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中，尽管首次将沉溺于强迫性电子游戏列为一种精神健康的特殊状况，但明确将参与游戏的时间、频率、强度等纳入考量范围，强调将时间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化因素，相关行为至少持续12个月才能确诊。尤其与网络游戏相关的“游戏行为失调”等概念，也依然处在科学论证阶段，并未最终确认和定性。而在最新版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虽然也提到了“游戏行为失调”，但也止于“有待研究”。不仅如此，在北美学界还出现了针对“游戏行为失调”等概念的抵制活动，认为不能未经充分科学验证就对其进行草率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11版《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

更何况，所谓“网瘾”，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而是已知的“冲动控制障碍症”在互联网使用者身上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从我国的具体临床经验来看，绝大多数被认定为具有“网瘾”的网络游戏用户，只是处于不适当使用的初级阶段，远没有达到瘾性疾病的程度。而且，在相关话语中，还隐藏着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偷换：就算真有“网瘾”这一回事儿——全互联网的锅，让网络游戏全背了——即不科学，也不讲究啊。

杨永信式强制电击戒网瘾治疗早已被卫生部叫停

所以，我们不妨坐下来仔细想想，究竟得是焦虑到什么地步，才会将“玩物丧志”“精神鸦片”这些来自1840年的历史结构的词汇，安置在150年之后的青少年身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呈现出周期性规律特征的道德恐慌背后的“救救孩子”，这些看似正义凛然的大声疾呼之中，到底隐藏着怎样不可名状的歇斯底里？

在这里，如果我们换一种叙述，或许能更有效地表达出这种不可名状的歇斯底里的社会代价。

杨永信在用电击“治疗”所谓的“网瘾”，进而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将其网戒中心的227个孩子，作为医学研究的受试者，以谋取其学术上的“成就”。截至目前，杨永信和其合作者，在中文期刊上共发表近60篇论文，有7篇论文发表在被SCI收录的核心期刊。

杨永信和其合作者的每一篇论文，都通过了医学界的相关伦理委员会和学术杂志的审查、审核。

图片来自《杨永信靠电人发了 SCI 和近百篇核心期刊？》·生物学霸·丁香园

那么，谁又该负这个责任？还有哪些人、哪些机构逃脱了法律制裁？

227个孩子以及更多尚未被社会知晓的孩子们，他们最宝贵的童年和青春，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网络游戏火了，民科、民哲们也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我国的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家庭结构等多重社会结构的长期变迁和累积，以移动互联网为表征的媒介杠杆效应的持续性释放，再加上各类资本不断进场所卷携的新的商业模式，我国青少年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表达，也出现了多重意义上的过度透支。这些新现象、新症候，同电影、电视、文学、戏剧等传统文艺领域有着时代性的区隔，对于面向未来的文化治理，也同样是一项历史性的挑战。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国的学术界、新闻界等领域的相关讨论，却依然停留在娱乐至死、乌合之众、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流行现象等上世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认知水平，相关理论、知识来源也局限于北美、西欧的有限著述和畅销读物，已严重滞后于当下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这种理论上、知识上的无能，为“救救孩子”“玩物丧志”“精神鸦片”“电子海洛因”“网瘾”等事实上的“民科”“民哲”话语，留下了可以兴风作浪的巨大空间。因为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20多年间，网络游戏治理之争，已然成为汇聚了各色“民科”“民哲”的“娱乐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异装癖”闪亮登场。对此，我国的知识界、新闻界要负相当大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