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山修司不仅是优秀的电影导演、演员，还是杰出的诗人，评论家和戏剧家。他执导的《再见箱舟》《死者田园祭》被列为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并获戛纳金棕榈提名；他执导的《草迷宫》《狂人教育》等成为日本前卫戏剧代表作品。本文出自寺山修司所著《扔掉书本上街去》，以“月光假面”之比，委婉道出关于“正义”的种种独到观点：

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吗？他以为只要披上斗篷、戴上面具，任何人谁都能演一出《月光假面》，于是也学着从房顶上跳下来，结果摔断了腿。新闻报道说，此人是个四十出头的保险推销员，他这样做是想成为“正义之士”。读了这篇报道，我不由得心想：“为了成为正义之士就非得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吗？”

在我的少年时代，正义之士都以本来面目示人，无论是名探明智小五郎，还是少年侦探团的那些孩子们，全是不戴面具不化装的。只有怪人二十面相才“来去如疾风”，让人“不知其为何方人士”。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这个伦理变得颠倒起来——原本象征正义的真颜逐渐变成了显露邪恶的本相，而正义却无处存身，不得不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对于这种变得“来去如疾风”的正义之士，我的心中掺杂着期待与失望，渐渐觉得他并非“正义之士”，进而开始怀疑正义其本身，甚至感觉到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也不复存在了。

尽管不能公开宣称，但我心里觉得怪人二十面相与明智小五郎是同一人物，月光假面与拐骗儿童犯也变成了同一人物。正义的自我与邪恶的分身、抑或邪恶的自我与正义的分身在一个人的人格中分裂开来，而为了掩饰这种人格分裂，就需要“化装”。我们的小学修身课老师在战后因为强奸妇女而上了报纸。战后对我们进行灌输的民主主义教育中，不存在什么与邪恶截然对立的正义，即使存在这种正义，也无人能够对其进行判别。既然正义不露真相，正义及其拥戴者便不得不“来去如疾风”了。然而我们依然渴望着正义之士出现，渴望着月光假面显身，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如果像布莱希特那样来描述这种现象的话，恐怕我们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时代是不幸的，而需要正义的时代更为不幸。”

不知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可是没有人不知道他。

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可他到底是谁啊？

然而，我们对钻研自己所需要的正义本身，却并不显得那么热切。正义也许是“伪装的邪恶”，此二者也许转眼之间就会由于政治原因而相互颠倒立场。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是疏于潜心研究的。恩斯特·费舍尔在一篇谈正义的随笔中提到了《真理报》总编米哈伊尔·克利索夫的故事。1942年12月，米哈伊尔在作家同盟的演讲中说道：“这个世界大概会发生极为难以理解的事。总之，无论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也不足为怪，想想吧，你们俩想想吧。记住我最后留给你们的这些话……为何斯大林总是正确的……”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逮捕并处死了。直到1954年之后，米哈伊尔才被恢复名誉。也就是说，恢复名誉已是在他所说的“总是正确的”那个人死去之后的事了。

在明白“正义”是个政治用语之前，我们不得不付出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牺牲。譬如，当我还是个棒球少年的时候，我觉得穿过好球区的投球是正义的，没能通过好球区的坏球是邪恶的，而判定正义邪恶与否的是裁判。裁判是神圣的，而且棒球规则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是裁判判定的事，任何抗议都无用。投手将正义与邪恶分别用于同样的球上，因此，其灵魂也是二者选一般地同时存在于正义与邪恶之中，裁判则是将他投出的每个球分类为正义和邪恶给观众看。然而有一次，一个精通棒球的豆腐店老板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金田投的那些好球吗？”“你说什么？”我反问道。“巨人队的金田出场时，如果当裁判的是T，那金田投出的好球绝对会多起来，”豆腐店老板说道，“个中原因嘛，得从T以前也跟金田一起当棒球投手的时候说起了。那时候，金田已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投手，而T一直只是个穷兮兮的二线球员。所以金田不时把自己的旧西装送给T，还经常带他去喝酒。可是现在他们之间变成了一个技能下降的选手和裁判之间的关系。T就是因为想报当年之恩，所以才会把金田投出的一些坏球都判定为好球的。这就是金田在T当裁判时要比别人当裁判时投出好球多的缘故。”

我无法确认豆腐店老板的这些话是不是事实，然而却感到，对投出的球是好球还是坏球（是正义还是邪恶）的判定本应该在科学的支配之下，但只要这种科学并不存在，而判定只是听凭于判定者的人格，那么政治自然是介乎其中的。正义与邪恶始终处于相对的关系中，同一个行为之所以忽而被赞为正义、忽而被斥为邪恶，都是缘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政治的原因。如此一来，正义与邪恶就都成了“为了……的正义”“为了……的邪恶”，这势必同时暗示我们：月光假面也是“为了……的月光假面”。

这回真的出事了，而且情况极为不妙。我开始在心里呼救：“月光假面，你非来不可呀！”正想着呢，飘逸着白围巾的正义之士赶来了。外边传来了摩托车声，我抬头一看，原本想象中的月光假面成了巡逻车上的警察。在潜意识里，月光假面那白围巾和摩托车就是警察的形象。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不容置疑的“正义”，归根结底就等同于法律上的正义、警察的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大众要求有“另一个正义”“另一个法律”时，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已经反映出了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管理与统治的丑陋现实吗？当法律与正义得到维护时，是不需要正义之士的；只有当它们被破坏时，人们才会呼唤法律与正义化身的月光假面。大众不会自己对法律与正义进行验证，而是让月光假面来守护既有的法律与正义。当我们说“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的时候，对于那种羞于见人、“不露真颜，来去如疾风”的假面人，是不可能毫不怀疑的。想来，月光假面就像个私人侦探公司的中年探员，他工资不高，酷爱化妆。他露出本来面目时手无缚鸡之力，一旦化了妆，便活力充沛得判若两人。因为化妆能使他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然而，化妆的人从化完妆开始便属于“另一个世界”了。那就是假面的世界，或曰虚构的世界，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我虽然并不否认可以将空想的现实原则用作变革的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出手”的动机却总是深植于日常现实之中的。就是说，他的“正义”不是生成于他的空想现实原则之中，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既有的正义。“另一个现实”并非起着现实的作用，而仅仅作为一种时尚，起着提供白围巾、假面和摩托车的作用。因此，那些单身过着外餐生活、惯于手淫的侦探公司探员凭借白围巾和假面之威所炫耀的“正义”，并不会变为农家小儿子当上警察后主持的“正义”，它只有作为预备权力去补充警察的疏漏时，才具有月光假面的意义。月光假面的幻象为什么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不光是月光假面，就是怪人二十面相在我心中也已经死了。

上了年纪的小林少年说道：“怪人二十面相太难逮着了，所以说，我、我们已经老啦。”所有少年侦探团的成员也异口同声唱道：“我、我、我们是老人侦探团。”

这首歌其实是我作的。我揶揄少年侦探团的那些人被同性恋者明智小五郎利用，一直在追踪子虚乌有的怪人二十面相（其实是化了装的明智小五郎），结果白白浪费了自己短暂的青春。他们老了之后才终于明白“邪恶不过是正义化妆出来的”，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另一个社会的邪恶。然而此时明白，为时已晚。

这就是说，无论月光假面还是少年侦探团，都是无法在越南战争那样的国际事件中出动的。因为正义与邪恶在那里犬牙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想要参加进去的人不得不自己“选择正义”。而“月光假面叔叔”和少年侦探团员们一贯只为人们托付与其的“正义”行事，他们还无法具备弄清这种复杂情况的“正义观”。然而，要为正义行事的人必须先构筑出自己的正义——这是我对月光假面的第一个要求。而且，要构筑出自己的正义，就势必得构筑出自己的法律，创造出作为管理单位的“另一个国家”。涅恰耶夫将自己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作为一种法律，以正义的名义枪杀自己的同志；联合赤军也以他们的法律与正义对自己的同志进行“人民审判”与“处刑”。由于这些都是未得到公认的法律，所以它们被管辖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法律认定为犯罪。那么，如果月光假面出现过的话，他作为“正义之士”是如何表现的呢？

弗雷德·罗代尔写道：“法律是诸科学中的蜂鸟。”蜂鸟是会向后飞的鸟，法律也是墨守既有原则与先例的成规，“以革新为恶，以陈规为德”的。所以，如果撇开现在那些想要创造自己国家的革命家们，正义就是极为保守的东西，就等同于“向后飞”的东西，就成了将革命家变为罪犯的魔术师。我忘了月光假面飘动斗篷飞翔时是在“向前飞”还是“向后飞”，但记得自己曾经一直指望月光假面会以那副围巾加假面的“制服”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人触及自己的极限时，会因此产生联想，期望有能够冲破极限壁垒的“超能力”出现，希望能够以此为阶梯超越真实的自己。然而，当意识到这种“正义之士”并非对任何人都会给予帮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产生怀疑了。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选自《扔掉书本上街去》

作者: [日] 寺山修司

编辑 尾狗

图片来自电影《上海异人娼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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