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泽平宏观

作者丨任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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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跨省人口迁移：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动受限，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由于人口流动严格受限，全国城市化进程在1959年后基本停滞，人口迁移主要受政治影响，比如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但经济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重工业布局，东北成为该时期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1953-1978年，东北地区GDP份额从12.6%增至13.2%，人口从4173万人增至8673万人，人口占比从7.2%增至9.0%。此外，内蒙古、新疆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9、0.5个百分点，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人口占比均提升0.1-0.2个百分点。

2、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向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形成“孔雀东南飞”格局。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快速提升至49.9%，5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经济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向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流动，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衰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动进一步放开后（包括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跨省人口迁移规模从1985-1990年的年均221万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约1100万。1978-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GDP份额占比从27.8%增至37.7%，人口占比从18%增至22%；与其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放缓，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负增长，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负增长，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负增长，四川人口2000-2010年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东北地区逐渐衰落，黑龙江吉林人口明显外流，但因自然增长，此时常住人口尚未减少。

3、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开始负增长。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规模在2012年达峰值，省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规模、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流动人口规模均在2014年达峰值然后下降，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表明2010-2015年的跨省迁移人口已较2005-2010年下滑。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2017年的经济份额为36.8%、较2010年下滑0.9个百分点；2017年人口占比为22.3%，仅提高0.3个百分点，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缓。其中，长三角人口占比下滑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四川、湖北、贵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负增长的地区逐渐重回正增长。而东北地区衰落趋势未得扭转，经济份额降至6.7%、较1978年下滑6.5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年开始陷入负增长。

2、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

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将公布常住人口数据的338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城市，其中存在公开数据的有309个。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6年GDP在1.9万亿以上；二线城市为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少数发达地级单位共32个，GDP多在6000亿以上，三线城市主要为GDP在2000亿元以上的弱小省会城市和相关地级单位共74个，四线城市主要为GDP在2000亿元以下的其余地级单位共199个。此外，还有29个地级单位因未常住人口缺失未纳入分析，主要为新疆、西藏、吉林等省区的三四线城市。

1、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线城市持续流出。1982-2016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一线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且向一线城市集聚更多。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6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9%、3.4%、1.5%，二线城市分别为1.7%、1.7%、1%，表明2011年以来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但仍保持集聚，放缓的原因包括京沪控人、人口老化农民工回流等。上述三个时期，三四线合计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8%、0.31%、0.45%，而全国人口平均增速为1.04%、0.57%、0.51%，表明2011年以来人口虽有回流但仍在持续净流出。其中，2001-2010年、2011-2016年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3%、0.57%，基本持平于全国0.57%、0.51%的人口增速；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为0.11%、0.33%，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进一步细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01-2010年、2011-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2.24%、0.61%，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群分别为0.52%、0.78%。与两个时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7%、0.51%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01-2010年人口明显流入、2011-2016年略有流入，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11-2016年人口稍有流入。而在中西部城市群，三四线城市人口多为净迁出。比如，成渝城市群扣除成都、重庆主城九区后，两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0.48%；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扣除武汉、长沙、南昌后，两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03%、0.35%。

 

总的来看，1990-2016年，一线城市人口占比从2.8%增至2016年的5.2%，二线城市人口占比16.5%增至20%，三四线城市人口占比从80.7%降至74.8%。在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背后，是经济的集聚。该时期，一线城市GDP占比从9.4%增至12.4%，二线城市GDP占比从23.2%增至32%，三四线城市GDP占比从67.4%降至55.5%。2016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4、1.6、1.1、0.6，这预示着四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一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

2、在市辖区层面，一二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均有所下滑，三四线城市市辖区总体仍保持人口流入，但集聚程度已比较微弱，特别是四线城市市辖区。在前述309个地市单位中，有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中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存在常住人口数据，城市个数占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约八成。数据缺失城市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黑龙江、吉林，此外还有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西、山东的部分城市。在控制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2001-2010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8%、1.8%、1%，2011-2016年则分别降至1.5%、1.2%、0.9%、0.7%。其中，2001-2010年三线、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高出全国人口年均增速1.2、0.5个百分点，2011-2016年分别高出0.37、0.17个百分点。与2011-2016年四线城市全域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有所回升不同，2011-2016年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未有上升，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主要来自非市辖区的县、县级市，回流并未到四线城市市辖区。

与一般三四线城市市辖区相比，当前发达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集聚程度未有明显差异。2001-2010年、2011-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1.6%、0.6%，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群分别为3.0%、0.7%。而成渝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两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2%、0.7%；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0.8%；其他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2%、0.7%。这表明，三四线城市群市辖区在2001-2010年人口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但在当前差异不大。

3、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我们以直辖市、地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对中国大陆进行全覆盖的人口流入流出识别，粗略地主要把人口增速高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的地区识别为人口流入地区，把人口增速低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识别为人口流出地区，并把人口减少地区从人口流出地区单独识别出来。以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显然优于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比如2011-2017年新疆、西藏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高达千分之十以上，大幅高于全国千分之五左右的平均水平，而辽宁省该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不过，各省内部地市自然增长率仍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市全域人口流出，并不意味着其下辖的市辖区、县级市、县一定全部人口流出。

在数据处理上，以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01-2010年地区人口增速，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7年常住人口数据计算2011-2017年地区人口增速；对2017年常住人口缺失的地区，以2016年或2015年代替，但即便如此，仍有新疆、吉林、西藏等26个地市以及海南三沙市常住人口数据缺失。其中，吉林省常住人口在2011-2015年从2747万增至2753万，仅增加6万，且在2016年开始减少。长春市2011-2015年常住人口增加超过30万；而吉林、白山等在2001-2010年人口减少。因此，我们将吉林省除长春外的其他8个地市全部识别为人口减少地区。而新疆、西藏常住人口持续增长且增速高于各自省区自然增长率，难以用此方法识别。

研究发现，在2017年19个地区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估计2011-2017年全国至少有225个地区人口净流出，较2001-2010年的192个明显上升，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53.6%增至62.8%；而人口净流入地区数量从166个降至113个，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数地区、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其中，人口减少的地区从2001-2010年的92个降至2011-2017年的49个，人口正增长但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从100个增至176个。人口减少的地区大幅下降、人口正增长但增速低于全国平均的地区大幅上升，这主要是部分农民工回流所致。

从地域分布看（红色表示人口净流入，深绿色表示人口净流出中的人口减少，浅绿色表示人口净流出中的人口正增长，灰色表示数据空白），在2001-2010年，扣除西北地区、西藏小量人口净流入外，人口净流入地区主要在东南沿海、华北、辽宁等地，而人口净流出地区主要在华中、华南（不含广东）和西南、黑龙江、吉林等地。到2011-2017年，扣除数据大幅缺失的新疆、西藏外，人口净流出地区主要集中东北地区、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非核心城市等，人口净流入地区明显变少、且趋向破碎化，主要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包括广深佛珠肇、京津、沪宁杭苏常、合肥、南昌、石家庄、郑州-洛阳、武汉、长沙-岳阳、济南、青岛、西咸、成渝、昆明、贵阳、南宁、呼包鄂，以及广西桂柳及桂东南地区、粤西、苏北、晋中南、川西川北等。

此外，如果把市辖区作为一个主体，从市辖区、县级市、县的层面看，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分布将更为细致。目前我们已初步识别16个地级市辖区、24个县级市人口减少，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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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去向何方？

1、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约2亿

1978-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快速增至8.1亿，城市化率从17.9%提升至58.5%。过去四十年城镇人口净增6.4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当然，这其中存在2.2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2.3%。目前，中国58.5%的城市化率稍高于54.8%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5.8%，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0%，对应城镇人口为10.2亿，比2017年增加约2亿；到2047年城镇人口达峰值时将增加约2.76亿。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近似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30%以前）、快速发展期（30%-70%）、稳定发展期（70%之后）。其中，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又大致以50%为临界点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为加速发展期，之后为减速发展期。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减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届时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而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左右达峰值，中国城市化率将在2030年达70.6%、即城镇人口达10.2亿，但2047年城镇人口将达10.9亿的峰值、对应城市化率79%，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80%。因此，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比2017年增加约2亿，到2047年城镇人口达峰值时将比2017年增加约2.76亿。

2、2亿新增城镇人口并非全部来自乡城迁移

从中国城市化历程看，城镇人口增长来自三个部分：自然增长、乡城迁移和行政区划变动。行政区划变动引致的城镇化可简单理解为就地城镇化，包括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以及其他城镇空间范围扩大。1978-2016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88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从102个增至297个，市辖区从408个增至954个，县级市从91个增至360个。

王放（2004）研究发现，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有52%来自行政区划变动，17%来自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只有剩下31%来自人口乡城迁移。与王放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我们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2014）直接计算的1991-2000年行政区划变动引致的城镇人口增量，结合全国自然增长率，估算1991-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比例分别为23.7%、29.4%、46.9%，2001-2010年分别为14.7%、31.8%、53.5%。

以2012-2016年为例，该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量2044万。1）自然增长。按照全国自然增长率计算，该时期城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379万。2）进城农民工及家属子女。2012-2016年农民工年均增量579万，假设有40%进入城镇即231万，再加上约1/4的家属子女，即年均289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外出农民工增量251万，其中进城增量125万，但本地农民工也存在进城情况。其中依据是常住城镇人口与户籍城镇人口相差2.2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仅1.4亿，剩余0.8亿应为进城的本地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家属子女。）3）乡村学生进城。2012-2016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年均1461万，假设来自乡村的学生比重为该时期乡村常住人口比重，即乡村学生进城660万。4）区划变动。城镇人口年均增量扣除前述部分后，还余715万，这与王桂新（2014）计算的2001-2010年行政区划变动引致城镇人口年均增量670万大致相当。因此，2012-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中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平均比例为18.6%、35%、46.5%。

当前中国地级市个数占地级区划数的88%，市辖区、县级市个数占县级行政区划数的46%，建制镇个数占乡镇区划数的52%，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还存在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空间。简单按照当前趋势推算，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可能将有约50%、即1亿人左右来自乡城迁移，其他则将来自自然增长（如按照自然增长率4‰推算，2018-2030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累计约4300万，占21%左右）和行政区划变动。

3、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在七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创造90%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7%。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6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增至10.2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3.7%；2016年城镇化率60.2%，即城镇人口6.1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7.3%；2016年GDP合计67万亿，占比90.2%。2016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为9904万，未来有望突破亿人；成渝城市群为9137万人，未来有望更加接近乃至超过1亿人，届时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组成5个人口亿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3+2+14”。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作为19个城市群中最成熟的三个，以全国5%的土地面积集聚了23.3%的人口，创造了39.3%的GDP，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2016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1、1.81、1.28；其中，三大城市群2016年人口合计占比较1982年提升5个百分点。

除三大城市群外，成渝、长江中游两个城市群共覆盖五个省份，是其中规模较大、同时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跨省级城市群，两大城市群以5.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15.5%的人口，创造了15.6%的GDP；由于过去长期大规模输出农民工，2016年人口占比较1982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2016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92、1.07。从区位、资源禀赋和近期增长看，成渝、长江中游未来有望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代表。

其他14个城市群以14.9%的土地面积集聚了34.9%的人口，创造了35.4%的GDP，2016年经济-人口比值平均为1.01；2016年人口占比较1982年略增0.7个百分点。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达9900万，中原、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四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关中平原、辽中南、黔中、滇中四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600万。此外，14个城市群中的哈长、辽中南城市群两个城市群当前面临人口减少；哈长城市群2016年常住人口缺失，但当年户籍人口较2010年减少160万。

中国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2016年城市化水平看，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率最高，达84.9%，未来城市化空间较小，城镇人口增加将主要依赖于区外人口迁入；长三角、京津冀、海峡西岸、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宁夏沿黄等6个城市群均在60%-70%之间，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河北省城市化率仅为55%；中原、北部湾、滇中等3个城市群城市化率不足50%；其他9个城市群城市化率则在50%-60%之间。

简单测算，先不考虑区外人口迁入，依据各城市群当前城市化率适当调整到2030年提高幅度，并结合联合国预计的自然增长率，估计19个城市群到2030年城镇人口增量合计近1.3亿，假设有约3000万人口净流入，则2018-2030年城镇人口增量比例可达约80%。基于发展趋势、经济-人口比值、近期人口净流入以及区位等因素，在大致假设区外人口迁入分布的情况下，2018-203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城镇人口增量占比有望达约60%。到2030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或将从2016年的73.7%上升至74.6%左右。

未来向19个城市群集聚的人口以及19个城市群内部流动的人口，将主要集聚到千万级以上的大都市圈。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以常住人口论，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2000万级大都市圈。从国务院规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城区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北上广深4个千万级城市，以及天津、重庆、成都、武汉、南京、郑州、杭州、沈阳、佛山、东莞等10个500-1000万人城市。从市辖区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等8个千万级城市，有南京、东莞、西安、佛山、杭州、青岛、沈阳、苏州、汕头等9个500-1000万人城市；其中，南京、东莞、西安、佛山、杭州五个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700万。考虑到人口流入以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未来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

从都市圈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上海、京津、济南、武汉、郑州、成都、杭州、广佛肇、深莞惠、苏锡常等10个2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重庆、青岛、厦漳泉、南京、沈阳、宁波、长株潭、西安、合肥、南昌、长吉、石家庄、哈尔滨等13个1000万-2000万人大都市圈。其中，青岛和重庆大都市圈人口已超过1900万，厦漳泉都市区超过1750万，预计青岛和重庆大都市圈人口未来有望突破2000万。2016年，上述23个大都市圈土地面积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8%；常住人口4.7亿，占比34.1%，城镇人口3.3亿，占比41%；GDP合计41万亿元，占比55.1%；经济-人口比值为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