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延安稿手迹
《黄河大合唱》曲谱封面
为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2019年4月13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澳大利亚纳维塔黄河合唱团的团员们，为现场近千名观众演唱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
80年前，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由抗敌演剧三队不到30名团员组成的合唱队和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同学组成的乐队，第一次在千名观众面前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创作于抗日烽火之中，以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黄河为歌咏主题，讴歌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气势恢弘、激荡昂扬。词与曲珠联璧合、水乳交融，不仅是抗战时期鼓舞全国民众浴血奋战、重建家园的战斗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恒久动力。80年来，这部作品在中华大地和世界舞台上久唱不衰，成为伟大的不朽之作。
音乐作品的原始手稿大多只有一部，但《黄河大合唱》的手稿却是两部，并且同时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一部是1939年延安的简谱手稿，简称“延安手稿”；另一部是1941年莫斯科的五线谱总谱手稿，又名《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简称“莫斯科手稿”。目前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的两部手稿，不仅展现了这部传世之作的全貌，也记录了艺术家当年创作的艰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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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理想，北上延安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曾于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学习音乐。1935年毕业回国后，冼星海便投身到上海救亡歌咏运动中，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在一次歌咏大会上，他结识了原名张光年的年轻诗人光未然（1913-2002）。当时正值高尔基周年祭辰迫近，冼星海便请光未然撰写一首纪念歌歌词，自己谱曲，就此，两个人合作了第一首歌曲。
冼星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冼星海与光未然都迅速投入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抗敌演剧队，离开上海，先后来到武汉。
“延安”这个名字，冼星海是在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才知道的，当时他并没有在意。1938年，冼星海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经常在街头看到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特别是那些从延安过来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让冼星海深深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洋溢着的朝气与热情。这时，冼星海才开始关注远在陕北的小城——延安。
1937年8月，冼星海（左三）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各地宣传抗战。图为该队从上海出发前合影。
他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
“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陕北》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节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们虽然在后方，可是比起他们就觉得惭愧得多！我怕自己会渐渐落后而大不前进。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正当冼星海准备打听延安的具体情况时，收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来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寄来的一封信，这是音乐系的全体师生签名的邀请函，大家盼望着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音乐家，能够到苏区任教。
1938年10月，冼星海（前排左二）途经西安去延安，这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最初，冼星海仍有些担心：到延安后是否能进出自由？是否有安心创作的环境？正在犹豫，鲁艺的两封催促电报又到了。多少带着一点试探的心理，1938年10月，冼星海一家起程北行。途经西安时，在党的安排下，他们乘坐华侨捐赠的汽车，扮成侨商，躲过敌人盘查，于11月3日安全抵达延安。
苏区给予音乐家热情的拥抱，当天晚上，鲁艺的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主任吕骥就前来拜访冼星海，并邀请他观看当时在延安难得看到的苏联影片。
1939年，光未然在延安留影。
延安浓厚的抗战氛围深深触动了音乐家，他的热情被激发起来，进入了创作的巅峰期。那时，冼星海白天或是给鲁艺的学生上课，或是与大家一起上山开荒。傍晚，他常常手提马灯，翻山越岭，步行十多里去各处教歌。深夜回到家里，还要在如豆的油灯下，面对窑洞沙沙作响的窗纸，创作歌曲、编写教材。工作如此紧张，但音乐家的创作灵感火花却被频频点燃，短短几个月，由冼星海谱曲的《抗战教育歌》《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等作品相继问世。
冼星海一直在思考，尽管抗战期间产生了大量救亡歌曲，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也得到群众喜爱，但很多歌曲却在短时间内又被群众放弃，这说明救亡歌曲的“量”和“质”还很不平衡。他渴望能够创作一部气势恢弘、象征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抗战音乐作品。正当音乐家酝酿之际，创作机会降临了。
1939年夏，冼星海（右一）与“鲁艺”合唱队女生部合影。
1939年1月，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辗转从武汉来到延安。经常在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根据地活动，雄奇的山川、英勇作战的抗日军民，都深深感染了诗人。当途经壶口大瀑布时，气势磅礴、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光未然开始孕育一首以黄河为主题的长篇朗诵诗——《黄河吟》。
演剧三队在一次行军途经晋西吕梁游击区山沟时，光未然不幸坠马受伤，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治疗。冼星海闻讯，前去医院探望。光未然告诉他，演剧三队此次来延安是学习和汇报的，需要有新的节目上演。两人商量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合作。疗伤期间，光未然不断修改那篇朗诵诗，并根据同志们的建议，将其改写为《黄河大合唱》歌词。
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窑洞中创作。
初春的一个晚上，抗敌演剧三队的三十多位同志，在位于宝塔山下的西北旅社一间宽大窑洞里举行小小朗诵会，尚未痊愈的光未然特意从位于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赶来，冼星海也应邀参加。伴着煤油灯的光亮，光未然站起来，先大略说明了《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创作动机和过程，又介绍了这部作品由8首形式不同歌曲组成的结构，然后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地朗诵了全部400多行歌词。这首充满激情的诗作让同志们热血沸腾，窑洞里响起了热烈掌声。掌声刚落，凝神聆听的冼星海立刻站起来，将歌词抓在手里，激动地说：“我有把握写好它！我一定在你们离开延安之前赶出来。”这是诗人交班、音乐家接班的时刻，冼星海的郑重承诺让窑洞里顷刻间又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的喜悦与感激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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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六夜，终成“延安手稿”
冼星海在上海初识光未然时就曾对他说：“我是一个东方的作曲家，我要创作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有东方民族色彩的音乐，为我国的民族解放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的力量。”他曾发宏愿，要通过自己创作的音乐形象，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与奋斗，以及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对胜利的信心。《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显然强烈地激发了音乐家胸中蕴蓄已久的热情，他要立刻投入创作。但当时演剧三队马上就要离开延安，为了赶在离开之前演出，留给音乐家创作的时间实在不多了。
《黄河大合唱》乐谱
冼星海拿到歌词后，再三叮嘱演剧三队的同志，尽快去他家详尽介绍渡黄河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黄河大合唱》第一任指挥邬析零曾撰文回忆：
“第二天，我就去给冼星海介绍有关过黄河的情况。我们俩谈了至少4个小时以上，中心话题就是我们队在壶口渡河时的所见所闻。一说到渡河的情景、船夫的紧张劳动、坐船人的心情感受，冼星海总是让我不厌其详地叙述描绘。当我模仿哼唱船夫号子时，他更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可是，那是将近40来个船夫自然的劳动呼声，没有唱词，没有旋律，光我一个人哼唱怎么能完满表达？于是，我边哼边解释，哼完划桨的，又学掌舵的；学完船夫的，又哼艄公的；哼完紧张的，又学松弛的。有时还得站起来比划动作。正当我忙得身上沁出汗水时，星海好像忽然有所感悟，调过头去，拿起铅笔飒飒地在纸上记下好几个音符。”
延安冼星海馆内再现音乐家创作《黄河大合唱》时的实景。
位于鲁艺山坡上的那间小窑洞，就是冼星海的家。他在土炕上架起一张小书桌，开始投入创作。当时延安没有乐谱纸，冼星海就请妻子钱韵玲帮忙在纸上画格子。晚上，夜深人静，冼星海就凑近菜油灯暗黄的亮光创作。那几天，音乐家常常处于一种无法自抑的兴奋状态，脑子里不断涌动乐符，轻易不愿意停下来休息。他创作时有个习惯，爱吃糖果，但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延安根本买不到。于是，光未然就为冼星海买来两斤白糖。白糖放在桌子上，音乐家写几句，就抓一把白糖送进嘴里，美妙的乐句很快就从笔下流淌出来。钱韵玲曾这样回忆：
“早春延安的夜是很冷的。我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时看他写累了，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那时候延安的木炭还是很缺乏的，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非常冷，但是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炽热！他把多年以来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忧愤，对革命战争的颂扬，对抗日胜利的信心全部倾注在这部音乐创作中，犹如奔腾的黄河，一泻千里。”
演出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小炕桌上完成的曲谱也越积越厚。为了争取排练时间，每天早上，演剧三队的两位同志都会到冼星海的住处探寻他前一天晚上的成果，而每一次都不会失望。拿到曲谱后，队员们马上开始练唱。大家一方面希望音乐家快点写，另一方面，又担忧始终保持饱满激情连续熬夜创作，会损害音乐家的身体。
冼星海几乎是忘我地投入创作，同时，也很关注大家对乐曲的感受，特别是词作者光未然的意见。他甚至豪爽地授权大家“可以随便改”，而对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他又能够完全没有怨言地推翻原稿，再写出全新的第二稿、第三稿。光未然直到晚年，仍然被冼星海“十分顽强的精益求精、日新又新的精神”所感动。
《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创作终于完成了，包括总谱和合唱，用时仅6天6夜，音乐家创作时换下的蘸水笔笔尖，竟堆成了小山。邬析零曾回忆：
“3月31日，我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手稿是用白粉莲纸抄写的，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16开本，册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每个字都在规定的位置上， 清本本身就是难以见到的书法艺术品。它是星海抱病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完成的，凝聚着作曲家多少辛劳，多少心血，多少友情。”
由于这部作品是为演剧三队（中型业余演唱团体）这个特定演出团队“量身定做”的，貌似简单，却是深入浅出、严谨成熟的大俗大雅之作。因而按照这个版本，即使是中学生组成的业余合唱队，稍加训练也能唱出很好的效果。它也是1975年以前近四十年间演唱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版本。
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1939年7月8日）
经过短暂排练，4月13日，演剧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向延安各界作告别演出，首次在千名观众面前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引起巨大反响。5月11日，为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上，正式公演了《黄河大合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亲临现场观看。身穿灰色军装，脚踏草鞋，裹着绑腿的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在当天日记中，音乐家记录了演出的盛况：
“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
同年7月，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并亲笔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在《黄河大合唱》序中写道：“《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
《黄河大合唱》是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救亡危难关头的心血讴歌，是民族激情在抗战期间抵御外侮入侵的总爆发，气势磅礴、壮丽恢宏，鼓舞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参军参战。它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也有着很高的音乐成就与独创性。
延安当时缺少西洋乐器，冼星海在为大合唱写伴奏时，就利用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乐器巧妙搭配，创造了中西合璧又具有民族色彩的伴奏音乐。曾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时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黄河大合唱》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元素和手法，既有西北民族音乐的元素，更是借鉴了西方交响合唱的形式，这在80年前的创作背景下是很先进的。全曲由《序曲》（管弦乐）、《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黄河颂》（男声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黄水谣》（女声合唱）、《河边对口曲》（对唱、轮唱）、《黄河怨》（女声独唱）、《保卫黄河》（齐唱、轮唱）和《怒吼吧！黄河》（混声合唱）8个乐章组成，多种表达形式的运用，也让这部作品呈现出一种错落有致的壮丽美感，成为经久不衰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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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完成“莫斯科手稿”
《黄河大合唱》问世后，延安版的简谱很快就被带出延安，带到陪都重庆，刊登在《新音乐》杂志上。像星火燎原一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迅速唱遍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唱遍全国，《黄河大合唱》如吹响的抗战号角，深入人心，鼓舞士气。
冼星海一直有个愿望，有意将这部作品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这样，气势会更加恢弘，感染力和感召力都会更加强烈。但由于忙于教务和创作，他一直未能执笔。
1940年5月，延安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摄制完成，党中央派袁牧之携影片胶片，赴莫斯科完成后期制作，冼星海也被指派一同前往。他的任务是负责影片的作曲配音及配合后期制作。临行前，毛主席在自家窑洞设便宴为冼星海送行，指示他，工作时间只有半年，完成任务后马上回来。
1940年5月4日，冼星海离开鲁艺，在只有一片空地的延安机场与前来送行的鲁艺师生告别合影，然后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到达西安，准备前往苏联。
虽然离开了延安，但冼星海对《黄河大合唱》手稿仍十分关心，并关注各界对这部作品的反响，希望汲取有益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5月16日，他给留在鲁艺的妻子钱韵玲的信中写道：
“现在全国都风行着一个《黄河大合唱》。我想以后要把原稿保存得很好，不然，外界的音乐商人乘机做他们的生意。目前印行《黄河大合唱》的书店恐怕有几十家。未免使生活书店太难过了。《音乐季刊》最近在上海印出的《黄河大合唱》，上海非常欢迎。你有空要替我留心关于我的一切消息，尤其在各报上和音乐杂志的批评。”
当时国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冼星海一行人的行动都是由党中央直接决定后，再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临时通知的。直到10月19日，他们才接到通知，先乘火车离开西安，22日抵达兰州后又改乘苏联飞机飞往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再从那里直飞莫斯科。
抵达莫斯科后，冼星海化名黄训。他们通过共产国际与有关部门接上头，很快开始工作。冼星海除了担任影片作曲外，还与当地作曲家协会取得联系，结识了一批苏联著名音乐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冼星海向苏联同行介绍了中国音乐，并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此部作品首次在国外演奏，给苏联音乐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只可惜当时弹奏时的钢琴乐谱至今未找到，钢琴协奏曲也没有写入音乐家1941年春天完成的《交响大合唱〈黄河〉》的总谱里。但可以肯定，在《交响大合唱〈黄河〉》之外，冼星海一直有意要完成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
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冼星海想用管弦乐、双钢琴伴奏，还计划在原来8个乐章基础上，补写乐队序曲、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连接音乐，形成9个乐章。整部作品改用五线谱谱曲，采用欧美各国都采用的三管编制的大型交响乐队伴奏，成为规模巨大、气势恢弘的交响声乐作品。可是很遗憾，当时延安没有这个条件，创作时只能因陋就简，有什么乐器用什么乐器。
1941年春天，在莫斯科，冼星海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对1939年《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的整理、加工和修订。这个版本是为高水准专业合唱团与大型管弦乐团创作的，一些和弦结构和应用、声部组合或织体写法均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运用了多种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段。比起简谱版，五线谱版更加国际化，更适合具有特大型管弦乐团装备的高水准专业演出队伍在庄严盛大的庆典上演出。
但当时冼星海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并没有机会试奏、修改，所以这个版本在和声、配器、织体写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成为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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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手稿，回归祖国
1941年6月，当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后期制作接近尾声时，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与袁牧之被迫停下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离开莫斯科，准备取道蒙古回国。
几经辗转，回国始终未能成行，冼星海只能在蒙古驻扎下来，开始异国的流浪生活。他化名孔宇，受聘于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担任音乐教员。在这里，他组织了俱乐部最大规模的音乐会，并公演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交响大合唱〈黄河〉》已经完成，音乐家当然希望能够亲自指挥大型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但刚刚组建训练不久的中国工人俱乐部业余文艺队伍，无论乐队装备条件，还是队员演唱、演奏水准，都远远不能达到演出交响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这次公演仍然使用的是1939年的延安简谱稿。
《黄河大合唱》苏联稿手迹
1942年冬，冼星海秘密离开乌兰巴托，经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打算寻找机会仍从新疆口岸回国。经历长期的异国流浪和长途跋涉，冼星海此时已筋疲力尽，身无分文，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塞满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个装生活用品的小皮箱。他仍然用化名黄训，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在贫困交加、身染重病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创作，期待着革命胜利后重返延安。但当时冼星海的病情已经恶化。1945年5月，经李立三多方奔波联系，冼星海被送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抢救。10月30日，音乐家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与苏方一起,为冼星海举行了安葬仪式，并将其骨灰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公墓。11月14日，延安各界七百多人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毛泽东为冼星海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1946年7月，延安的中央管弦乐队因工作需要，增加了一批新艺术骨干，其中就有刚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的孙维世。孙维世介绍，冼星海病逝后，大部分作品手稿都留在了苏联，乐团为此向上级提出将这些遗物设法运回国的申请。
据时任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支部书记兼中央管弦乐队指导员的作曲家孟波回忆：1946年秋，他和乐团副团长金紫光受命从中央办公厅取回一只皮箱，这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交给中央驻南京办事处，并由军调处执行部的美国飞机从南京带来的，里面装满了冼星海的作品手稿。他们逐件进行了登记，其中包括《民族解放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等，《交响大合唱〈黄河〉》厚厚的总谱也在其中。1947年初，国民党为进攻延安，经常派飞机轰炸。乐团奉命撤离延安，前往华北解放区。这只装有冼星海手稿的皮箱加封后，与乐团乐器一起，作为珍贵物品，随中央党校文件不断转移，从延安过黄河经汾西到河南，又到河北石家庄。渡黄河时，为了躲避敌机扫射，队伍是在夜间上船的。所有物品都要先从牲口和大车上卸下，再将牲口赶上船，过河后再把物品重新装上。大家提心吊胆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黄河东岸，最关心的就是那只皮箱。新中国成立后，这只皮箱又由华北人民文工团带到北京，交由中央音乐学院保管，最终保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黄河大合唱》的两部手稿，作为珍贵音乐遗产，经过了多少同志的千辛万苦，辗转传递，终于幸运地留存至今。
（作者系《中国档案》杂志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