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类治病手法千奇百怪,除了致华盛顿死亡的灌注水银法和放血疗法，还有水蛭疗法、砒霜疗法等，古埃及人甚至用鳄鱼粪来避孕。视觉中国

《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

作者：[英]德劳因·伯奇

译者：梁余音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试验与数据能揭示真理：它们是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改良世界的利器。”德劳因认为，应当让药物研究回到学术研究本身

禾刀

1799年12月14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去世。死前，他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超过人体总血量的一半。

历史上，人类治病手法千奇百怪，除了致华盛顿死亡的灌注水银法和放血疗法，还有水蛭疗法、砒霜疗法等，古埃及人甚至用鳄鱼粪来避孕。今天为人们痛恨的鸦片，历史上更是风靡6000多年。而已被各国纳入毒品目录并严厉打击的海洛因，历史上曾是德国知名药企拜耳公司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

身为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同时又站在讲台上“释疑解惑”的德劳因·伯奇笔下的这本书，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跨越到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可谓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药物世界。

药物发明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传统文化观念、政治观念，当然还有种种利益纠葛等多种因素左右。从这一角度看，药物发明过程也是一部社会史。

“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也正是因为对疾病的抗争，人类的寿命才得以延长，种群才得以壮大，文明才得以进步。几乎所有文明里，都流传着关于各种神医的传奇故事。

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曾希望寻找到一种长生不老药。郑和七下西洋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为永乐大帝朱棣寻找延年益寿的神丹妙药。权力本就是一剂刺激人们想象力的“春药”，这也是炼丹术和炼金术一度风靡的根本动因。炼丹术和炼金术在医学上虽然毫无科学依据，但在当时显然满足了人们极其有限的想象力。

德劳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上第一批医生根本就是骗子”，“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多。”前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霍姆斯亦坚信，“如果把现在使用的所有药物都沉到海底去，对全人类肯定是件好事，但鱼类就要遭殃了。”

医学界确曾留下许多今天看来是“草菅人命”的奇葩医学案例。早期医学曾被“形象学说”严重误导。这种学说认为“外部形象可以决定内在作用，在药物领域，则指植物与疾病间的相似性可以证明其治疗能力”。于是乎，医生认为黄金可以治疗黄疸，长得像睾丸的花可以治疗性病，蓟刺能治愈体内的刺痛……不知《西游记》里那神奇的“人参果”是否也源于这一逻辑。

毫无疑问，限于那点可怜的自然知识，早期人类对于药物的想象充满主观臆断。也正是因为人们对药物疗效缺乏科学认知，所以较容易获得的鸦片能长期被人类当成包治百病的“神药”。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想象也是医药发展的一种启蒙力量。人类失去想象，世界将会怎样?这句话放在医药发明史上亦恰如其分。虽然历经曲折，但想象终究还是开辟了药学研究道路。一个种瓜得豆的案例是，炼金术终成为化学的启蒙。

想象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英国牧师爱德华·斯通对柳树皮可帮助治疗疟疾的发现，则纯粹来源于他那脑洞大开的“灵感”。

1757年，偶然经过柳树林的斯通推断，“既然疟疾常见于沼泽地带，而这里柳树丛生，那么柳树就很可能治愈这种疾病”。相较于金鸡纳树皮的稀缺，柳树皮则要常见得多。斯通的想象模式不具有示范意义，但早期的药物研究中，这种无头苍蝇式的想象并不罕见。不断试错之后，人类逐渐找到一条药物的科学研究发展之路。

开启化学疗法大门之后

医药发展告别漫无目的的想象，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便是染料的发明。染料在医学上的应用，帮助人们认识到人体血液的循环属性，“化学家们(还因此)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打靶’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德劳因认为，医学界认识到奎宁能有效治疗疟疾，主要还是凭运气。而在化学疗法大门开启后，随着化学科学的突飞猛进，药物才算正式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随着化学研究的进步，人们逐渐认清了罂粟、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传统“药物”的面目。水银、砒霜、水蛭等“伪药物”或伪治疗术被大多数人摒弃。另一方面，从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中分离提炼有效成分，也为近代西药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仅有实验室理论还不够，最后一关是临床试验。这也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当年“以身试药”的伟大意义所在。

试验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试验的科学性，这意味着试验必须排除传统、权力还有商业利益的影响。其次试验样本选择必然影响结论，样本必须随机，而且达到足够数量，否则，试验对象过少不足以弥补个性差异。最后一个则是与学术本身无关，而是关乎道德伦理的问题，这也是医学界反复争论而又长期难以形成突破的问题。

显然，检验一种新药是否有效，必然选取两组试验对象，一组用药，一组不用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流行病学家和统计学家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虽然建立了多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早期研究方法，但他本人也一直为试验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所困扰。

在奥斯汀看来，“需要检验的治疗往往已存在一些先验证据，表明其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奥斯汀没有指出的是，对于那些以身试药特别是重症绝症患者，绝大多数是抱着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态。问题是，为确保试验的科学性，并不能做到所有报名对象都会得到新药的试验。

当然，并不是新药就一定能成功。即便是推向临床治疗，经过广泛使用后仍有可能因副作用太大而被淘汰乃至禁止。在结核病治疗方面，医学界对金元素疗法(硫代硫酸钠)的夸大其词持续了15年以上;非那西汀研发于19世纪80年代，将近一个世纪后人们才注意到它对肾脏的伤害;拜耳公司研发的二醋吗啡(海洛因)，在投向市场15年后便因致瘾而停止生产……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试验仍将是人类寻找新药的重要路径。

药之路上的种种阻力

源于心理情绪等因素，患者往往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极其看重。然而在德劳因看来，早期医生的“药物与建议毒如砒霜，他们真诚、满怀善意，却能置人于死地”。

善良并非是治病良药。德劳因写道，20世纪50年代的药品里充斥着毒性被低估的化合物，而它们的药效却往往被夸大。正如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述，一些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

寻找真理离不开怀疑与批判。在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等敢于怀疑传统且不厌其烦地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们的努力下，循证医学最终得以建立。

令人玩味的是，“批判”有时也会偏离正轨。“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也影响了药物的命运。在英国，走在路上的腊肠狗会被人扔石子儿，就因为它们有德国血统，而阿司匹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暂时失宠。”

即便在医学界，“有色眼镜”也是一种阻力。美国家庭医生劳伦斯·克雷文虽然发现阿司匹林对心梗的疗效，但因为人微言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被学术界采信。

当历史被扭曲时，原应严谨的学术亦可能被各种因素所左右。

在“百药之王”阿斯匹林发明过程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阿图尔·艾兴格林，因其犹太人身份，被迎合纳粹势力的拜耳公司刻意隐去。尽管法本公司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大行活体实验，但在战后的审判中，他们却以“(被关押的囚犯)无论如何都会死掉”的蹩脚托辞卸责。

相比之下，另一段历史很少被人关注：曾一手建立臭名昭著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竟然获得了美军同意，“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零年：1945》，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

德劳因在结尾写道，“试验与数据能揭示真理：它们是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改良世界的利器”。这意味着，他认为应当让药物研究回到学术研究本身。换言之，只有将药物研究还原为一门免受其他杂音干扰的学术，其发展才能步入正确的轨道，并在砥砺中前行。

责编：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