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具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的确，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这体现为：一是风险的“人化”。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有一个很有洞察力的说法，他认为过去的社会是阶级社会，核心的问题是穷，所以整个社会是围绕财富生产来运行的，社会的首要难题是如何进行财富的分配。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叫“风险社会”，资源不足的问题已经大大缓解，可是社会协作变得非常复杂，累积起来的风险也变得很高，什么全球变暖、人工智能、禽流感、股灾等等，到处都是巨大的风险。所以如何化解风险，疏导风险就变成了新的首要问题。按照贝克这个思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标准就变了，过去的标准是富有，是GDP的数字，而现在衡量一个好社会的标准，就是能不能给人以安全感。
风险社会，意味着危机常态化的时代到来，今天我们人人需要安全，在物质富裕的当下，安全感成为我们的第一需求。飞速前进的不确定社会状态下，不论在上者，还是在下者，我们都如此匮乏安全感。可是，管理者努力要造就的还是一个“看起来熟悉”的管理环境，一个在他们的经验里感觉有把握的强力社会管理网络。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安全感。为了求取这种“熟悉感”，他们展现了强大的不信任，基于人性恶的考量进行规范性治理框架的设计。但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却被严重低估。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核危机、金融危机等，都是现代性风险。
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基于事物，互联网时代基于关系，当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昂，当维稳成为第一刚需，以邻为壑、彼此互害的不信任社会，怎么可能带来每一个社会成员被保障的安全感。当网络自我矫正、自行清洁的特性被不信任，当网络上呈现的民间的求真做法被不信任，当所有的管制措施都可以从不信任这个角度解释，其实我们离安全社会反而是越来越远。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的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他们是不太关心自身的实际利益的，高喊着“集体上天台”和“背着炸药包勇闯”的他们，可能只是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不要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
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能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同时开猪肉店和肉包子铺，那么质量好的猪肉，就摆在外面高价出售，而质量差一些的猪肉，则被这个人放在了肉包子里。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经济学家发现了“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荒谬的行为，比如中国的城市总是高楼林立，非常漂亮，但是城市的下水道却非常糟糕，以至于城市的街道也会淹死人；比如很多滨水农家乐包括旅游项目，打着“亲水”概念红红火火经营，但是无视自然规律，乱搭乱建，为增加娱乐项目占用泄洪渠，改河道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旦山洪爆发游客就被直接冲走。2015年8月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小峪河村突发山洪，致使9名游客被洪水冲走，8人遇难1人失踪，就是这样活生生的悲剧。这其中，有天灾也有人祸，除了山体滑坡与洪水相遇，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公共场所和娱乐设施，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杀人的工具，这更让人们的安全感大为降低。吞人的电梯，坍塌的路面，我们随时随处如履薄冰。
怎么分析这样奇怪的经济学现象，需要我们回到人性，因为这个世界主要由人的行为来组成。有学者研究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大悲剧。第一是高估人性带来的悲剧。以为人人都是完美的，高估人性之善，缺少了对人性的监督和制约，这导致一些人嘴巴里说得很漂亮，但私底下却老是干坏事，整个社会被一种虚伪的文化笼罩。有人一面高喊无私，一面却做着贪污的勾当。有人对别人要求无私，但面对自己，却锱铢必较，甚至借助公权力大肆腐败。第二则是低估人性之优美，把每个人都看成魔鬼，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爱，没有信任，没有温暖，对人和人性彻底失去信心，对社会积累了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比如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恐怖组织，比如文革时代的集体癫狂。人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常识：人性是恶的，所以必须监督，必须制约；人性也是善的，所以，要去爱，去同情，去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
人和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多么神秘的体系。人与人要交流，人和人之间有博弈。经济学家认为，博弈论是一个让人变得聪明的理论，因为它致力于一种涵盖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遍的均衡。在心灵深处，个体生命都充满无法言说的恐惧，我们以各自的方式在满足生命的安全感，在减消生命的不安全感。不管那是什么方式，至少，也是生命在某个特定的阶段，爱自己的最好的最本能的方式。
今天，谁能满足我们的安全感，就会有新的商业模式横空出世。人类从来有对黑夜的原始恐惧，但现代生活带来了迟睡的人群与活跃的夜生活，虽然其中潜伏着不安全因素。24小时便利店，同样是夜晚的生意，却出人意料地代表着安全感。夜里三点钟的便利店，是夜行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它不像消夜摊档那样充满了情绪高昂、曲终人散的戏剧性，只是安安静静地给夜行人提供一个随处可得的、简装版的生活，使他得以免除独对黑夜、贮备不足的风险。
今天，深感不安全的不仅是女人，也包括越来越困惑的男人们。99%的男人希望自己的女人比自己笨（除了在做家务这方面）。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安全感，女性的聪明才智在男人的眼中是一把尖刀。男人希望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人，而不是一个藏有一把尖刀的人，即使拥有尖刀的人非常爱他。可是这个尖刀的概念又从何而来呢？是男人自己创造的。几千年的世俗想法，加上人类习惯性的自欺欺人，使男人觉得女人的聪明才智是个威胁。前几年流行于教育界的“救救男孩”的呼声，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男孩在学业、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面临发展危机，其直接原因固然是男孩和女孩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而应试教育与男孩天性背道而驰，对男孩更不利；此外父亲对男孩性别角色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中国父教缺失极其严重。但是，“救救男孩”这个概念的提出背后，更多是父权社会对女性崛起的极度的焦虑，指责女性的崛起冲击了男性的传统生存空间和优势领域。
当我们因没有安全感而焦虑，这是生命中真实的呈现，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原因，不管我们喜好厌憎，我们都要以最高的敬畏，去尊重它，去理解它，去倾听它。我们只能好好地满足生命的安全感，如是而已。公民的社会安全感缺失，是今天的管理者最需要尊重、理解和倾听的，人类正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现代性风险。
危机处理系统跟不上危机爆发脚步，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纵观近几年中国所发生的各类事件，占据新闻舆论头条和引发民众激烈讨论的事件中，危机事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科技化、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越来越符合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中所说的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挑战性和的全球性高风险社会。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今天，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现代化装备的我们，并不比古人更安全，甚至是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