字佛教经 典都不能替代的。

第三，某些重要佛经翻译家所译出的经典，能够从整体上反映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经典的基本内容和佛教思想的基本面貌。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某些译经家在搜集佛教原典时务求完备，并且力求把搜集的原典都翻译出来，所以，他们译出的经典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经典和思想的基本轮廓。比如，西晋的翻译家竺法护，游历西域学通36种语言，广求佛经回国翻译约47年（266—313），译出经典品类多、数量大，几乎囊括了当时西域地区流传的所有重要佛教典籍。他搜集和翻译佛典之完备，可以从他译出的华严类典籍中得到证明。他译出的《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属于华严类单行经，60卷《华严》都没有收录该经，直到唐代译出的80卷《华严》才收录，名为《十定品》。由此一例，可见他搜集经典之完备。以后唐代的玄奘、义净、不空等人，在搜集和翻译经典方面，都有这个特点。各个时代重要佛经翻译家追求全面、广泛搜集和翻译佛教典籍，不仅在客观上为中国人完整保存佛教资料提供了可能，而且使中国人保存的佛教文化资料来源多种多样。汉译佛经的来源不仅有古印度的梵语、巴利语文献，还有数量众多的中亚各民族语言的文献，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古代亚洲多民族的佛教情况。

与汉译佛经相比较，藏译佛经开始时间比较迟，延续时间比较短，但是数量也是很庞大的。藏译古印度佛教经典开始于7世纪。到14世纪基本结束。大规模的翻译集中在从8世纪到13世纪这500年间。一般认为，藏译佛教典籍总共有 5900 余种，约有三百万颂，大体相当于汉译典籍的一万卷，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译自梵文典籍。从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角度考察，藏译佛典比汉译佛典更完整地保存了8世纪以后古印度佛教文献，尤其弥补了10世纪以后汉译经典的不足。因此，藏文佛典与汉文佛典有互补作用，两者珠联璧合，共同完成了对域外佛教文化资料的完整保存。没有这两种佛教资料，人们对13世纪就湮灭的古印度佛教历史就知道得很少了。

中国人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第二个方面工作，是撰写了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佛教历史著作。记载佛教历史的著作在汉藏两种文字中都有，其中最负盛名的，应该是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的著作。法显的《佛国记》首次实录了自陆路游历古印度，再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程，至今仍是研究当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最重要著作。玄奘把自己亲见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情况记录下来，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当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最重要著作。从保存佛教历史文化资料的角度来讲，没有法显、玄奘的这两部著作，我们今天不仅不了解他们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的基本情况，也无法确定释迦牟尼的出生地蓝毗尼园，早期生活地迦毗罗卫等位于 何处。义净在室利佛逝撰写了两部著作，其一是《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所见所闻的印度和南海诸国佛教情况，包括僧人的日常生活，僧团制度和修行规定等。其二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56位求法僧的事迹。这两部著作对研究7—8世纪的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宗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20世纪50年代，赵朴初先生把世界上流行的佛教按语种划分为三个系统，即“汉语系统的佛教”“藏语系统的佛教”和“巴利语系统的佛教”。在这三个语言系统中，“巴利语系统的佛教”在典籍规模、教义内容、适应范围、流传地区等方面都不能与号称“大乘佛教”的前两者相提并论。从保存佛教文化资料的角度考察，前两者都基本保存了后者典籍的基本内容，而后者却没有前两者最基本 的历史资料。所以，没有“汉语系统的佛教”和“藏语系统的佛教”，佛教就不仅称不上是世界宗教，甚至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亚洲宗教。

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文化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弘扬了佛教文化。从“汉语系统佛教”的发生、发展角度考察，中国人弘扬佛教文化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求法取经”运动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佛教输入国，这个过程始于三国时期，历经东晋到隋唐的几次高潮，一直延续到宋明时期。“弘法传经”运动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佛教输出国，这个过程从隋唐时期开始，一直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隋唐时期既是中国佛教理论创造达到顶峰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佛教中心的定型时期，更是中国实现从最大佛教输入国向最大佛教输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

佛教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到我国的新疆地区，西汉末年传入内地，此后200多年，到中土传播佛教的都是来自古印度和中亚各国的信仰者。三国时期，与佛教学说以独立姿态进入中国思想界同步，与佛教在中国进入大发展时期相适应，出现了立志去古印度的求法取经者。中国人西行求法，一般认为始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东晋时期，众多僧人或为求法，或为朝拜圣地而西去古印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高潮。隋唐时期，西行求法者也不少，并且出现了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影响巨大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玄奘大师。在千年赴印留学求法史上，玄奘大师为祖国争得的荣誉，在古印度享有的盛名，在译经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无人出乎其右。求法运动在宋代仍然进行。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派遣僧人行勤法师等157人西去印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朝廷派遣的规模最大的出使印度团队。在北宋初的六七十年间，到古印度取经并且返回者有138人。这个阶段虽然求法运动依然高涨，但是对中国佛教自身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宋代以后，去印度的僧人就很稀少了。明朝曾派官僧到印度，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这与从13世纪开始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消亡有关系。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1000多年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 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没有这些西行求法者，中国就不可能在唐代就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发展中心。鲁迅先生曾经把法显大师、玄奘大师这些“舍身求法的人”与“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称为“中国的脊梁”。人的信仰可以有不同，但是那种热爱祖国，为了真理和事业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甚至勇于献身殉道的精神，始终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始终值得赞美和弘扬。

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但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人“求法取经”要比研究中国人“弘法传经”滞后很多，投入人力少，推出成果少，在许多方面研究薄弱，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空白。比如，对于历代赴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地弘法的高僧群体研究很不够，还没有像《历代赴日本弘法高僧考》《历代赴韩国弘法高僧考》《历代赴越南弘法高僧考》《历代赴东南亚弘法高僧考》之类的著作，也没有《近代赴欧美弘法高僧考》之类的著作。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典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人在“求法取经”过程中所求的“法”所取的“经”，与“弘法传经”过程中所弘的“法”所传的“经”已经不是一回事，中国人在其中的身份也完全不相同。中国人通过把梵文、巴利文及古代西域多种民族文字的佛典翻译成汉文，本身就是进行了一次文化上的再创造，同时，又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新经典、提出了新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求法取经”是创造性的接受古印度的宗教经典和思想教义，“弘法传经”是传播中印两种文化交流互鉴后的宗教文化成果和宗教思想结晶。对于中国人来说，前者主要是作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后者主要是作为老师的教授过程。“弘法传经”的过程不仅仅是传播佛教文化的过程，而是以佛教文化为载体，全面弘扬、传播中华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过程。

三、中国人丰富和发展了佛教文化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佛教文化。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大体可以概括为撰写新典籍（历代大师的佛教著作）、倡导新教义（新的生活理论、传教理论、修行理论）、建立新宗派（域外佛教没有的新宗派）、打造新圣地（与佛菩萨信仰相联系的名山、宗派的祖庭）、塑造新偶像（在原有崇拜系统基础上增添的新崇拜对象）、创造新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中的每一方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源远流长的历史，跨越国界的影响，历久不衰的价值。

这里，我们仅从汉传佛教“撰写新典籍”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丰富佛教文化方面创造了怎样的奇迹。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习称“中国撰述”。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人就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两晋以后数量急剧增加。到唐代初年，根据《法苑珠林》记载，“中国撰述”已经达到3000卷左右。中国撰述的种类很多，有经典注疏、史籍僧传、总集类书、经录音义、语录灯录等。总的说来，到隋唐时期，中国撰述以“经典注疏”的数量最为庞大。所谓“经典注疏”，是研究、阐发和弘扬外来经典的著作。域外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著作。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注解经典的形式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或汇编已有的经典注释著作，常称为“集”等。隋唐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要形式的佛教理论创造达到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许多注疏著作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比如，智顗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著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著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隋唐以后的各朝代，虽然也有大量经典注疏著作，种类也比较丰富，范围也比较广泛，但是各种解经注经著作都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基本以传播佛教基础知识和转述前人成果为主。

从唐末五代开始，随着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典籍大量涌现，逐渐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禅宗典籍的种类也很多，其主体部分是“语录”。禅宗语录是弟子辈对祖师说法内容、传禅机缘的记录。编撰禅师语录起源于唐代，最盛行于宋代，流风所及，遍于元明清禅林。不但名震一方的宗师有语录行世，无所影响的禅师也有语录流传。禅宗“语录”原本大同于《论语》记录孔子语的体裁，重于记言，轻于记行，尤其侧重记录禅师在开示后学过程中流传广泛的名言警句。被称为禅宗“宗经”的《六祖坛经》，实际上就是惠能的“语录”。在唐代以后，语录内容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一般“语录”中包括小参、法语、示众、茶话、机缘，勘辨等内容。有些“语录”中加上了禅师的书信、诗文、各类著述等，成了禅师个人的著作全集。还有些“语录”中更加上禅师的行状、塔铭，以及与禅师有关的他人著作。这些语录往往称为“全录”“广录”。

在这些“中国撰述”中，无论经典注疏还是禅宗语录，不少著作都在接受、筛选和变革域外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成为新的经典，有着取代一些汉译经典地位的趋势。这些经典在古代传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地区，到近现代传到欧美许多国家。

中国撰述的数量有多少，很难统计出确切的数字，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赵朴初先生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他估算，汉文藏经（包括正藏和续藏）内的中国撰述有15000卷左右，大约是汉译典籍的三倍多。

中国撰述”就是对古印度佛教的发展，就是对佛教文化的贡献。相对于域外传来的古印度佛教，现在流行于世界的“汉语系统佛教”“藏语系统佛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过筛选、变革而继承的古印度佛教内容；第二，吸收、融摄的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内容，其中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主；第三，在中印两种文化交流互鉴中创造的新内容。中国人丰富发展佛教文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用中华固有文化对域外佛教文化进行变革、重塑、熏陶和滋养的过程，无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没有例外。就汉传佛教而言，域外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文化。没有中华文化的加入，当今世界佛教就不会有这样丰富多彩的内容，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

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上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加强研究中国人对佛教文化贡献的具体过程、具体途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有利于树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为今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