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对骂和骂人?

必记本今日推荐英文版《在那遥远的地方》 & 解暑清凉! 鲁迅形容钱玄同“胖滑有加”,徐悲鸿骂刘海粟“

必记本今日推荐英文版《在那遥远的地方》& 解暑清凉!

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 提升3倍流畅度

鲁迅形容钱玄同“胖滑有加”,徐悲鸿骂刘海粟“江湖骗子”,朱湘批评胡适“学阀”, 浦江清评徐志摩诗“肉麻”,鲁迅戏称章士钊为“章士钉”,郭沫若评价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梁实秋直言郁达夫写文章拈酸叫苦“最令人看不起”,刘文典认为沈从文根本不必跑警报,因为根本没价值……

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师名士,做学问干事业当仁不让,骂起人来也痛快淋漓别出心裁,读来趣味横生。今天“必记本”专门搜罗一辑,看看大师也凡人的一面。

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原定出版的季羡林《兔子》一稿。季羡林大为不满,于是在1934年3月25日、26日接连表达了对巴金的“恶评”:“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但在“4月2日,《文学季刊》第二期把我的《兔子》登出来了。”这说明年轻时的季羡林不仅相当情绪化,而且其年轻时的心胸与老年时也有着天壤之别。

季羡林先生的火辣性格同样见于对自己青春期隐秘欲望的记录,2002年公开出版的《清华园日记》说:

1932年12月1日,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

12月21日,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年12月2日,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想[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1934年5月10日,晚上,有人请客,在合作社喝酒,一直喝到九点,我也喝了几杯。以后又到王红豆(即王岷源,红豆乃混蛋的对音)屋去闲聊,从运动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象之辞,于是皆大欢喜,回屋睡觉。

季先生看来的确真性情!

季羡林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

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钱玄同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

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胡愈之

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和陈见了一面,据担任记录的谢伯元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不到三分钟。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何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随即送客。

陈独秀

1948年“国大”开幕后,何应钦以背部生疮为借口,称病不出席,蒋介石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蒋突然驱车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楼躺在床上。蒋直趋卧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一再盘问病情。何应钦答以背上长了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未能出席“国大”会议。蒋硬是强迫何应钦脱掉衣服检视,确见背疮红肿,才悻悻而去。

1946年秋天,汤恩伯召集数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号家中开会,商量鼎泰公司的经营事宜。汤认为公司董事长陈铭勋倚老卖老,不听话,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职权。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汤急了眼,一拳打过去。陈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汤一个耳光,两人遂扭打在一起。汤妻王竞白见状跑到楼上,其他人连忙劝架,但怎么也拉不开。汤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罢手。

张发奎曾拥汪反蒋,自视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也跟着往里走。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谈事,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此时张已走到门口,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张回去后狠狠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曾在刘所办的美专短暂就读。徐悲鸿成名后,不愿被人说成出自刘门,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刘海粟说:“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悲鸿说:“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徐悲鸿

刘海粟

20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傅雷的辞职,一半是出于对刘海粟的不满,他后来回忆:“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936年,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罗皑岚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

吴宓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时,请浦江清等帮忙,一次两人因署名事发生争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

吴宓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浦江清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

“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章士钊当教育总长的任上,他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老朋友沈尹默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指章为罪人,天诛地灭云云。鲁迅更是在文中骂章士钊为“章士钉”

后章士钊辞官到上海当律师,沈尹默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到上海卖字为生。章曾致信沈说: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后,尽弃前嫌,两人在上海过从甚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后来被捕,章还当过陈的辩护律师。

鲁迅 章士钊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刘师培

20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沫若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先生自己也不避讳。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

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到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郁达夫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

—— THE END ——

打开APP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