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情爱女神中，娥皇和女英构成了妇德叙事的初代原型。她们是国王尧的女儿，又是舜帝的爱妃，东汉文人刘向在《列女传》中记载说，她们曾经帮助大舜机智地摆脱父亲瞽叟，后母壬女和兄弟“象”的迫害，成功登上王位，事后又鼓励舜以德报怨，宽容并善待那些仇敌。[ 《列女传补注》：“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恕之不已……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她们的懿德被世人记录在册，受到儒者和民众的广泛赞扬。
我先前已经说过，舜在中国神话谱系中扮演了日神的角色。但日神不应是孤独的，尽管祂炽热难当，也依然需要来自妻妾的温存与关怀。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舜降格成了人间帝王，而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则成了祂美丽贤良的妻妾，在世俗权力斗争中崭露头角，犹如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她们与大舜构成了“一夫一妻一妾”的三位一体结构，而这正是后来中国传统家庭的样板。事实上，娥皇和女英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太阳神的女祭司，也可能是朝霞女神的化身，她们辅佐着日神的成长和壮大，并且伴随祂一起死亡。
草根出身的舜战胜了地神尧，成功取得王位，与两位爱妃泛舟海上，度过了一段甜美的蜜月。这种场景很像埃及神话中日神的工作形式：日神白天乘船渡过阳世之河，又在黑夜乘船渡过冥河，由此循环往复。晋代王嘉的《拾遗记》则描写了日神少昊的航行活动：祂们的舟船以烟熏的香茅为旌旗，又以散发清香的桂枝为华表，并在华表顶端安装了精心雕琢的玉鸠，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风向标，它可以在水手调整帆具时提供指示。[ 《拾遗记》：“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熏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像也。”]
舜帝晚年时巡幸南方，却在一个叫做“苍梧”的地方猝然病故，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里记载说，娥皇和女英闻讯前往，一路失声痛哭，情形犹如孟姜女和韩娥，她们的眼泪溅落在山间的野竹上，形成凄丽的斑纹，世人称之为“斑竹”，也叫“湘妃竹”。然后，在放声痛哭之后，她们飞身跃入湘江，为伟大的夫君殉情而死，情状惨烈，实在令人震撼，以此表明她们是忠于丈夫的模范妻子。[ 《群芳谱》云：“斑竹即吴地称湘妃竹者，其斑如泪痕。世传二妃将沉湘水，望苍梧而泣，洒泪成斑。”]唯其如此，她们才能进入帝国的贞烈排行榜，成为《列女传》的重要表彰对象。
但是，《水经注•湘水》对于她们的死因，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它说，大舜出征南方，而这两位妃子则是随军家属，她们或是在湘水里溺亡，或是在游泳时不幸发生了意外。[ 《水经注校正》：“湘水又北径黄陵亭西，右合黄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径二妃庙南，世谓之黄陵庙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然而，《水经注》的文字过于简略，使人完全不得要领。结合《竹书纪年》和《韩非子》等文献的记录，实际情况则可能是：大禹发动政变，推翻了舜的统治。
根据这样的叙述，舜很可能是被迫逃亡到南方，被政敌追杀，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娥皇和女英才选择了投江自杀。[ 《韩非子·说难》：“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娥皇与女英生前是贤妻良母，死后却一改温柔敦厚的风格，性情大变，成了暴怒不安的“湘君”和“湘夫人”，在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水系兴风作浪。她们出没时总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仿佛要把冤死的怒气泼向人间。《山海经》描述了这种变化。并且，她们四周时常会出现古怪的神灵，长相像是人类，手足却缠握着毒蛇，似乎是娥皇和女英的护法，使她们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这种神秘的氛围长期缠绕着湘楚的民众，令他们的生活散发出诡异放荡的气息。[ 《山海经·中山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不仅如此，死亡解脱了世俗的道德约束，让她们从贞烈女子变成了怨妇和荡妇，在湘江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宗教史的角度看，女祭司往往不仅要和她所主祭的神明交媾，而且也要和其他的男性祭司、国王或酋长交媾，在某些非洲部落里，甚至要与被选定的少年配合，以繁殖优秀的后代。女祭司在情爱政治方面的卓越表现，注定了她们与性的必然关联。娥皇女英正是被当作模范造爱者而载入史册的。死亡并没有葬送她们，而是使她们获得了重生与解放。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孟姜女，只有湘夫人姊妹敢于向暴君公开叫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年秦始皇南巡，在湘江地界突遭风暴，几乎无法渡河航行。他感到十分惊恐，便问侍从说：这是湘君干的吗？手下的博士回答说：的确听说过，她们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地位崇高，因此埋葬在这块风水宝地。秦始皇听了勃然大怒，当即派遣三千名苦役犯，砍伐湘水四周的树木，结果使茂盛的森林变成了一片赤地，借此向娥皇和女英发泄私愤。但这种可笑的复仇行动，根本无伤女神的毫发，而只是泄露了暴君内心的胆怯和恐惧。[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娥皇女英所引发的风雨，其语义是相当暧昧的：它既是宣泄怨恨的手段，又是“巫山云雨”式的调情方式。她们姿容艳逸，风情万种，在湘水上神出鬼没，由此掀起的情色风暴，构成了对威权主义的剧烈挑战。但她们不仅激怒了像秦始皇这样的唯我独尊的帝王，也点燃了来自世俗社会的性幻想，成为民间男子所迷恋的对象。
大祭司屈原在《九歌》中率先展开了对她们的赞美。他激情洋溢地形容“湘夫人”降临白色沙滩时的情形：她目光渺远，神色哀恸，现身水际的时候，秋风袅袅地吹动起来，洞庭湖上扬起涟波，树叶在空中飞沉和陨落，一派哀婉凄凉的景象。屈原的爱欲在不可抑制地生长。他以祭司长的身份，精心修葺着“爱巢”，等待“湘夫人”的到来，仿佛一场痴情的单恋。尽管“湘夫人”最终没有露面，但屈原的颂辞已经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 《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被浪漫的楚文化所浸润改造了的形象。从后期母系社会到早期父权社会，楚人的情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着中国长江流域中段的大片领地，成为一种罕见的话语力量。屈原是这方面最杰出的文本代表，他的诗歌将情爱与政治融为一体。但是，情爱的意义并不限于推进种族繁殖，同时也是诗人自我神性的证明。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诗人像屈原一样，公开表达和女神做爱的欲望，因为这种交媾足以验明他的神性血统，从而为这个祭司的政治野心开辟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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