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
作者 | Kate Cronin-Furman, Nimmi Gowrinathan, Rafia Zakaria
译者 | 孙晓雯
一、引言
2012年底，一个西方慈善机构来到柬埔寨进行拍摄，想在当地采访一名曾经遭受过伤害的女性。
于是，当地组织带来了一位22岁的女性。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却被该机构告知“年龄太大”，而且她的孩子快乐地躺在她的臂弯里，与捐赠组织想要拍摄的“可怜形象”不太相符。
这个慈善组织有些失望，难道没有一个更年轻、看起来似乎受到过更大创伤的女人来参加拍摄吗？
现代西方人将宣传和改善发展中国家女性面临的问题作为女权主义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她们致力于增强妇女的能力，使其即使在面对暴力、人道主义危机或其他困难时，依然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然而，她们却把“赋权”这一目标狭隘地理解为，为女性提供经济来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鸡肉”和“牛肉”分发给受害者，将缝纫机强加给那些处于危难中的女性。
我们认为，“鸡肉”和“缝纫机”都是失败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当作一个完整的主体来对待，而是将她们的身份与所处的受害环境结合起来。
这种赋权计划明确地去政治化，模糊了妇女和权力、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下文中，我们将追溯“赋权”一词是如何成为去政治化运动的关键要素。
现代白人女性主义者在将非西方女性从她们的社会、文化和环境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往往保留了一些潜在的偏好，并且有一些早期白人救世主心态的想法。
具体地说，她们不是以边缘化的女性为中心，而是以干预者为中心。
她们放弃了繁杂的论述，喜爱受害者简单而悲惨的故事，用来吸引西方公众的注意力。在这个过程中，迷失的是政治。
因此，这些干预往往使妇女进一步被边缘化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使她们非政治化。
二、什么是“赋权”？
在玻利维亚中部，妇女们用当地的材料编织成标价60美元的比基尼和42美元的瑜伽垫。
这就是一些组织标榜的“妇女赋权”项目。这些产品将以“道德”为卖点，“与玻利维亚的经济依赖作斗争”，同时鼓励白人女性“有目的、有选择地购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赋权”一词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所提出并发展而来的，她们的初衷并不是为美国年轻人制作泳衣。
对她们来说，“赋权”是利用集体“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渐转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以打破具有压迫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让联合国承认“赋权”的概念是她们的目标之一。
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了“妇女赋权议程”后，“赋权”一词便在西方女权主义中被广泛提及。
“赋权”最初是寻求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权力的概念化，但很快就受限于改善教育和健康、解决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行为以及不平等之类的问题。
妇女援助组织热衷于量化指标，使得赋权的范围不断缩小。与妇女政治运动相比，修建学校等援助方式更容易被量化。
如今，“赋权”一词已被淡化到完全模糊的程度。尽管这个词缺乏明确的定义，但就筹款功能来说，“赋权”的概念确实能为女权主义者们提供一个强大的平台，并以“妇女赋权”的名义筹集数十亿美元。
三、白人救世主/棕色人种受害者
在150年前伦敦的一个下午，一位名叫安妮特·阿克罗伊德(Annette Ackroyd)的女士参加了一场讲座，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讲座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阿克罗伊德没有结过婚，是伦敦职业女子学院的一名教师，对于要去印度这件事，她十分兴奋，甚至感到欣喜若狂。
但是一到印度，阿克罗伊德就发现自己被这些前来接受教育的“印度姐妹”们震惊了。在她看来，这些妇女的着装十分不得体：莎丽让她们半裸着。她认为这样的着装粗俗无礼，如此穿着是不能进入公众场合的。
一位富裕的孟加拉妇女留给阿克罗伊德的印象是“一个缺失尊严的野蛮人”，因为这位妇女穿着红色丝绸衣服，没有鞋子，也没有袜子。
阿克罗伊德的经历体现了冒险精神和救世主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英国女性前往殖民时期的印度，承担起将印度女性从压迫她们的文化、社会、宗教中拯救出来的责任。她们认为自己所处地位的优越，有权审判和改造这些地位较低的妇女。
然而，正是这种帝国主义的姿态奠定了“全球姐妹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自我标榜为包容，代表了所有女性。
《英国妇女评论》是一本“海外妇女运动日志”，它记录了像玛丽·卡彭特这样杰出的英国女性的活动。比如，玛丽·卡彭特于1867年访问印度，引发了公众对印度女性教育的兴趣。
《评论》的读者中有像安妮特•阿克罗伊德(Annette Ackroyd)这样的未婚女性，她们渴望在印度和其他地方担负起赋予印度姐妹权利的重任。这些期刊经常强调印度女性的困境，呼吁英国女性读者为殖民地人民提供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文章就像英国女性的信息交流中心，将印度女性商品化为“女性主义关注的特殊对象”，英国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就可以利用这些女性实现自己的目标。
四、文化问题
虽然西方国家想当然地描述着发展中国家妇女所面临的问题，赋权计划声称要恢复她们的权力，但这些要维护边缘化妇女权利的机构似乎只给了她们选择反对“文化和社会期望”而行动的权利。
这些干预措施是将这些女性从“同意”这种从属地位的“共犯”中解脱出来，让她们有能力去抵制一些来自传统和文化中的内容。
长期以来，女权主义者自诩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希望其他地位较低的女性获得权力。
正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在《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colonial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一书中呈现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一个仁慈的征服者为原住民带来启蒙和秩序。
正如他所说，“每个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在社会学的殖民舞台上扮演着适当的角色。在这种照本宣科的殖民统治中，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印第安人被分配到原始和低等的角色，欧洲人则被分配为具有优越性的角色，并判断低等角色中哪些方面还要进行道德改革。殖民政权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它想要保护的妇女。”
五、避免政治
这种源自于白人救世主和棕色人种的性别化叙事的干预措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处理问题上倾向于立即救济，而不是去寻找问题的根本原因。
简而言之，这种做法把女性从政治上剥夺了出来。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妇女问题上的干预有着明显的政治原因，而政治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预。
大多数“受益者”，即殖民地女性，都处于严重的边缘化地位，被切断了权力的杠杆。
很多对话都以狭隘、有限的视角来看待女性受害者，聚焦于她所受压迫的性别化条件，对于创造了“赋权”一词的发展中国家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更看重的从属关系被蒙上了一片灰霾。
这些参与到政治中的女性，可能是和平的倡导者，亦或是推动妇女权利议程的国会议员，她们事后的言论是一种狭隘的论述。
全球兴建女子学校的潮流表明，人们倾向于采用非政治化的方案来援助妇女，虽然让越来越多的女孩接受教育已被证明确实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解决所有妇女儿童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特别是在暴力的不平等的结构下，建造学校的砖瓦工程可能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但这作为一种“非政治”干预手段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让人难以拒绝。
赋权计划经常是在女性已被剥夺政治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的，采取了与政治脱钩的形式。但是只关注到眼前的短暂需要，而对产生这些需要的根本原因视而不见的话，只会加剧女性的边缘化。
如果只是努力改善女性生活，而不让她们参与到政治中，只能加剧了她们的非政治化。
六、用赋权代替权力
最初提出“赋权”者指出，赋权发展至今，范围已经缩小到了经济层面上。他们的赋权方式是设法调动被压迫人民的政治意识，其基础有三个部分组成：权力、责任感和代理权。
当赋权的概念被淡化时，妇女得到的不是“权力”，而是生计，在“养鸡”还是“养牛”中做出选择。
传统的缝纫艺术和手工艺品本身并没有去政治化。印度政治人物卡玛拉迪维·查托帕德耶(Kamaladevi Chattopadhyay)是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印度织物卡其迪(Khadi)的生产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武器。
她曾在美国详细阐明了与西方女权主义者结盟的情况：“你们在与父权制斗争，我们在与帝国主义斗争。”
对她来说，本土工艺是一种动员女性参与政治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将社会和经济(权力)从一个以工业为导向的国家分散开来”，从而走向一种多元化的反抗文化。
七、结论
“赋权”从它的起源到现在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呼吁发展行业为妇女组织和反抗创造一定空间，但西方组织称此事业不涉及政治。
赋权是给予妇女改变压迫条件的能力，而不是对生活物质条件的微不足道的改善。
对发展中国家女性来说，她们政治化的缺失体现在了“一刀切式的缝纫机”中，这是她们的不幸。她们已经生活在一种高度非政治化的环境中，被国家边缘化，与权力杠杆保持着距离。
这些干预措施并没有弥合这一距离，让“赋权”取代权力。以赋权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之所以出现，部分原因在于未能认真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妇女。
因此，她们被要求承担的任务进一步削弱了女性权益组织的作用：要求她们披露不堪的回忆，以鼓励捐款；或者让她们参与一些无法解释的艺术创作项目，比如用“自然死亡的蝴蝶翅膀”制作艺术品。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帝国主义的女权主义中赋权干预的深层根源。
白人救世主式的宣传在获得公众关注方面的成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以白人为中心进行叙事，而不是棕色人种受害者，这种模式吸引了大量的西方公众的注意力。
新闻报道推动了资金筹集，也吸引了媒体兴趣，并形成一种循环。这种反馈循环强化了这样一个体系：“白人女性主义救星继续把自己标榜为其他女性的真实代表”，西方女性成为非西方女性面临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最终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