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钱理群，北大的失落，从缺少奇葩的教授开始

关注《民国那些人》，是看了钱理群教授的一个讲座，讲座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是钱老师讲的几段话，每次话音一落，便惹来在座众多学子的热烈掌声。其中有一段，他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寻找真北大声音呢？因为在三角地上只剩下培训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坐着相互拥抱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面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面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

实在难以找到北大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怎么再也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听不清理想主义的声音，怎么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感受不到那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梁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是他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钱老师跟大家回忆了很多当年的老师，也是书中提到的一些教授，其中特别提到林庚，可能也是因为钱老师亲身经历的缘故，当时钱老师是系里的研究生，系主任布置他一个任务，就是所有退休的老师一个个请来讲课，每个退休老师重讲一课。他觉得这个太好了，每个都很精彩。给钱老师的任务是请林庚先生，林老先生非常高兴，但他整整准备了一个月，跟钱老师讨论了一个月。这个月钱老师常去林老家里，稿子反复调整反复修改。

终于到了讲课那天。那天，林老先生穿一身黄衣裳，黄皮鞋，一站在台上就把大家给震住了。那个美，那种风采。他的板书写得太漂亮了，整个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美的享受。然后他开始讲课，他说今天我们讲什么，我们讲诗。他说诗的本质就是发泄，“诗人要像婴儿一样睁着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新的美”。林老先生讲完了钱老师送他回家，勉勉强强到了家里，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林老先生拼了一生最后的气力来上这一课。那堂课讲了一个小时，那可真是天鹅的绝唱。

书中写了北大的曾昭伦教授，讲了很多他有趣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从前没有听说过的。他是研究化学的，“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整天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曾先生很怪，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经常得罪人，因为眼无旁人。他这个怪癖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后来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他的心里有种东西高于他的生活，他的一生全都扑在自以为在意的东西，这就是学术，他的学问，这个就是他的比生活更高的东西，他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总结出一条就是‘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

做出用铁铲盛饭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他生命另有所托，他沉浸其中并且获得莫大的欢乐。实际上这是对自我生命的一个承担，不仅对时代有一个承担，一个大承担，对自我生命也有一个承担，这种承担追求内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生命的一种欢乐。我们这代人比较看重别人怎么看我，而那一代人比较注重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是有一种承担的，这是对独立的自我生命的承担，我们后人很难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