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大秦帝国，看李斯的人生轨迹，会发现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人，在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李斯年轻时工作经历简单，当过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李斯不是一般人，他不愿意过阴冷潮湿的小生活，他想过一种呼风唤雨的大生活。

为了求得功名利禄，他辞去了小官吏的职务，前往齐国，拜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继承孔子的儒学，但却对儒学进行了大改造，少了“仁政”的主张，多了“法治”的理念。这很对李斯的胃口。他勤奋过人，和荀子一同研讨“帝王学科”。这个学科的内容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对待帝王，以及为官之术等等。

李斯学成后，打算去往秦国。他把去秦国的原因告诉了荀子，那段话就像一个毕业求职意愿。李斯说：人生一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若要出人头地，就得成就一番事业。如今，齐王委靡不振，楚国无所作为，唯独秦王，试图吞并齐、楚而一统天下。因此，在秦国能寻找他合适的个人机会。荀子同意李斯的意愿，告诫他说，要注意节制，不要一味往前走，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斯把老师的话记在心里，不久，就来到了秦国。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器重李斯的才干，让他当了小官。对李斯来说，当官不是目的，而是机会，能够接近秦王，这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此时的李斯还是很尴尬的，他既不能以立军功而崭露头角，也不能以理政显现自己的才干。他只有一个方法引起秦王的重视，就是上书。通过揣摩秦王的心理和分析当前的形式，李斯果决地给秦王上书。上书的内容是鼓舞秦王统一中国。

书中，李斯用过去的秦穆公举例，说秦穆公时代强盛，但最终也未能统一中国，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周天子势力强大，也有威望，不容易推翻；二是诸侯国也比较强大，可与秦国抗衡。但是，从秦孝公以后，战争不断，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力量急剧下降。现在秦国强盛，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扫平六国如掸灰尘。这番论述，对天下的实际情况分析得清晰透彻，而且，迎合、满足了秦王的心理，一下便得到了秦王的赏识。

李斯被提拔为长史。身为长史的李斯，进一步向秦王奉献统一中国的具体谋略——从瓦解诸侯国力量入手。具体实施方式是：以财物重重贿赂六国君臣。目的是：让他们分崩离析，无法合力抗秦。然后，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效果非常显著。秦王便封李斯为客卿。李斯这颗政治明星，终于在秦国的舞台上冉冉升起。

可就在一帆风顺之时，秦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叫“反外国人运动”。起因是韩国派间谍以帮助秦国修渠为名，刺探情报。这场运动的后果是，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原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驱逐之列。但是，李斯没有离开秦国，更没有因为挫折而颓丧。他在秦国边境蜗居，写了一道著名的《谏逐客书》上奏秦王。

在《谏逐客书》中，李斯说明历史上外国人对秦国的重要性，言辞非常恳切，令秦王动容。受《谏逐客书》感动的秦王，撤销了“逐客令”，并请回李斯，封他为廷尉。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大的威胁正等着李斯，并且，这一次他还杀了人。

刚刚升任廷尉的李斯，刚看到光明前途的时候，他的同学韩非来到了秦国。韩非是韩国人，且与韩王同族。韩非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可是，他屡屡上书献策却不被韩王任用。韩非失望而愤怒。秦王很重视这样的人才，早就想见见韩非，将他收为己用。现在，秦国要攻打韩国，情势危急，韩王才起用韩非，派他出使秦国。从能力上分析，李斯知道自己远不如韩非。如果秦王留下他，重用他，势必成为自己的对手和仕途上的绊脚石。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必须除掉韩非。

他首先给秦王分析说，韩非这个人不能任用，他是韩王的亲族，韩非爱韩而不爱秦，大王如果攻打韩国，他当然不会同意，这也是人之常情。秦王一听言之有理，想韩非既然不能用，就放他回国吧。而李斯的根本意图是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他又说，如果放韩非回国，他就会为韩国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杀掉。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同学韩非的生命就葬送在李斯的手里。

秦王示意李斯去除掉韩非，李斯便送了毒药给韩非。韩非知道李斯的为人，自己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于是服毒自尽。从此，李斯再没有威胁，再没有对手。他辅佐秦王，于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

统一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李斯认为，周朝采用分封制，诸侯各自为政，所以天下战乱不断。如今天下统一，如果再分封诸侯国，又将回到以前的分裂局面，应当采用中央集权管理。李斯的提议遭到博士淳于越的强烈反对。淳于越上奏秦始皇，说天下之大，如果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就和普通百姓一样，万一发生叛乱，谁来相救？比如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都发生过叛乱，如果秦始皇不采用分封制，不以古为师，国家就不能长久。这一奏书激怒了秦始皇，他把淳于越交由李斯处理。李斯对淳于越进行审查，最后给淳于越定的罪状是泥古不化，厚古薄今。

接着，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秦始皇也采纳了。于是，大权在握的李斯，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处罚。总结起来，可称为“两个凡是”：凡是秦国以外的史书，一律烧掉；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一律烧掉。有谈论《诗》、《书》者，在闹市区处死，暴尸街头；有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包庇知情不报，同罪处置；得令后三十日之内不焚书者，面上刺字，发配去修长城。

次年，也就是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活埋。这一“坑儒”事件和“焚书”事件，合起来就是中国历史上重大而著名的“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人类文明都是一次空前的大摧残。在这一浩大的摧残中，秦始皇的暴政显而易见，而李斯的推波助澜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斯这样干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迎合秦始皇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完全是为了自己，他要从精神上彻底打垮和消灭异己和竞争对手。面对如此暴戾的摧残，有识之士和学者谁还敢来秦国呢。

李斯也是学者出身，而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化人残害文化，文化人背叛文化，古今罕见。由此可见，李斯的一生，是追求荣华富贵的一生。秦帝国的命运和自己的仕途前程相比，李斯显然更在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