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蔡锷为何请求中国政府奖励法国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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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都督蔡锷,字松坡,号击椎生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3国接壤。1885年中法战争后, 法国将越南霸占成自己的殖民地,并竭力将云南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强迫清政府于1885年将蒙自、河口两县开放商埠,并在蒙自设立了领事馆、银行和洋行,修建了从越南海防到昆明的第一条国际铁路一滇越铁路,在蒙自设立我国第一个内陆海关,打通了通往内地的门户。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在云南府、腾越、思茅等地设立领事馆。由此,云南外交日繁。

1911年10月30日,时任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统的蔡锷领导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建立大汉国云南军都督府,并被推举为军都督。随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照会英、法国等国驻滇领事,约法七章曰:一、贵国官吏人民严守中立。二、贵国火车不得代清政府输送军队,并代运军用品物。三、贵国官吏人民生命财产,本都督府承认确实保护,但如违第二条,则此条取消。四、贵国向与清政府所订条约认有继续效力。五、贵国此后有关于中国旧云南省一切交涉事件,须直接于本都督府方为有效。六、贵领事应咨回本国承认云南独立。七、本政府对于贵国有未尽事宜,再随时照会办理。与此同时,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驻滇领事、外商、教士等生命财产均经竭力保护,在滇的外国人士皆无异言。

蔡锷督滇期间,既注意维护国家主权,也重视与各国驻滇领事机构建立和睦的关系,共同为云南的稳定和发展出力。

外国驻滇外交官中固然不乏敌视中国、处处刁难之人,但也有富于正义感,同情和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之人。法国驻云南交涉委员韦礼德就是其中之一。

韦礼德 (1879~1935),法国人,1899年来华,先在北京京汉铁路建筑工程处任职。1905年考入法国驻华领事界,开始了他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的生涯。1910年-1914年初、1916年-1917年韦礼德两度任法国驻云南交涉委员,恰好与蔡锷有所交集。

1911年12月3日,光复不久的蒙自发生了前清军第三营队官李镇邦、马队军士龚裕和勾结蒙自邑绅李叔昌发动叛乱的“蒙自兵变”。叛军先攻军械局,抢快枪2百余杆;继攻道署,将储银劫掠一空;又掳商号、焚洋行,致使蒙自一片混乱。蔡锷闻讯后,一面“与法领交涉,谓蒙乱指日可平,铁路一带当派兵沿途驻扎保护,决无他虞;法商所受损失,事后议偿”;一面电饬临安开广各军严加防堵,并先由省派军队保护铁路,令南军军政府统领朱朝瑛星夜到蒙自安抚,又派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总长罗佩金赴蒙处置,同时电令陆军宪兵队进驻蒙自弹压维持。12月6日,罗佩金、朱朝瑛先后抵达蒙自,设计击毙李镇邦、龚裕和等肇乱首魁,并先后正法其余叛首20余人,军民为之肃然,蒙自兵变遂平,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事后,云南军政府兑现承诺,对法商所受损失,给予了相当之赔偿,“去滇洋人渐次来归,腾越英领税司均自缅返,法领屡称滇省稳固,较他省为甚”。对此,时任法国驻云南交涉委员的韦礼德感到满意,并对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的善后工作也多有配合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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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中)造访法国驻滇领事馆(此照片由尹仑提供)

鉴于韦礼德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云南民主革命事业的支持,1913年8月初,蔡锷致电袁世凯,以“驻滇法员韦礼德反正时甚为出力,恳饬部核议给奖”。袁世凯收电后即批示:“呈已悉。交外交部查核办理。此批。”8月7日,袁世凯发布命令:“韦礼德给予五等嘉禾章。此令。”

蔡锷得令后,即于8月16日照会韦礼德曰:“案准国务院阳电开:前贵都督呈请核奖驻滇交涉员韦礼德一件,奉大总统令:“韦礼德应给予五等嘉禾章。此令。等因。除遵令函知铨叙局照办外,特达。国务院。阳。印。等因。准此,相应照会贵交涉员查照。特此照会大法驻滇交涉员韦。”

韦礼德收照后,即于当日照复蔡锷云:“接准八月十六号贵都督公函开:奉民国大总统令,准赐给本委员五等嘉禾章。等因。本委员被兹宠命,荣幸何如,况系出于贵都督之代请,尤觉私心铭感。此后两国邦交之亲密,本委员当更竭力促其进行发达也。专此鸣谢,诸希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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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法国公使韦礼德(前排右五)与中法大学校董李麟玉(前排右四)等合影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反袁护国起义,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韦礼德表示坚决支持。蔡锷统兵入川反击袁军后,韦礼德特为护国军伤员慨捐香烟二十匣(箱)。在致云南都督府交涉署交涉员徐之琛的照会中,韦礼德写道:

“兹送上香烟二十匣每匣五百支,请烦代为分送在川或在本省南防被伤之滇军兵士并希代致鄙悃为荷。”

徐之琛收照及香烟后十分感激,即复照曰:“惠赐香烟二十匣计一万支,分赠战地伤兵,具征乐善好施,慈祥恺恻,无任感荷,当将半数分送回省受伤各兵,其余已交兵站寄呈蔡军总司令,分给在川受伤军士,俾叨实惠而博仁声。特此奉复并代本省受伤士兵泥首以谢!”

韦礼德捐赠的香烟送到川南反袁前线后,护国军将士对于法国外交官支持护国反袁的义举倍感欢欣鼓舞,士气大振。对此,蔡锷更是感到十分欣慰,对韦礼德感激不已。

1916年11月8日,护国元勋蔡锷在日本病逝。得知蔡锷不幸逝世的噩耗之后,韦礼德在第一时间就代表法国政府向蔡锷家属致以深切悼唁,并致函云南督军唐继尧曰:

顷闻蔡锷将军已于十一月八号,在日病故。此种噩耗,在世界上必生重大之反响,本委员实深感悼。盖本委员对于蔡将军素极钦仰,以其在短寿期内,于军事方面已具种种特长,于政治方面,亦具有公民之最高德性及最热之爱国心,是诚为世界之大政治家,而足表率吾人者也。本委员于最困难时与之相识,即知为贵国革命伟人,而为欧洲自由先导之亚洲代表,良以中国人民之众及其特性而论,在世界上应有相当位置。

蔡将军之宏愿,即欲使中国得此位置,并以共和制度施诸国民,使在经济方面极力发展,而兼得政治上之完全独立也。是凡蔡将军之友人,对于其前途,均抱一极远大、极真实之希望,以深知其既具毅力,复富有稳慎持久之特质,实足以履行其宏愿也。至于中国与云南暨其最诚笃之同事,与夫敌忾同仇,如贵将军者,对于蔡将军之死,实甚可伤。然以其为国服务,鞠躬尽瘁,为精力之所不能而致死,实与死于战地无异。苟能举其原因而妥记之,实足为一般后人之模范。中国青年,自更可于蔡将军之生平寻师表,而谋为与中国相称之人也。兹仅以法国政府及本人名义,向贵将军表示最诚恳之悼忱,并请向蔡将军家室代达此意为感。专此,敬颂勋安。韦礼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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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韦礼德(左)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右)在天津合影。

在这之后不久,韦礼德离滇,先后赴汉口、上海等地任职。虽然离开了云南,但韦礼德对于蔡锷仍难以忘怀。1930年7月,韦礼德升任法国驻华公使。在抵京上任,会见司法院长王宠惠、立法院长胡汉民、外交部长王正廷、工商部长孔祥熙、铁道部长孙科等中国政要之时,韦礼德特别提到蔡锷,并充满感情地说:

余常钦佩中国革命先烈之人格,余曾识蔡锷氏。其志气高尚,令人生敬。当其患病时,曾请法国医生诊治。医生嘱其静养,否则有生命之虞。蔡氏则谓,余已献身国家,牺牲在所不惜。

蔡锷与韦礼德的交往无疑是中法两国友谊的见证。

(本文摘自笔者未刊书稿《蔡锷与中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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