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明朝和清朝发布官报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设通政院，明、清两朝则设通政司和提塘官，负责政府文报的收递。凡是内阁同意发布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们向地方传报。

一、明、清时的官报

历史文献中关于元代报纸的记载甚少，一般人认为，那时邸报仍在流行，未见明显的改变。明朝报业则较元朝活跃，明代有官门钞、辕门钞、邸报、京报等报，习惯上都称朝报。其实，明代的朝报是指朝廷的条报，而用“官门钞”代替宋代的朝报发布上渝、奏折。邸报已改用活字印刷，内容也增加，如现存的明“万历邸钞”，记载了当时不少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明史的珍贵资料。

清朝统治者对报刊出版是重视的。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前，曾大力搜集邸报，研究明朝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并曾嘲笑明朝的京报失实，“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为可笑。”

清朝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后，进一步加强对报刊的控制。雍正年间(1723-1735年)正式停止发行邸报，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闻，转由提塘报公布。所谓“提塘”，是清代各省总督巡抚派驻首都负责传递与朝廷来往文书的官职，提塘官传递的文书称为提塘报或塘报。提塘报内容简单，多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书，未能满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丰元年，张芾奏请刊刻“邸报”给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报。但是，咸丰皇帝并不采纳，反而申斥他“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报可以代替正式文书

清政府公开发行官报是在帝国主义闯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那是光绪年间，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在北京创办强学会书局和《中外新报》，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的官书局，发行《官书局报》与《官书局译报》。

这两份官报形式与京报相仿，内容除刊登谕折外，增加一些介绍国外新事新工艺的译文。维新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幽禁光绪帝，并查封《官书局报》与《官书局译报》。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于形势，假意作态预备立宪，让考察政治馆办《政治官报》，作为清廷的政府报纸。随后，宣统三年又将《政治官报》改为《内阁官报》，并且宣称它所刊登的谕旨在“官报所到之目，即作为奉旨日期”，其他各种文件，也“以官报所刊布者为依据，毋庸另文通行”。

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内阁官报》可以代替正式文书，具有公布法律命令机关的权力，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允许公开出版的民间报利——京报

在明清两代新闻事业中，还有一种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纸——京报。它是当时政府允许公开出版的民间报刊，由民间报房印刷发行。除叫京报外，有时人们又称它为邸报、邸钞、除目或朝报。

我国民办的京报房大约起于明代中叶的首都，随后南方一些省会也有设立。它的主要业务是编印京报，其次兼营邮政和印刷。清朝末年，仅北京一地就有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同文、信义等十一家报房。

京报新闻的主要来源是内阁发钞机关和各省设在首都的塘务办事处。京报内容和官报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宫门钞，报道宫廷消息，发布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谕，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折，即群臣的奏议、报告。另外，有时还刊登报房探报人采访和编写的专稿。例如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报，便有一则探报人采写的反映北京王恭厂火药库爆炸经过的社会新闻。

清代京报通常为日刊。由于清廷阁钞每天下午发布，所以京报常在黄昏时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册，每册少者五、六页，多者十余页甚至近百页。京报一般用连史纸或毛太纸印刷，用黄纸作封面，印有红色“京报”两字为报头，下附报房的字号图记。

也有一些京报用白纸加印红色的人物图案作封面。所有京报遇到“国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国举丧时，封面一律改用蓝色，以志衰悼。

关于京报的形式，北京集文报房出版的京报可作代表。它是长方形的小册子，宽三寸，长六寸，用黄色土纸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报”两字，右下方印着“集文报房”四字，都是红色书。里页为竹纸印刷，每页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体活字排印，无中缝和书边。由于手工印刷，木字残缺，有些京报版面的墨色不匀，或浓或淡。

京报公开发行，零售每册大约十文，订阅一月的收费二百文至三百文。每次殿试发榜，京报会将每科鼎甲单印为附件，免费送给读者。对北京的长期订户，各京报均有专人上门送报，有的还随报附送“官门钞”一份。

清朝末年，有些报房还把京报中已刊或未刊的奏章文件汇编成“谕折汇存”、“阁钞汇编”、“时事采新汇编”等刊物，定期出版，作为京报的补充向读者发行。

的京报的内容比官报丰富，传送又快，流行很广，遍及全国。当时的官僚、缙绅许多人长期订阅京报，把“邸抄之费”列为固定开支。明朝学者顾炎武的父亲，七十高龄仍天天阅读报房京报，亲手用蝇头小楷摘录重要内容，以备翻检。

清嘉庆六年(1801年)，英东即度公司大班末氏哈也读京报并称：“哈等近目看见‘京报’，叩贺大人高升协办大学士”(《达衷集》)。清代京都北京流行一首竹枝词说：“唯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倩亲朋念我听”。自己不识字，也订报并请别人读给自己听。可见当时京报读者不少。

四、“京报传抄伪稿案”

明清两代言禁极严。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年间，曾经兴起文字狱，大小案件一百余起，被判处死刑的两百多人，因受株连被判处各种刑罚的不可胜数。一些被控捏传涂改的和干预朝廷政事的京报，遭到严厉的查禁。

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报房探报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指为“捏造小钞，刊刻散布，以无为有”，惨遭杀害。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发生了著名的“京报传抄伪稿案”。原来当时乾隆皇帝很喜欢到各地“巡幸”(游山玩水)，所到之处，事先都要大兴土木，搜集珍奇异宝，山珍海味，迎接“圣驾”。抚州卫千总卢鲁生与南昌守备刘时达商量，用他人名义写了篇奏稿，谈到皇帝“巡幸”有“五不解十大过”。这篇奏稿交提塘传抄，印入《京报》，流传到许多地方。

到了第二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发现并向乾隆报告。乾隆见有人敢批评他，就以捏造奏稿罪下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秘密追査，“不可稍有张扬泄漏”，“勿令党羽得有漏网”。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破案，卢鲁生不幸受凌迟处死，刘时达遭斩。此案从发生到破案，前后经过三年，凡是传阅、抄送过这期《京报》的，都受到牵连。一些办案不得力的官员，也遭撤职查办处理。总之，此案株连之广，处刑之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五、京报被历史淘汰

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和严密控制下，清代京报成为一种无官报之名而有官报之实的民办报纸，除了封面上印有民间报房的标记和由民间编印外，内容和官报基本相同。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英双方在南京签订和约，清代京报只发表官方公布的一个简单的公报，对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内容讳莫如深，反而称赞它是“万年和约”。

公元1847年，日本借口台湾土人劫杀琉球群岛的日本渔民，派兵侵入台湾。当时香港和上海的报纸曾详细报道，可是，清政府为了掩饰罪恶，竟然禁止京报透露这一消息，以至许多人对台湾战况一无所知。也许由于这些原因，这种起自明朝中叶，出版了四百余年，曾经颇有影响的京报，终于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为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