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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经济吸引力越来越大，对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或是求学，或是谋生，逐渐融入了这个国度，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外交形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广州黑人聚居区，管理起来也是很不容易

（图片来自wikipedia@Anna Frodesiak）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大量外国人的涌入也在中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在异国他乡不熟悉情况的外国人难免不时违法。有时是无心之过，有时则是有意为之，对这些外国人要不要违法必究，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成为中国热议的话题。

在这方面，上海总是能做出某种榜样。

洋人见得多了，全都给你管得明明白白

（图片来自NASA）

上海不是法外之地

休斯顿火箭队的大胡子球星哈登上个月在中国火了。他在上海参加球迷活动期间，发现了电瓶车这种灵活机变的小玩意，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了更好地融入上海的市井生活，这位年收入上亿人民币的大人物亲民地骑上了电瓶车游览上海街头。

正在秀身体素质的另一个詹姆斯

（图片来自bilibili@林姐）

他的公关和经纪团队也只能跟着大佬一起骑车游上海。

结果在陕西南路，这门在NBA赛场上无人可当的钢炮被上海交警拦截了。原来他在上海犯了3个规：在禁止非机动车行驶的道路上骑车；在相反车道逆行；团队里有人非法载人。然后正面撞上了正在巡逻的上海警察叔叔。

从这位交警爷叔的表情上看，他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明星王者。

这位国际友人你违规了下车吧

最后警察通过翻译对哈登进行了批评教育，还开出了罚单，拿下了哈登中国行的第一张罚单。事后，哈登也对自己的违法进行感到抱歉，并且感谢了警方对街道安全的维护，做了一波好公关。

还是中英双语版

而上海警方也因此被团团点名表扬，怒刷了一波全国好感度。

团团奖励一朵小红花

然而哈登并不是第一个撞到上海警方枪口上的外国人。翻阅过去几年的报道，只要是被上海警察逮住的违法外国人，都被严肃地追责了。

2014年，长宁区交警焦晋军在定西路、长宁路口遇到了两名闯红灯的外国人。他们号称自己是色盲，跟焦警官胡搅蛮缠，甚至飙起了上海话。然而一通操作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他们占了上风，而是最终被焦警官送进了派出所。

2017年5月，上海交警陈金恺在徐汇区华山路、虹桥路路口发现一辆没有牌照的电动车，车上坐着两个外国男子。根据《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没有上牌的电动车不允许上路，也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乘客，最终这名男子被处以30元罚款，并被要求尽快办理牌照。

现场并没有出现混乱，外籍男子缴纳了罚款，还让乘客坐出租车离开。

上海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需要的可以去下面网站查看

（http://www.shanghai.gov.cn/）

今年4月，黄浦交通辅警赵军在南京东路四川北路口见到了一名乱穿马路的日本男子。赵军出手阻止，结果该日本男子气焰嚣张，称自己不懂中国法律，也不觉得是在乱穿马路，还威胁要寻求大使馆庇护，给赵军施压。

结果赵军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就是脱了这身皮（制服），我跟你说句实话：今天你也必须给我道歉！日本大使馆压不了我。请你道歉！向中国法律道歉！这里不是日本，现在也不是一百年前！”

霸气的警察叔叔

最终男子被带到交警面前接受了教育，并向辅警道歉。

历年来的案例都在向世人展示上海警方在涉外执法中执法必严的形象，为上海城市治安树立了一道坚实的壁垒。

上海警察叔叔的能力

上海警方能够在涉外行动中强硬执法，和上海市的一些特殊条件有关系。

首先，当然是上海警方外国人见得多了，哪个国家的人没有见过，也就不把内外分得这么明白了。

根据上海市政府的官方数据，截至2015年，在沪外国常住人口178335人，其中就业人口86536人，留学生55596人。这十几万外国人又主要分布在上海市中心的几个区，如黄浦、虹口、长宁、徐汇、静安、浦东等，真实密度极高，对地区治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这些区域执法的警察，对外国人见怪不怪，也必须及时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以免对社区治安产生负面带动作用。

基本集中在上海市中心区

（图片来自OpenStreetMap）

第二，是上海警方的学历水平和外语水平较高，在执法时障碍较小。

比如刚才提到的长宁区焦晋军警官，曾以500分通过英语六级分数，被网友称为“英语最好交警”。其实像他这样的警察，在上海公安系统里还有很多。

早在2011年，针对上海外籍人士渐多的现状，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就决定在中青年基层警察中进行系统性的英语培训。2012年，上海公安还与某英语培训机构深度合作，针对基层警察的执法场景，设计了一系列英语课程。现在上海的警察叔叔们，就算不能完全流利地说英语，也能抓住一些执法的重点，比如“drive（驾驶）”、“licence（执照）”、“law（法律）”等用词拼凑着执法。

之前很火的一个视频

出镜的上海警察们会N+1种语言

第三，是上海外事机构较多，如果真到了高强度执法的环节，沟通难度明显低于低级别的城市。

由于各种国际公约和一些双边条约的限制，中国公安对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的处理，原则上要争得其母国外事机构的理解，以防止案情扩大化，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按照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本市检察机关办理外国人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母国外事机构有权索要卷宗，并对嫌疑人进行探视、联络等。如果是在次级城市发生的案件，安排外事人员与警方、检方、当事人见面难免舟车劳顿，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执法者也希望能大事化小。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图

（图片来自china.usembassy-china.org）

但这个问题在上海就没有那么复杂。截止2018年，上海共拥有76个国家和地区的领事机构，其中大部分是总领馆，为全国第一，在外交级别上仅次于大使馆云集的首都北京。这些外事机构，也基本集中在黄浦、静安、虹口、长宁等区，交通成本很低，双方联系也比较密切，打消了执法的畏难情绪。

这些优势，都是上海警方执法有底气的根源，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但囿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要落实在全国难度还是很大的。

大城市都擅长管理外国人

其实上海涉外执法的能力，只是全国大城市涉外管理水平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对外国人的严格管理其实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据统计，在外国人第二密集的北京，2004年到2010年审判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涉外案件总数达到了386起。2017年，仅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外国人涉毒案件就达到了17件，中国执法、司法机关对外国人犯罪并非束手无策。

而在外籍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的广州，对外国人犯罪的执法数量则更高。2008年到2010年，广州市检察院共办理审查逮捕外国人刑事犯罪案件392件473人，其中批准逮捕437人。

目前，针对广州三非（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外国人日渐增多的现实，广州警方对外国人的管理力度也在逐渐加大，经常在街头设卡检查护照和居住证明。广州市公安局介绍，为避免遇到非洲人暴力抗法，甚至攻击警察，盘查时会保证3名特警在场，及时制服违法人员。

正在培训的广州女警

随着广州三非人员向广东省其他地区转移，整个珠三角城市的涉外治安环境都变得严峻起来，原本涉外案件水平不高的深圳也开始学会了采取雷霆手段。今年深圳警方更是邀请市民举报三非外国人，每行政拘留1人，奖励500元；每行政罚款1人，奖励300元。

大城市外国人多，素质鱼龙混杂，逐渐将其与国民之间违法成本的差距缩小，是国际化大城市治理的基本要求。随着各城市自身的发展和警务机关人员素质的提升，对外国人严格执法，避免对“洋大人”的放纵，一定是一个大趋势。

一视同仁原本就是正常操作

现在反而被夸赞

可见之前对“洋大人”有多宽松

而当我们遇到不公现象或是外国违法者嚣张抗法时，挺身而出积极呼吁，也是推动立法执法逐渐合理化的一种助力。

说句题外话，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近期上海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不仅适用于上海市民，还适用于外地游客和外籍人士，处罚标准为：“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已经有懂行的外国人为上海垃圾分类

出来做科普了

（图片截自Youtube@Thomas阿福）

希望上海能将警方的英语培训继续普及到守垃圾桶的阿姨爷叔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垃圾站远远地用英语朝着外国人喊：“垃圾这边来，垃圾这边来，你是什么垃圾？”

一个上海爷叔正在被询问

日本通往经济停滞的道路，由垃圾分类铺成 #W02

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讲过多次。

从前有个国王，有一次走在路上，被石子伤了脚。他大怒，命令把全国的道路上都铺上牛皮。

有个大臣对他说：“你的目的不就是不被石子硌伤吗？那把你的脚裹上牛皮就可以了啊。”

国王大悟。

据说皮鞋就这样发明出来了。

一

有人去日本旅游，大夸日本人素质高，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礼貌得令人惊讶。

他说：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哪怕白发苍苍，都会绕过来给乘客鞠躬、开车门，然后再绕回去开车。

对这个故事，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

出租车司机每天需要鞠躬、开门多次，如果这么做得不到金钱的回报，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人退出这个行业，转向不需要这么做的行业，比如制造业。由于供给减少，剩下的出租车司机价格就会提高。

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的鞠躬、开车门，必然会体现在车价里，是乘客付费购买的服务。

即便出租车司机自己认为自己是免费付出的，实际上他也收费了，这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和他的主观意识无关。

我说：你可以赞赏这样的服务，但是要意识到这是收了钱的。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可是文章下面，一大堆人痛骂我庸俗，狭隘到不肯承认日本人素质高。

“中国出租车司机也收了钱，会给乘客开门吗？不骂乘客就不错了。”

中国的五星级酒店，门童也会礼貌地为客人开车门，对此，他们知道门童的付出一定是收了钱的，但是对日本出租车司机的开门服务，他们却认为是高素质者的免费付出。

他们总想象，日本人是“别样的人们”。

桃军师几天前写的《寿司封神，日本封衰》，只是说“寿司之神”的精神并不经济，不值得崇拜和学习，也遭到不少反对。

有人说，不从事服务行业的日本人也很多礼，这难道不是素质高吗？

正常交往中，确实需要礼貌，来促进合作，这在经济学上叫交易费用。

但礼貌只要表达了善意就可以了。挥挥手、点点头，能让对方会意，就没必要动不动就鞠躬。

不要把交易费用搞得太高。

你说日本人多礼是素质高，但反过来看：

日本人的人心到底有多险恶，才需要付出这么高的礼仪成本，来让人相信他们的善意？

二

实际上，日本人的人心确实难以经得起质疑。

他们表面上礼貌、无害，但却爱用“法律”去伤害他人。

比如垃圾分类。

日本的垃圾分类有多繁杂，很多文章都说了。

家庭主妇需要对照二十多页的手册才能勉强分类。一些城市严格规定了周一几点扔什么、周二几点扔什么，周三……如果错过扔垃圾的时间，就得忍受垃圾的酸臭，或者把垃圾保存在冰箱里。

这当然是不经济的。

100万个家庭主妇每天花10分钟、20分钟做的事，几百个垃圾工人花8小时就可以做得更好。

为什么要让100万个家庭妇女去做？

回收价值大过回收成本的垃圾，垃圾公司自然会去分类回收。

回收价值低于回收成本的垃圾，直接找个地方埋了就是了。

新加坡是在海里用水泥墙围一个坑，铺一层隔离材料；居民垃圾先压缩，再焚烧，然后埋进坑里。

过些年这些垃圾堆就成了鸟语花香的岛屿。

日本当然也可以学新加坡。

日本全国1.27亿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2000年达到峰值，为5483万吨。

假设垃圾密度和水相当，峰值年的全部垃圾才5483万立方米。如果海里围坑深100米，只需要围54.83万平方米，也就是围0.5483平方公里就够了。

需要全日本家庭妇女来和垃圾较劲吗？

哪怕把垃圾运到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埋起来，也比强制家庭妇女分类成本要低。

何况现在很多日本青年不结婚，甚至都不过性生活，他（她）们上班累死累活之余，还得分类垃圾。

由于扔垃圾的成本太高，很多单身日本人家里成了垃圾堆。

为了你的环保理念，就要强迫别人付出高成本？

日本人并不都是“别样的人们”。

正常的人性都是用低成本去达成目的。

正常的日本人也会考虑成本，不都赞同变态的垃圾分类法。

但是不准你做正常人。不按规定分类垃圾，《废物处理及清洁法》规定，个人垃圾不处理好，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最高可罚1000万日元。公司垃圾处理不好，最高可罚3亿日元。

三

有人说：

“我也知道日本的垃圾分类成本太高、太麻烦，但是日本人对环保的那种敬畏，还是让我震撼。”

“虽然垃圾分类让大家抓狂，但只要坚持一代人，就能基本做到代代相传了吧？”

“日本的环保没说的，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但是，就像本文开头，国王要的只是脚不被硌伤而已，把脚用牛皮包起来成本更低，那就用这个办法好了。

你要的只是不污染环境、废物回收利用而已，有的是成本更低的办法。

环保重要，就要人人都来分类垃圾？

钢铁重要，就要家家户户炼钢？

本文开头的那个国王，脚硌伤了，他刚开始想到的，也只是改造道路。

而环保主义者更厉害，他们想要改造的，是日本全国的人性。

就是不许你采用成本更低的办法，就是要把垃圾分类深深地打入你的骨髓。

代代相传。

国王最后听人劝，吃饱饭。

环保主义者则满怀改造人性的崇高感。

市场、分工、效率，是坚决不考虑的。

市场经济顺应人性而不纵容人性。

不纵容人性，就是要求你不侵犯产权。只要不侵犯产权，每个人寻找自己成本最低的方式，也就是市场成本最低的方式。

日本土地私有，谁家土地被垃圾污染了，谁就起诉扔垃圾的人好了。如果有人愿意拿自己土地出来收费填埋垃圾，又有何不可？或者有人在海里围坑收费填垃圾，又有何不可？

哪些废物值得回收，让垃圾公司自己去选好了。

市场经济下，产权明晰，每个人保护好自己的环境，整体的环境就保护好了。

但是环保主义者坚决要求别人只能按他们的方式来保护环境。

强制垃圾分类下，日本家庭妇女扔垃圾之前要用水清洗，没赶上扔垃圾时间的家庭只能忍受垃圾的酸臭，许多单身男女家里垃圾成堆。

维护了表面上的大环境，但是很多人的小环境变糟糕了。

这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保护环境的反面。

但环保主义者仍然坚持他们的人心改造工程。

中国生产队的时代，农民干活磨洋工，人人吃不饱饭，当时的做法，不是去改变计划经济，而是想把人改得大公无私，主动多干活。

后来搞市场经济，人人吃饱饭，经济的高速增长。

顺应经济规律是美德。

四

垃圾分类对日本损害最大的，还不是让家庭妇女无端多付出垃圾处理成本，而是对人心的戕害。

中部大学的武田邦彦教授称：垃圾分类只是政府发起的一场全民洗脑。

武田邦彦教授只看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垃圾处理观念的洗脑。

其实，更可怕的，是那种非要和经济规律、市场选择作对的执拗劲，通过垃圾分类，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

日常生活中就习惯了干预，大大影响了日本人对经济的反思能力。

你唱环保高调，我唱福利高调，他唱保护弱小产业高调，人与人互害，囚徒困境。

即便有少数人还能正常思考，也难改大局。

日本1970年代末开始搞垃圾分类，1980年代经历了泡沫的繁荣，然后1989年泡沫破灭，进入“失去的30年”。

这30年里，日本经济近乎停滞。1998年，日本GDP增速为0.9%；2008年为-0.1%；2018年为0.7%。

都是因为泡沫破灭造成的吗？当然不是。

日本通往经济停滞的道路上，铺着许多砖，垃圾分类的砖。

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搞了30年凯恩斯主义来拯救经济，从来没有见效，但日本政府就是可以30年不改初心，换哪个政客当首相都差不多。

老年人高福利使日本陷入低生育率、老龄化的死循环，日本也改不了。

奇怪吗？不奇怪。

反市场的垃圾分类搞了40年，不也没改吗？

不但没改，还变本加厉。

反过来，如果哪天日本居然能取消垃圾分类了，那说明日本人真的走出来了。

不再有那种和经济规律作对的执拗劲了。

连这都改得掉，改掉凯恩斯主义也就不在话下。

垃圾分类，国运攸关。

目前的日本还看不到改的苗头。估计日本还得继续失去40年、50年……

五

讲日本的垃圾分类，为什么前面要讲日本的出租车司机？

并不仅仅是为了引出话题，更重要的是想说明：一切皆有成本。

中国人到日本旅游，一般都是准备了花钱的，不会计较价格，看到服务人员前后鞠躬，心情舒畅；自己也不用去分类垃圾，看到街头一片干净，心旷神怡。

就是没看到背后的成本，没看到那种和经济规律作对的变态执拗劲。

看不到成本，以为那些都是人家的高素质造就的，就觉得这些事太值得学习了。

“必须学习这些，提高素质，成为别样的人们。”

没去过日本的人，不少也人云亦云。

就算有人指出成本之昂贵、人心之移易，他们也会坚持说，为了更高的目标，这都是值得的。

但是，他们真的愿意、并且能够承受“失去30年”的成本吗？

对这个成本的巨大，很多人还一无所知。

别说0.7%的GDP增速，就是4%、5%的增速，大部分人也难承受。

注：上期欧老板介绍我是教授，但我不是教授哈。

不过我也不认为我的经济学水平比教授差。

（邓新华，2019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