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布罗茨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布罗茨基诗作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收录其用俄语写作，以及由本人或在他帮助下由英语译回俄语的全部诗篇，囊括了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诗歌作品。《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的上册中文版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为《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及诗集《在旷野扎营》中的大部分诗歌。这也是华语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翻译出版布罗茨基的诗作全集。

7月6日，三位喜爱布罗茨基的诗人汪剑钊、臧棣和西渡在北京举行对话，与读者一起讨论布罗茨基诗歌中的力量。

我是一个俄语诗人，一个英语散文家

布罗斯基对于自己有一个很经典的定义，他说我是一个俄语诗人，一个英语散文家。究其原因，布罗茨基出生于苏联时期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在苏联的时候开始学习写诗，后来去了美国。在美国，他开始尝试用英语写诗，但是写出来的诗歌并未被英语诗歌界所接纳。于是他开始用英文写散文，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是他非常出名的散文集。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可以说是对他文学成就最高肯定。

在两本散文集中，布罗茨基写到的内容非常广阔，包括其人生经历、对诗歌的看法，以及对某个诗人（如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或某首诗详尽的剖析。这些内容无疑让我们很方便地进入布罗茨基的精神世界。而正如布罗茨基所奉行的“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诗人或许是布罗茨基更为重要的身份。

20世纪30年代，苏联流行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布罗茨基的诗歌写作生涯开始与17、18岁左右，恰好避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年代，这也是他与同时代俄罗斯诗人不一样的地方。”汪剑钊说。

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也离不开俄罗斯传统的影响。除了受到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影响外，奥登传统和多恩的玄学派传统对于布罗茨基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汪剑钊表示，布罗茨基在多方面的吸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诗歌个性。

布罗茨基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被全世界公认的诗人，但是他的作品中的异域性特征也使他在俄罗斯文坛饱受争议。在汪剑钊看来，布罗茨基的异域性特征恰恰也是他的优势，他不是一个仅仅可以用俄罗斯风格定位的诗人，他应该是一个超出俄罗斯本身，拥有世界性意义的诗人。

布罗茨基

心中的诗歌英雄

“我最初接触布罗茨基是把他当做一个诗歌英雄，这个诗歌英雄在一种非常严酷的环境下维护人的尊严，以诗歌作为对抗社会中那套漠视生命和人性尊严的制度设计，而且取得了胜利。”西渡说，俄罗斯的诗歌在白银时代之后的几十年里都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布罗茨基的出现延续了白银时代的光荣传统。

在诗歌的创作理念上，布罗茨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提出诗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诗人是语言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语言是诗人的工具。而诗对于维护人的个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布罗茨基认为诗歌超越其他艺术，在一切艺术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把电影、戏剧等等理解为综合艺术，实际上诗就是一种特殊的综合艺术。语言是诗歌的工具，其特殊性就在于他是综合的，既有视觉的成分，也与绘画、雕塑、音乐相通。诗歌还是头脑跟身体的统一。”西渡说，“与其他艺术相比，诗歌的这种综合性来得更加深入。”

俄罗斯诗歌中对于存在的意义的关注是一个重要话题。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精神、宗教情怀以及对真理的关注，这些都重新转化为一个审美意义上或者生命智慧意义上的理智的东西。“布罗茨基身上一个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如何在命运多舛的时代获得理智和智性。”臧棣说。

布罗茨基的诗歌受到樊登的很多影响，但与樊登诗歌的理智相比，布罗茨基的智性里面有更庄严的东西。在臧棣看来，布罗茨基身上有非常严峻的气质，布罗茨基身上的诗歌气质、生命气质，更接近于古典。他的诗歌里有一种命运意识，有一种悲剧感，这种气质转化到诗歌中，可能比存在主义讲的世界的荒诞感带来的虚无，更带有个人勇气色彩的承担，敢于面对命运的荒诞或者命运给他的生命立场。

“但为什么它中止飞奔 而停下来在我们身边留连，直到黎明来临？为什么它如此贴近篝火站着？为什么它呼吸空气的漆黑，踏碎落叶松脆的骨头？为什么它两只硕大的眼睛里射出黑光？——它想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在诗歌《黑马》中，布罗茨基这样写道。在臧棣看来，骑手就是诗人形象的化身。一个人如果决心成为诗人的话，你要成为这样的骑手，你要让你的生命中有硬的一面，有担当的一面。

布罗茨基非常认同自己的诗人身份，在任何场合都把诗人这个生命身份摆在首位，就像他自己所讲的，诗人的位置好像站在顶峰，一方面看欧洲，一方面看俄罗斯，或者一方面看理性，一方面看非理性。他的诗歌里也是这样。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以最权威的俄语版BIBLIOTEKA POETA 作为翻译底本，作者本人也参与了这一版本的编纂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