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封城东南方向3公里处，有一座千年古园——禹王台公园。进入公园的东大门，向西大约有200多米处就是"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这里长眠着辛亥革命十一位烈士。辛亥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指出：“从孙中山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对辛亥革命最全面、最正确的评价。早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作为河南省省城的开封，也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虽然在开封的这场革命没有成功，但革命志士的英勇事迹我们永远不能忘却。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同盟会。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就有河南籍的曾绍文、车钺、朱奋如、杜潜等人。1906年设在开封演武厅的河南武备学堂选派了五十名学员赴日本留学，其中陈伯昂等十七人同年加入了同盟会。随后，河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愈来愈多，日益活跃，他们先后创办了《豫报》、《河南》、《女界》等杂志，宣传革命思想。《河南》杂志的总经理就是张钟端，他撰文写道：“……故欲大告成功，完全以达其要求之目的者，则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盖吾为此言，吾非好为暴动而不惜流血之惨状也，吾实见其非此不足以达此目的。”
1908年 同盟会总部决定派杜潜赴开封组织河南同盟会分部。杜潜到开封后，将秘密机关设在开封南关中州公学。因为同盟会会员杨源懋当时任该校校长，所以中州公学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同盟会，使开封同盟会会员多达二百多人，这是开封同盟会组织建立的开始。
辛亥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起义后，消息传到开封，开封同盟会会员精神大振，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在禹王台法政学堂召集了秘密会议，分析了河南形势，共商河南独立大计。
当时驻防开封的陆军二十九协（旅）协统是应龙翔。应龙翔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是黎元洪的姻亲，所以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他可以依靠和信赖。会后派陆军二十九协排长同盟会会员吴沦州以请假省亲为借口，会见了协统应龙翔，探听他对革命的态度。会谈后，吴沦州立即将应龙翔口头上同情革命，但又胆怯的态度向同盟会负责人刘纯仁做了汇报。刘纯仁听后说：“应协统胆子太小，不是革命党，我们自己想法子干吧！”
清廷巡抚宝芬，预感到革命形势即将到来，所以加强了防范应变措施，开封初次酝酿独立，至此受到了严重挫折。但是革命党人并未气馁，又决意分东西南北四路，到各地联络红枪会、仁义会等民众团体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会员张钟端 ，1879年生于河南许昌长村，他自幼聪明，才识过人，1905年以公费留学日本东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致力于革命活动。张钟端认为，河南地处中原，如能光复，对全国必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在武昌起义后，他自愿请求回开封秘密组织起义。张钟端从湖北回到开封后，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最后决定，除在军队内继续开展活动外，必须抓紧同已经分赴各地的革命志士联络，以建立统一的革命武装。
最初的革命机关就设在开封北土街和合堂，后又移至优级师范学堂（今前营门街河大一附院）。经过联络，省城内外革命志士共推张钟端为河南省起义军总司令，张照发为革命军总协统，刘凤楼为革命军督队长，王天杰为敢死队总队长，徐振泉为敢死队先锋，张得成为暗杀团团长，单鹏彦为敢死队队长，李鸿绪为决死队队长，王梦兰为民军总指挥，崔德聚为民军总招待。并决议于十一月初三日（12月22日）夜十二时，举火为号，进行武装起义。起义当天，城外的红枪会、仁义会等民众组织已按计划向开封进发，参加起义的城内外新军也做好了准备，驻守在南关禹王台的炮兵营也将四门管炮移至小高地，准备向巡抚衙门开炮。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古城开封，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
当时开封清军布防也十分严密。巡防营统领柴德贵，因与革命党人张照发同事过，假装同情革命，而暗中派巡防营稽查张光顺和江玉山二人打入革命军。张光顺首先向革命军协统张照发表白愿意参加起义军。起初张钟端等人均对他表示不信任，张光顺又假惺惺的在夜间焚香发誓，歃鸡血为盟，终于骗取了革命军的信赖。十一月初三日夜，张钟端等革命志士正分头在各起义地点准备行动，夜里十一时，清军巡防营统领柴德贵按照张光顺、江玉山的告密，带领数百清军围攻了设在优级师范学堂的革命军司令部。由于革命党人毫无戒备，张钟端等数十人被逮捕。柴德贵还命令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就连原定举火为号的几个起义地点也被清军严密监视，结果等候在城外的红枪会、仁义会等千余人，一直等到半夜也不见信号，拂晓才不得已撤离。开封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队伍不纯，宣告失败。
起义失败两天后，张钟端、王天杰、张照发、刘凤楼、单鹏彦、徐振泉、张得成七同志英勇就义于西关；李干公、王梦兰、李鸿绪、崔德聚四烈士牺牲于南关。
十一烈士壮烈牺牲后，清政府禁止家属收葬，”……张（钟端）等尸骨暴诸城外多日，后有党员沈竹白以慈善名义，殓葬于开封南关义地（官坊街）。张（钟端）自为一墓，其余十人，因尸首不全不能辨认，共为一墓。“
1932年11月15日，省政府第203次会议决议：“……修建十一烈士墓祠。”1933年初开始备工筹料，并于7月12日先将烈士遗骨安葬于公园（纪念塔的东侧）。从1933年到1935年，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用两年的时间，重修辛亥革命河南十一烈士墓。1935年12月22日，在辛亥革命河南起义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各界人士在新建烈士墓前举行公祭。并定每年12月22日为河南辛亥革命纪念日。
（有资料显示：1934年，刘峙在开封时，把散葬在禹王台的十一烈士墓，迁葬于南关纪念塔的东侧，重新为十一烈士撰写了碑文，同时将纪念塔改为“革命烈士纪念塔”。
还有资料显示：1932年5月间，由齐真如在省府会议上，提出拨款10万元迁移十一烈士墓，指定南关土地十二亩作为烈士墓址。1933年秋天正式将烈士遗骨迁葬，定名为辛亥革命河南十一烈士墓。墓西之纪念塔，原为冯玉祥主豫时为纪念其友人成慎师长于1928年所建，建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后，才改称为辛亥革命河南十一烈士纪念塔。）
1963年，开封市人民政府将残倒在禹王台柏林中的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之墓碑，经过修补，竖立于烈士墓前。1981年，复将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迁入禹王台公园中，修建陵园，气势庄严肃穆，供后人瞻仰、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