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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7年1月胡耀邦出席了专为对他进行批评的党组织生活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发出了公报。公报里说，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批准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保留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在这个会议之后，胡耀邦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198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他参加了。在这个大会和会后的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政治局中唯一不担任具体工作的委员。

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开过两个月后的1987年3月中旬起，中顾委也举行了批评我的生活会。一共开了九个半天。在会议上我对自己的情况做了说明，澄清对我的不实之词。

到1988年春天，我认为到了应该去拜望我的朋友胡耀邦的时候了。这时胡耀邦住在305医院。

一年多不见，他比以前苍老了一些，也清瘦了不少。可是他的精神像过去一样好，观点还是很鲜明，态度很爽朗，思想很开阔。然而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受压抑的情绪。我希望他生活过得愉快一些，劝他不要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北京。

现在他的情况是无事忙，无事愁。他说过对自己的事情的基本态度是12个字：“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个人的事情暂时只好放在一边，不多考虑。他对我说：“张凯（于光远的研究生）不久前来医院看过我，批评我不该大包大揽，做违心的检讨，而表扬了你在生活会上的态度。张凯这个小伙子，他还对我说你是值得交的朋友。”我说，我赞同你的12个字的立场。我说，还历史本来面目是早晚的事，不要着急。这一次我们谈的都是肺腑之言。在我得知他在生活会上的表现之后，我也确实反复思索过。我对他很同情，也很谅解。张凯的话，我也不是完全不赞成，但我感到他毕竟年轻了一些，没有去仔细考虑耀邦的处境和整个环境。

在那一天的谈话中，胡耀邦还告诉我，生活会后他还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对他很热情，同情他，关心他。也有些老朋友写来了热情关心他的信，可是他决定一封也不答复。

那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一些理论问题。主要谈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不可以视做社会发展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前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我和他都是倾向于可以这么说。我们都认为不应该那么匆匆忙忙地搞社会主义。他说到当时苏联和陈伯达也反对把新民主主义视做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件事。他还讲了1951年、1953年、1959年、1962年这几个关键的年份。他说这件事后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我们那天还讲了列宁说的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那样的时候胡耀邦和我还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说起来也真有些滑稽。

二

从305医院出来回到家里，一直在想胡耀邦的事情，于是动了一个念头：写了一个“愿寿长80万小时”几个字的横幅给他。

这八个字是我的语言。我写这样一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能够活到九十多岁（80万小时就是九十一岁又三个多月），而且还能做一点工作、生活还有一点乐趣，是十分理想的，不必再希望更长的寿命了。不过我不想用岁数来表示寿命，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太粗了一些，以分秒计又太细了。我意用小时计最为合适，所以想送给他这一条幅。意思有两条：一条是祝愿他长寿。那时他七十二岁多，还可以活将近二十年。第二条是希望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耀邦比我小几个月，到1988年4月，他的生命也已经过了60万小时。以80万小时计，抓紧工作还有十六七万小时可以工作。我把这句话写成一个条幅，署上“1988年5月3日”这个日期，请司机同志送去裱糊好，准备赠送给他。

在我把这个条幅送去裱糊之后，我又想何不从我写的超短文中多选几篇给他。在305医院时他也表示出对我讲的那些超短文很有兴趣，抄给他看看也许对他有好处。于是我就去琉璃厂买回我上小学时用毛笔写作文那样的本子抄。抄到第38篇，看到本子只剩下两页空白，就不再抄下去。在剩下的那两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后记”：

在1987年那样的处境下，我抽时间写了几十篇“超短文”。其中有一部分是用以自勉的。抄在这里的共38篇。时间过得真快，昔日的青年，一晃都有了一大把岁数。由于我是做党的青年工作出身，一直关心青年，因而过去写了不少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这是一个大问题。这38篇可以看作属于“老年修养”的范围的。“老年修养”有其特殊的内容，“老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有其特殊的内容。

我的东西送去不久，他就回赠给我“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这样十个字。

这十个字的含义是很清楚的。他自勉，也勉励我，要像青松那样在寒冷的气候下不掉叶子，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同时也要像碧海那样思想开阔和心地清静。我深深地感到耀邦就是像青松碧海那样的人。

三

又过了一个月，胡德平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有胡耀邦用毛笔写的几个字：“德平或安黎转于光远同志。只有一张纸，别无他文。如于不在家，可暂不送。八日于天津。”信未封口，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的原来是一首词，前面写了“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词很短，是这样几句：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还比较含蓄。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这首词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的都是哪些事，那时他有哪些甜酸苦涩又怎样牵着牛和那些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了。我信奉“喜喜”哲学，我希望耀邦在当时的处境下尽可能过得快乐些。看到他写的这首词有一定程度的游戏之意，我想他写时的心情总还是可以的，也就放心了不少。

四

两个月后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我应邀参加，提交给大会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论文，并带去拙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的目录。

我到长沙住在“蓉园”。9月收到胡耀邦从天津寄来的词之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行踪。一到蓉园，接待我的湖南的同志就告诉我，胡耀邦正在长沙，而且就住在“九所”。九所和蓉园其实在一个大院子内，他们告诉我，胡耀邦已经来了好几天了，身体也还可以。

知道胡耀邦就住在邻近，我电话都没有打，就找人领着直奔九所。耀邦意外地见到我，非常高兴。那时他正好没有客人，耀邦、绩伟和我三人就谈了起来。我看到他的气色比5月间在305医院时有了改善，看来到外地走走有好处。我告诉他接到他的“戏赠”，我俩笑了一通(也许可以说是苦笑)。我拿出我带去的那篇论文和那个“目录”，说有空希望他看看，希望他提提意见。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子。由于当天晚上湖南省委负责会议工作的同志要到蓉园和我见面，不能久留，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分手了。

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我没有想到我留在他那儿的近两万字的文章他很快就看完了。他从九所打了个很长的电话给我。他说对我的那篇论文他提不出意见，认为写得不错，在学术讨论会上可以就这么讲。对我的目录，他说最好能够看到那本书。我告他全文还没有排印出来。他说这个目录文字的确很长，讲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以看得清楚我的意思。他说他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希望把那本书的书稿寄给他。这个电话打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以后也没有打过电话，这是我和他本人唯一的一次通话，也是我最后听到胡耀邦的声音。以后这本书因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等三本书被撤销，很晚才印出也未能寄书给他，这是一件憾事。

五

刘少奇思想学术讨论会开完我想再同他谈一次。我去九所没有见到他，他出门了，没有碰上。我从此又不知道耀邦的行踪了。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教育问题要他参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在会议期间犯病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我是在他逝世后才听说的。

胡耀邦是1989年4月15日早晨7时53分逝世的。20分钟后，我从胡绩伟那儿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就立刻动身前去会计司25号吊唁。那天我到得很早，但不是最早的。签名时见到我的熟人胡绩伟、李昌、朱厚泽等已经先我来过了。由于吊唁者络绎不绝，我只能向他的遗像鞠了躬，离开那个小房子返回家里。

回家以后，我一直在沉痛中，也一直在沉思中。

当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张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一个传闻，说胡耀邦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相信这是真事。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电话中有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1989年4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张凯写的《年轻人的“大朋友”——忆耀邦叔叔》一文中，张凯提到这个电话。说在电话中我告诉他“耀邦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张凯也许没有记准我对他讲的话。耀邦对我说的第二个想不到是，“想不到有人会那样地去理解他”。他说这个话时，作为他的朋友我还是理解他的。胡耀邦实不应该从那个想不到自己会担任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这样的岗位上，被理解为一个如此不称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人而不体面地下台。

胡耀邦逝世后在他是否可以称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上，曾经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不快。这件事不但同我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由我在胡耀邦逝世后提出应该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人去世后，写生平或悼词的时候都有个写或是不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问题。以前这都默认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1975年康生病死，悼念的规格很高，在讣告和悼词中写进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周恩来逝世，却由于“四人帮”的反对，不让人们称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人的这个评价，毛泽东都默认了，尤其是对周恩来没有写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家非常不满。我受到关于这两件事的影响，不愿见到对周恩来不公的事在胡耀邦身上重新出现，因而主张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这个主张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别的同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和别的同志的这个看法就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在场的新华社的同志，发了一个《动态清样》。后来传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这个意见不接受的消息。

1989年4月16日下午3时，李春光在纽约代当时一张华人报纸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要我就耀邦逝世发表感想。我问他还向谁进行了电话采访，他告诉我刚刚向邓力群进行了采访。我问邓力群是怎么答复的，李春光告诉我：邓力群在谈话时说他自己同胡耀邦虽然有政见上的分歧，但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对胡耀邦的去世他深感悲痛。我本来不想接受这个采访，听了邓力群是这么回答的，心中一不高兴，就接受了这个电话采访。讲过之后我立即追记我的谈话。当时这个记录是这么二百来字：

我和胡耀邦几十年前——将近五十年前都是做青年工作的，真正和他交上朋友是在“批邓”后——1975年到1976年。我们一块儿反对江青，一块儿在“批邓”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我到他家中，他概括了我们的友谊，叫“难兄难弟”。第二次，1987年初我们又是一种难兄难弟的友谊。在他下台后，我给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是同志而非朋友或是朋友而非同志。两人在一个党组织内，彼此有交谊的愿望，才能够是同志又是朋友。我和他是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的关系。我珍视这种同志加朋友的友谊。我觉得真正的同志加朋友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他的逝世我深深悲痛。

说实在的，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称号，本来就没有任何兴趣。那时我替胡耀邦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与有些人一比不服气。既然上面不同意这么写，我也就算了。我对中共中央悼词中说的“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的评语也认为可以满意了，不再去计较“伟大”不“伟大”这样的字眼。本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应该概括事实说话，才有确切的具体的含义。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科学工作，而历史科学的责任，就是要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做出的结论、做出的判断，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说过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总是会战胜虚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再神气活现，总是站不住的。胡耀邦就是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