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论元代西湖书院的刻书

王建军:论元代西湖书院的刻书 一 元代书院刻书事业在继承宋代书院刻书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

王建军:论元代西湖书院的刻书

元代书院刻书事业在继承宋代书院刻书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其中又以西湖书院的成绩为最。本文拟就西湖书院刻书事业的发展,作一典型解剖,以图窥元代书院刻书状况之一斑。

元代的西湖书院刻印之书,确切数字尚无考察统计,仅就所知,在《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计有122部,此外,又刊刻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苏天爵的《国朝文类》70卷。另据《宋元学案》,婺源人程文所撰《蚊雷小稿》、《师音集》、《黟南生集》三书的刊刻也是在西湖书院。这个成绩不仅在元代书院的刻书业绩中是较为突出的,而且对推动古代书院刻书事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促成了书院刻书专业化的趋势。

那么,元代的西湖书院为什么能够在刻书事业上独树一帜?黄溍于元至元年间(1264—1294)所写的《西湖书院田记》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昔天下未有学,惟四书院在梁楚间。今江浙行中书省所统吴越间之地,偏州下县无不立学,而其为书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贤之乡邑及仕国遗迹所存而表显之,以为学者之依归。不然,则好义之家创为之,以私淑其人者也。独杭之西湖书院,实宋之太学,规制尤盛,旧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官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学士承旨徐文贞公持部使者节莅治于杭,始崇饰其礼殿,而奉西湖上所祠三贤于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详达于中书,界书院额,立山长员,异时书库官之所掌悉隶焉。顾所以赡之者田皆薄瘠,且远在他州县。富岁所输犹多,不登营缮廪给之须,犹或匮乏而弗继,未有余力及其书也。郡人朱庆宗以二子尝肄业其中,念无以报称,乃捐宜兴州泊阳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亩归于书院,遵者令减其租什二,实为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请别储之,以待书库之用而毋移他费。凡书版之刓缺者补治之,舛误者刊正之,有所未备者增益之。主教事者既白于儒台,而转闻于宪府,俾有司蠲其田之徭役。虑后人昧于所自而堕其成规,征文为记,以示永久。[1]

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西湖书院大行刻书事业的历史背景很有帮助,它实际上陈述了元代西湖书院在刻书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三个有利条件:其一是元代朝廷对书院发展的鼓励政策,尤其是对西湖书院的鼎力支撑;其二是西湖书院的前身是南宋国子监,其遗留下来的书版成为西湖书院刻书事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三是西湖书院得到民间捐助的学田,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从总体讲,元代的书院政策是较为宽容的。虽然在中统建元以前,元代书院一度受到冷落,但这种状况在世祖建元后得以改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六月,朝廷就明确宣布:“先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恒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于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治罪。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搔扰,使臣安下。钦此。”[2]以后,元朝廷在加大各地办学力度的同时,也都同时强调了于“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3]的鼓励政策。这个政策在元代基本上一以贯之,其效应正如引文开篇所说:“昔天下未有学,惟四书院在梁楚间。今江浙行中书省所统吴越间之地,偏州下县无不立学,而其为书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贤之乡邑及仕国遗迹所存而表显之,以为学者之依归。不然,则好义之家创为之,以私淑其人者也。”很清楚,当时各地创建书院,或借本地名人之招牌,或凭“好义之家”的“私淑”意愿,总之是相当自由、相当风行的。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元代书院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这种状况显然是在朝廷文教政策的鼓励下实现的。

但元朝的书院鼓励政策并不是单纯地听凭各地书院自生自灭,而是在积极鼓励各地创办或恢复书院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将书院发展纳入官府管辖的权限之内。其措施之一便是由官府委派各书院的山长及其他教职人员,并将对这些人员的考查纳入朝廷官僚的序列,“各处书院山长、县学教谕,依例保申体复委用,无得滥行差设”[4],这便从组织构建上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其措施之二便是拨给书院以学田,“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地土,给赡生徒所在官司,常与存恤”[5],这又从经济上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这两条措施的实施,确实为日后书院走上官学化道路埋下了伏笔,但当时元朝廷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其意图还不在改变书院自由讲学的方向,而在通过重视书院的创建来表现弘扬中华文化以推行“汉法”的姿态。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当时在书院创建过程中注入了朝廷行为,元代书院才得以长足地发展。

西湖书院便是这种朝廷行为模式的典型。西湖书院旧址原为宋代名将岳飞之故宅,南宋时辟为国子监,规制宏大,尤其是“典章文物悉袭汴京之旧,既已裒辑经史百氏为库聚之于学,又设官掌之”[6],显然这便是南宋时期的教育学术中心了。宋亡学废,这里一度成为元代肃政廉访司的治所。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江浙行省长官徐琰谋将治所西偏之地辟为书院,设礼殿以祀孔子,又设三贤祠以祀白居易、林逋和苏轼。“后为讲堂,设东西序为斋以处师弟子员。又后为尊经阁,阁之北为书库,收拾宋学旧籍,设司书者掌之。宋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咸在焉。书院有义田,岁入其租,以供二丁祭享及书刻之用。事达中书,扁以今额,且署山长、司存,与他学官埒”[7]。于是,西湖书院的规制便初步奠定。很显然,与当时大多数属于私立性质的书院所不同的是,“独杭之西湖书院”完全是官府操办的结果。

元廷创办西湖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此地以“收拾宋学旧籍”。前文所引“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详达于中书,界书院额,立山长员,异时书库官之所掌悉隶焉”[8],便是将凭借宋之太学旧址设立书院的独特意义申明于朝廷。他们看到:“文者,贯道之器。爰自竹简更为梓刻,文始极盛,而道益彰。西湖精舍因故宋国监为之,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皆存焉。其成也,岂易易哉!”[9]这二十余万片的书版,是西湖书院的优势所在,而书院刻书藏书又是书院传播文化宣扬道统的重要职能。这个意思得到了元朝廷的首肯。就在西湖书院创办的第二年,元贞元年(1295),元朝廷便在一则法令中强调:“各处书院见有书版,令教官检校,全者,整顿成帙,置库封锁,析类架阁,毋致失散,仍仰各印一部。及置买四书、九经、《通鉴》各一部,装背完整,以备检阅,不许借借出学。如有书版但有欠阙,教官随即点勘无差,于本学钱粮内刊补成集。”[10]在这样一种文治的氛围下,西湖书院的学术定位便顺理成章。它不仅要成为书院教学的楷模,而且要成为南方图书中心,成为上承孔门儒学、下载宋代理学弘扬中华文化的学术象征。

而西湖书院的刻书事业又获得了坚实的经济实体的支撑。西湖书院原有学田,然皆为薄瘠之地且远在他州县,富岁所输尚能应付书院教学与生活的日常开支,一旦遇上灾年穷岁,则用度匮乏而难以为继,“未有余力及其书也”。郡人朱庆宗以其二子曾肄业西湖书院,知恩图报,乃捐宜兴州泊阳村圩田二百七十五亩归于书院,官府以减其租二成的方式,便为西湖书院争取到每年一百三十二石大米的“专款”,“请别储之,以待书库之用而毋移他费”[11]。这样,西湖书院便能够真正组织人力对缺损的书版进行补治,对舛误之书版进行刊正,对有所未备的书籍补充增益。西湖书院的刻书事业便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元代西湖书院在刻书事业上的第一个大手笔便是对原有书籍进行整理编目,形成了中国书院史上的第一个刻书书目。

西湖书院创办之后,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象,随着书院的发展,不久便有了更新书院布局而大行土木工程之事。据贡师泰在《重修西湖书院记》中所述,延祐三年(1316),周德元迁尊经阁,建彝训堂,创藏书库[12]。既有了尊经阁,又为什么还要创藏书库?陈袤在《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中说:“近岁鼎新,栋宇工役匆遽,东迁西移,书版散失,甚则置诸雨淋日炙中。”书版散失,受雨淋日炙,这就有了建藏书库的动议。“一日,宪慕长张公昕、同寅赵公植、柴公茂因奠谒次,顾而惜之,谓兴滞补弊,吾党事也。乃度地于尊经阁后,创屋五楹,为庋藏之所,俾权山长黄裳、教导胡师安、司书王通督、学生作头顾文贵等,始自至治癸亥夏,迄于泰定甲子春,以书目编类揆议补其阙”[13]。这里讲了两件事,一件是因为书版散失而须专建藏书库予以保管,第二件事便是进一步对所刻印书籍进行分类整理。其中所言应“兴滞补弊”,“以书目编类揆议补其阙”,其意图便是要通过编辑书目来记录西湖书院的刊印成就,总结刻书的经验教训,规划下一步刊刻的方向,这标志着古代书院刻书事业的进步和步入制度化轨道。至治癸亥年为元至治三年(1323),泰定甲子年为元泰定元年 (1324),也就是说在至治三年夏到泰定元年春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山长黄裳、教导胡师安、司书王通督与学生作头顾文贵等,系统地将西湖书院的刻书进行了书目编类,《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因此问世。现将此书目转录如下:

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

易古注 语孟集注

易注疏 孟子古注

易程氏传 孟子注疏

书古注 文公四书

易复斋说 大学衍义

书注疏 国语注补音

诗古注 春秋高氏解

诗注疏 礼记古注

谷梁古注 礼记注疏

谷梁注疏 周礼古注

埤雅 周礼注疏

论语古注 仪礼注疏

论语注疏 仪礼集说

论语讲义 陆氏礼象

仪礼古注 葬祭会要

仪礼经传 政和五礼

春秋左传注 文公家礼

春秋左传疏 经典释文

公羊古注 群经音辨

公羊注疏 尔雅古注

孝经注疏 尔雅注疏

孝经古注 说文解字

古文孝经注 玉篇广韵

礼部韵略 孔氏增韵

毛氏增韵 文公小学书

博古图

大字史记 新唐书

中字史记 五代史并纂误

史记正义 荀氏前汉纪

东汉书 袁氏后汉纪

西汉书 通鉴外纪

三国志 通历

南齐书 资治通鉴

北齐书 武侯传

宋书 通鉴纲目

陈书 仁皇训典

梁书 唐书直笔

周书 子由古史

后魏书 唐六典

元辅表 救荒活民书

刑统注疏 临安志

刑统申明 崇文总目

刑律文 四库阙书

成宪纲要 唐书音训

颜子 荀子

曾子 列子

杨子 武经七书

文中子 百将传

太元温公注 新序

太元集注

通典 武功录

两汉蒙求 金陀粹编

韵类题选 击壤诗集

回文类聚 林和靖诗

声律关键 吕忠穆公集

西湖纪逸 王魏公集

农桑辑要 伐檀集

韩昌黎文集 王校理集

苏东坡集 张西岩集

唐诗鼓吹 晦庵大全集

张南轩文集 宋文鉴

曹文贞公集 文选六臣注[14]

当时人对这个书目的问世是欢欣鼓舞的。西湖书院山长陈袤亲自作记,前教谕张庆孙亲自书写并篆刻,于泰定元年的九月由直学朱钧立碑。

这个书目按经史子集分四部,共著录图书122种,其中经部51种,史部36种,子部11种,集部24种。与前朝的图书目录相比,这个书目只著录了书名,而作者、卷数及内容提要一概从略,这或许是因为书目需碑刻而不能详细,故而留下了深深的历史遗憾。但认真研究这个书目,不难看出它在古代目录学史中还是富有意义的。

首先,这个书目所采用的四部分类法继承了前朝目录分类的学术成果。目录四分法萌发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魏征作《隋书·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定名,分四部四十类,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切合实际的图书分类体系。元代西湖书院整理书目继承了这一传统,虽然这个书目于四部之下没有再分小类,但仔细分析,其图书的归类是依据目录学的原则来执行的。这样做,有利于学术传统的张扬,有利于指导书院生徒的读书研究,也有利于书院刊刻事业的发展和规范化。

另外,这个书目的图书归类十分注意继承和借鉴前人在目录学上的新成果。例如《孟子》原来一直属于儒家类而归于子部,南宋人尤袤首次在《遂初堂书目》中将《孟子》附于《论语》类而归于经部,陈振孙在编录《直斋书录解题》时则进一步将《论语》、《孟子》合为语孟类,他的理由是:“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歧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15]这种归类法是适应理学的发展而产生的。《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显然是采纳了这一成果,将《语孟集注》、《孟子古注》、《孟子注疏》、《文公四书》、《大学衍义》这些理学著作都归之于经部了。又例如,《尤目》在集部删去了楚辞类,增加了章奏类、乐曲类、文史类,而《陈目》则增加了诗集、歌词、章奏、文史四类,这些都是目录学史上的新发展。《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也采纳了这一新的学术成果,在集部录入了这些方面的书籍。

当然,值得商榷的是,这个书目将《通典》归入了集部。《通典》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等八门事类相从,将散见于各书的历代典章制度,社会发展的重要史实,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作者杜佑欲通过历史沿革来总结经验,虽然其中多有议论,但应该是一部史书,似归于史部更为妥当。另外,将《农桑辑要》归于集部也不妥当。《农桑辑要》是元代朝廷为“劝课农桑”而命大司农司编撰的一部农书,它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十门,以为大司农司派员巡察各地,督促农桑,推广技术的主要依据。这部书应属于传统分类法中的农家类,按传统四部分类法将其归之于子部更为合理。此外还有将《博古图》归到了经部,似也不妥。

尽管如此,《西湖书院重整书目》的社会意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书院目录,在目录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书目的编定实质上是昭示着对传统文化的崇尚,而传统文化的不被破坏,又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形成的群体意识和内聚力依然流行。所以,西湖书院将这一书目刻石立碑,陈袤强调是欲“以传不朽。非独为来者劝,抑亦斯文之幸也欤”[16],此话的话外之音是十分丰富的。在元朝廷含有民族歧视政策的统治下,江南士大夫对能够完整保留固有文化的传统当然是感到欣慰的。

元代西湖书院在编定《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之后,刻书事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突出的业绩主要有三项:一是刊刻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二是刊刻了苏天爵的《国朝文类》,三是再度整理了一个书目。

从时间上推测,西湖书院刊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编辑《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之前就开始了。马端临生活于宋元之际,宋亡隐居不仕,后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马端临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缺载历代典章制度,《通典》一书虽可补配其书,但仅止于唐天宝年间,且不甚详尽,便广泛搜集史料,虚心求教通人,发誓要著成一部典制体通史。他历时二十余年,终于完成《文献通考》348卷。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真人王寿衍奉命访求有道之士到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见到《文献通考》文稿而喜不释手,决定抄录上报。延祐六年(1319)四月,王寿衍将《文献通考》上呈仁宗,得到元仁宗的嘉许,并命令马端临亲自带上书稿“赴路誊写校勘刊印”。英宗至治二年(1322),《文献通考》由饶州路出资,由西湖书院承担刊刻。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文献通考》全书刊刻完成,经马端临亲自校对后印行。估计《文献通考》成书在《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之后,故书目未载。据《中国出版简史》评价:“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浙江杭州西湖书院刻的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刻印俱精,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为元本中代表作。”[17]

西湖书院刊刻《国朝文类》也是元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苏天爵时任奎章阁授经郎,他就学于元代国子学,历官翰林僚属,致力搜辑元初以来的文章,用了整整20年,并按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各以类分,编成《国朝文类》七十卷。此书成于至元二年(1336),据《西湖书院刊刻〈国朝文类〉文书》所述,这一年的十二月,翰林国史院待制谢端、修撰王文煜、应奉黄清老、编修吕思诚、王沂、杨俊民等人上书,认为元代文章兴盛,“宜有纂述以传于时,于以敷宣政治之宏林,辅翼史官之放矢,其于典册不为无补”,苏天爵的《国朝文类》“虽文字固富于网罗,而去取多关于政治,若于江南学校钱粮内刊版印行,岂惟四方之士广其见闻,实使一代之文焕然可述矣”,建议中书省予以刊印。中书省十分同意这个意见,它在给礼部的函件中强调,此书如能“刊行以广其传,不唯黼黻太平有裨于昭代,抑亦铅椠相继可望于后人”,于是决定由江浙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江浙行省即刻指派“西湖书院山长计料工物价钱”,所需赡学钱,也“已行分派各处”。为了保证刊刻质量,同时委派儒学提举司副提举陈登仕“不妨本职,校勘缮写,监督刊雕”。刊刻《国朝文类》的任务便由西湖书院承担下来。

至元四年(1338)八月十八日,太常礼仪院在检查西湖书院刊刻完毕的《国朝文类》书版之后,对书版质量提出了意见:“近据西湖书院申交札到《国朝文类》书版,于本院安顿,点视得内有补嵌版,而虑恐日后版木干燥脱落,卒难修理,有妨印造。况中间文字刊写差讹,如蒙规划刊修,可以传久,不误观览,申乞施行。”于是,西湖书院山长方员与儒士叶森用了两年的时间,“将刊写差讹字样比对校勘白、修理完备、印造起解”。

至正元年(1341)十一月二十二日,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提举黄奉政对《国朝文类》的样书质量提出意见:“当职近在大都,于苏参议家获睹元编集,检草校正,得所刊版本第四十一卷内缺少下半卷,计一十八版九千三百九十余字不曾刊雕,又于目录及各卷内辑正,得中间九十三版脱漏差误,计一百三十余字,盖是当时校正之际,失于鲁莽,以致如此。宜从本司刊补改正,庶成完书。今将缺少版数、漏误字样录连在前,关请施行。”于是,西湖书院遵照儒学提举司的意见,又对《国朝文类》的版本进行刊补改正,至正二年(1342)二月二日全部工作完成。[18]

元代西湖书院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又一次编定了一个书目,这次编定书目的缘由也是因为书院的重修。据杨维桢于至正二十年所写的《重修西湖书院记》所言:“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达公、浙西监宪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阅,募兵益众,聚庐益隘,军栖于寺观,演于庠序,院之新者随毁。平章光禄张公埝,其故长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驱部伍徙营翼,院之缺者补之,弊者易之,弱不支者壮之。三贤诸像彰施粉绘,六经版籍重加修补。”[19]从中可以看到,至正十七年(1357),因阅兵而造成书院楼房损坏,故而对书院建筑进行了一次大修补,其中就包括了对书籍书版的整修。这次修补工作于至正二十年(1360)完成。两年后,书目编辑工作也告竣,陈基在《西湖书院书目序》介绍了这一工作的具体进程:

独书库屋圮板缺,或有所未备,杭之有志者间以私力补葺之,而事不克继。至正十七年九月间,尊经阁坏圮,书库亦倾,今江浙行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院事吴陵张公曾力而新之。顾书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砾中者往往刓毁虫朽。至正二十一年,公复厘补之。俾左右司员外郎陈基钱用董其役,庀工于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刻经史子集欠缺,以板计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计者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缮补各书损毁漫灭,以板计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计者二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计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计者九百三十。书手刊工以人计者九十有二。对读校正则余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长沈裕、广德路学正马盛、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凌云翰、布衣张庸、斋长宋良、陈景贤也。明年七月二十三日工竣,饬司书秋德桂、杭府史周羽以次类编,藏之经阁、书库,秩如也。先是,库屋泊书架皆朽坏,至有取而为薪者,今悉修完。既工毕,俾为书目,且序其首,并刻入库中。[20]

从文中可知,这次的版籍修补工作开始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十月一日,完成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的七月二十三日,投入书手刊工共92人,校勘工作则由众山长、地方官学学官及学生斋长把关,最后由司书、杭府史等人将其以次类编,藏之经阁、书库。可惜这次的书目未能碑刻,而是刊刻后藏入书库,今已失传,故不能将其与第一个书目进行比较。但从文中所述仅修补的版数及字数皆十分庞大,可以推测第二个书目的内容远比第一个书目要丰富,这也反映了元代西湖书院的刻书事业处于发展之中。

元代西湖书院注意发展刻书事业,这与当时江南士大夫清醒的历史意识有直接关系。陈基在《西湖书院书目序》中对此讲得很明白:

夫经史所载,皆历古圣贤建中立极、修己治人之道。后之为天下国家者,必于是取法焉。传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不可诬也。下至百家诸子之书,必有裨世教者,然后与圣经贤传并存不朽。秦汉而降,迄唐至五季,上下千数百年,治道有得失,享国有久促,君子皆以为书籍之存亡,岂欺也哉?宋三百年来,大儒彬彬辈出,务固先王旧章推而明之,其道大著,中更靖康之变,凡百王诗书礼乐相沿以为轨则者,随宋播越东南。国初,收拾散佚,仅存十一,于千百斯文之绪不绝如线,西湖书院板库乃其一也。[21]

面对国家书籍严重散失,“仅存十一”的惨状,重整西湖书院的版籍,使这“不绝如线”的“斯文之绪”得以光大发扬,这在封建士大夫看来是经邦治国的伟业,是在承担着将圣经贤传相沿以为轨则的历史使命,因为“经史所载,皆历古圣贤建中立极、修己治人之道。后之为天下国家者,必于是取法焉”。从这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在从事刻书事业之时那份庄重的神情和自觉的民族责任感。

注释:

[1]黄溍:《西湖书院田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3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佚名:《庙学典礼》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

[4]佚名:《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庙学典礼》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佚名:《行台坐下完司讲究学校便宜》,《庙学典礼》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6]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8]黄溍:《西湖书院田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3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陈袤:《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0]佚名:《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庙学典礼》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11]黄溍:《西湖书院田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3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2]贡师泰:《重修西湖书院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3]陈袤:《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4]《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l~45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16]陈袤:《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7]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114页,学林出版社,1991。

[18]详见《西湖书院刊刻〈国朝文类〉文书》,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8~46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9]杨维桢:《重修西湖书院记》》,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0]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1]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载《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45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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