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的人瞧不起塞万提斯，说他写的东西不伦不类，说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可笑的作品。这对塞万提斯打击非常之大。好在《堂吉诃德》的流行程度非常可观……西班牙曾流行这样的说法，谁在那边笑得直不起腰来，谁肯定在看《堂吉诃德》。”

7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莅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阅读文学经典”系列讲座，带来该系列讲座的第四讲“永远的骑士——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他给红衣主教当过侍从，被卖到阿尔及尔做过奴隶，还当过军队里的军需官和偏远地区的税务官，全都是又穷又苦的差事。他还无端吃过几次官司，甚至有一次早上起来发现家门前有一具尸体，警察见他无权无势，就抓他到监狱里抵罪。

那个时代是西班牙最为强盛的时代，大量的金银从美洲一船一船地运到西班牙。陈众议说：“一部分人确实是钱多得花不完，大量购买岛屿，大量投入商业。贫穷的人，就像塞万提斯这样，却穷得叮当响。也正是在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年代，西班牙出现了流浪汉小说。那是西班牙文学的独创性贡献，写无家可归的人。因此，一方面很繁华，上流社会歌舞升平；一方面是底层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样的两极分化，正是塞万提斯批判精神的由来。”

关于《堂吉诃德》，陈众议表示，在塞万提斯自己的时代，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不太入流的通俗作品。它滑稽颟顸，逗人发笑，广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也因为此，塞万提斯在西班牙文坛上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直到两个世纪以后，它才被德国浪漫派重新发现，并被重新定义为一部让人警醒，让人对崇高肃然起敬的伟大悲剧。

”像海涅、歌德他们读《堂吉诃德》，都是笑不出来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哭着阅读堂吉诃德的。海涅少年时期第一次读《堂吉诃德》，就哭了一个晚上。海涅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在自家葡萄架下他哭了一个晚上，说这么好的作品居然被历史埋没。”陈众议说。

陈众议指出，写一个悲剧人物，却使用喜剧的方法，正是塞万提斯高明的地方。正如他以骑士文学的形式，嘲讽低俗化的骑士文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堂吉诃德》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的精神。”

但他也认为，后来的文学评论者在强调《堂吉诃德》的悲剧因素时往往忽略它的喜剧成分，在强调它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时往往也会掩盖它对世俗文化的描写。

“塞万提斯对当时的市民文化非常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从那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所以他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堂吉诃德的游历中，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还有乡镇和偏僻的村寨，这是一般作家驾驭不了的。没有那种亲身的生活积淀是写不出来这些。”

“乡村的小酒吧和城市的大酒馆很不一样，乡村人的穿着打扮跟城里人的穿着打扮很不一样。那时候城里稍微有一点点地位的人，他们的领子都是打褶皱的，像围脖一样高高竖起，穿的也都是长衫、长袍，面料自然都很讲究。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那里可能有光着膀子的，天热的时候穿一个短裤衩，冬天的时候随便加一件棉袄，或者比较低级的皮袄之类，总之很不一样。塞万提斯的作品里面描写的都是细节毕露。”

一言以蔽之，《堂吉诃德》之所以伟大，跟它吸纳了多种文明的成果有关，首先是西方传统，其次是阿拉伯文化，然后是有犹太文明。陈众议说：“在西班牙大量的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跟西方文化融合，致使从他们大量的建筑和文学作品可以看到东方的色彩。”

文学经典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宝藏，经典名著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当代社会人群的精神塑造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自1951年建社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便致力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出版，在外国文学名著出版的方面，同时优选学贯中西的翻译家担纲翻译，陈敬容译《巴黎圣母院》、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相关图书、杨绛译《堂吉诃德》等确保了译文的权威性，人文社对于注重原作的普及性、出版的系统性等等得到了无数读者的认可和支持。

讲座的同时，首都图书馆B座四层第一影院举办了讲座涉及图书《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全集》《红楼梦》《堂吉诃德》《托尔斯泰文集》等的插画作品展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展。展览针对讲座主题展示共20余种不同版本的推荐图书，并甄选百余张插画作品，以呈现经典流传的轨迹和不同时代的审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