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丽华 在特殊艺术中圆梦

心灵之声艺术助残27年 演出前的后台,《千手观音》的舞蹈演员们正在做上台前的准备,领舞邰丽华指导大家

心灵之声艺术助残27年

演出前的后台,《千手观音》的舞蹈演员们正在做上台前的准备,领舞邰丽华指导大家做最后的队形调整。不管演出场地的大小、观众的多少,这样的流程都不会少。

邰丽华,1976年出生,湖北宜昌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舞蹈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

1978年,我两岁,耳朵坏了,没错,就是在那一年,明确地被判定耳朵坏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康复,后来跟爸爸去到大医院看病才了解。一个大耳机就是我的康复设备,里面放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但真的太吵了。那个耳机是专门去天津买的,爸爸一个月工资二三十块钱,耳机就100多,我完全没有耐心去听里面的东西,它没有任何调试,声音都混在一起,哪像现在的助听器,有32个通道,调试之后很清楚。

我在普通的小学也待过,因为听不见又调皮,影响别人上课,就被带回家了。妈妈为了照顾我,不再工作了,为了能上学,她带着我一家一家地找学校,那时候没有手机,更没有铺天盖地的招生信息。

现在的“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在当时叫“宜昌聋校”,成了我之后的归属地。还记得当时学校有个大铁门,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所聋校,就和妈妈趴在铁门上,往学校里看,觉得和健全人学校也没什么区别。

刚读书的时候,学校只有一排平房,很破旧,也没有暖气,冬天老师就把自己家的炉子搬到教室里。我在学校待了9年,看着教学楼从平房变成楼房,从不到10平方米的教室变成大教室,以前上课眼睛都快和老师眼睛贴上了,后来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

我们的黑板上写着大大的一行字:我不是残废人。那个年代,对残疾人来说,学一项技能,有个工作就行了。学校里的文化课学习都只是最基础的,但会安排很多技能课,比如:学缝纫、捏面点、烹饪……现在的孩子们学的都是计算机、摄影、园林设计……完全不一样了。

学校一周有两次兴趣课,我当时没想过往舞蹈的方向发展,一直想学的是画画,后来因为做操做得标准,舞蹈老师把我拉到了舞蹈班。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学跳舞。舞蹈教室里,红色的木地板,白色墙壁,有一架钢琴,边上放着一个鼓,每次音乐响起,感受到鼓点的震动,好像看到了喷涌的色彩。

三年级时参加歌咏比赛,老师选了还能发音的同学参加,我们听不见,老师就让我们张大嘴巴练,反反复复就学会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88年,我12岁,那一年拍了一部纪录片,叫《阳光下的你和我》,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也在那一年成立,后来才知道,不管是聋人、盲人还是肢残人,我们都有一个娘家。

残联成立后,要从各地挑选一些好的苗子培养,我有幸因为跳舞被选中。到了北京,第一感觉,特别冷,觉得自己很渺小,也不知道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就租住在朝阳区海运仓的一个胡同里,是宾馆的房子。演员主要来自云南、广东、新疆三个地方,排练厅就是宾馆里的一个大厅,深绿色的大幕布,红色的木地板,好像就是那个年代的主色调,特别像电影《芳华》的氛围。有一次,中国残联宣文部主任赵济华拿了两个大桃子,说要分给团里最小的两个人,我才知道团里我年龄最小,另一个是盲人金元辉。北京的桃子特别大,跟之前吃过的完全不一样。

我第一次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出访是在1991年,当时去的是欧洲四国,准备了《雀之灵》和《敦煌彩塑》两个节目。因为代表国家形象,团里专门给我们准备了队服,女孩子是无袖的花连衣裙,外面套上米白色的西装,每个人都有一双羊皮高跟鞋,那也是我第一次穿高跟鞋,走不稳但觉得特别漂亮。男孩子是一身中式的中山装。

以前去国外演出,会有一种距离感,觉得国外观众不是很热情,他们知道我们是残疾人,但也就仅限于此,没有情感上的交流。现在,每次谢幕,觉得台上台下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的认可,对中国残疾人艺术的认可。

雅典残奥会闭幕式、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北京APEC会议文艺演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代表中国参加了太多次外交性质的演出,以前特别紧张,害怕出错,但是现在,每一个团员都特别自信,相信自己肯定能做好。这种心态上的变化随着演出经验的增加而改变,更重要的是,因为背后有着国家的支撑。

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读书,读大学,那时候如果谁家出了一个大学生,完全是光宗耀祖的事。后来进了艺术团,团里有一个长春特教学院的,已经觉得很牛了。现在,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都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在我们的艺术团附属学校高三班,明年有26位学生集体参加高考。他们的人生和我相比,应该会走得更踏实一点,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文_《三月风》记者 王雨萌摄影_张和勇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