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视觉中国

■《誓言：白宫与最高法院》

作者：[美]杰弗里·图宾

译者：于霄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最高法院正是分歧集中涌现的场所，也是不同立场与观点竞相争锋的竞技场。身处其中的大法官们凭借自身的智慧和法律经验，在自由与权威的冲突中不断寻找着协调方案

余涛

2016年2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宁·格雷戈里·斯卡利亚的离世，曾引发诸多讨论，也让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联邦最高法院这座神秘的“大理石神殿”。因为一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形象如同神祗，事迹几近神话。就此而言，《誓言：白宫与最高法院》一书，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有趣的观察窗口。

作为《九人》续篇的《誓言》

美国的司法及政治制度其实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备受普通百姓关注。包括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在内，人们从未停止投向异域的好奇眼光。这其中，杰弗里·图宾所撰的《九人》向我们展示了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主导下，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的丰富个性及他们所作重大判决背后的故事。

图宾不仅是驾驭文字的高手，更是混迹美国司法界的老手，讲起故事有模有样，说起掌故如数家珍。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以风云人物、重大案例交织而成的描绘美国司法现状及其渊源的画卷。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以往所谓“充满民主与自由的美国”更多只是普通人的美好想象，更准确地说那只是“民主党的美国或好莱坞的美国”。除此之外，还有反对堕胎、移民和同性恋，禁止在学校讲进化论的保守主义的美国。

而最高法院正是两种分歧思想集中涌现的场所，也是不同立场与观点竞相争锋的竞技场。身处其中的大法官们凭借自身的智慧和法律经验，在自由与权威的冲突中不断寻找着协调方案。托克维尔曾说：“美国的政治问题，或早或晚，都会转化为司法问题。”这虽然是褒扬司法在美国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政治在司法领域的延续——“最高法院践行的美国法也正是美国政治”。

图宾的《誓言》一书其实是《九人》的续篇，让我们看到了2007年以后罗伯茨法院与奥巴马政府之间的互动及其动力机制。当以“保守”著称的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在2005年接替伦奎斯特主导联邦最高法院后，随着奥康纳、苏特、斯蒂文森相继退休，索托马约尔、卡根宣誓就任以及特朗普提名尼尔·戈萨奇，最高法院早已今非昔比。

事实上，在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罗伯茨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和以奥巴马为首的美国行政分支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十分微妙。虽然两人都成长于芝加哥，都是哈佛的毕业生，甚至都曾任职于《哈佛法律评论》，但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相似性，更何况二人还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

美国政治架构中的最高法院

图宾在《誓言》中开宗明义，他要讲述的就是关于“法律与政治”的故事，而非单纯的“法治”图景，这其中就包含了大法官与总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及博弈。

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选任并不是按照民主选举原则进行的。相反，宪法赋予了总统提名所有联席法官的权力，而参议院仅有“建议和同意权”(但在州法院层面，有些州通过选举的方式进行法官选任，反而容易被政党直接操纵)。

从体制架构上看，总统是无法强迫大法官作出判决的。所以为了实现其政治意图，总统在提名大法官时必然会考虑大法官的司法哲学倾向乃至政治意识形态——即便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总统们更愿意提名一个与自己的施政策略相似的人，以便在任职期满后，还有终身任职的大法官能够在最高法院继续贯彻其政治意图。

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不啻是总统的重要政治遗产。有人甚至认为，最高法院不过是美国政治架构的一部分，不仅大法官的提名和确认程序其实与政治紧密相关，而且大法官们的判决也完全不可能独立于政治。

在2000年布什和戈尔的“选举纠纷”之后，媒体、公众普遍对最高法院部分判决政治色彩过浓，且与党派立场相关颇有微词。而2008年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史无前例地搞砸了奥巴马总统的宣誓仪式(奥巴马进行了两次宣誓)，似乎也预示着最高法院与白宫间的紧张关系，更让人逐渐怀疑最高法院是不是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治。

当然，多数美国人并不愿意从政治角度谈论联邦最高法院，他们更希望法官的判决仅仅是依据“法律”作出，而非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如果法官有了“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标签，很难想象法律判决还会得到所有人的承认。

或许也是考虑到这种因素，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近年来一改隐士风范与神祗形象，逐渐从“大理石神殿”走到凡间。罗伯茨法院开始同意接受媒体的直接采访，2018年，在美国甚至上映了一部以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进入最高法院的女性法官金斯伯格为主角的电影《性别为本》(On the Basis of Sex)。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

斯卡利亚离世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由9名极为不同的人士组成，6名男性，3名女性;6位天主教徒，3名犹太人;有1个非裔，还有1个拉美裔，可谓成分复杂。同时，“斯卡利亚有党派倾向，肯尼迪专横，阿利托犀利，金斯伯格苛刻”。《誓言》通过描绘重大案例中大法官的不同立场，让我们看到每个人的个性以及他们所持的司法哲学以及政治观念。

其实，按照一种通俗但未必准确的说法，大法官们虽然不承担政治压力，但多少都有着一定的政治立场，通常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在司法立场上多倾向于自由派，比如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卡根。而由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在司法立场上多倾向于保守派，比如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

号称“摇摆派”的肯尼迪算是一个异类，他虽由共和党总统里根提名，但立场飘忽不定。自从阿利托在2006年接替奥康纳，锁定了最高法院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四比四的格局后，反而使得肯尼迪成为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大法官——他的一票具有决定意义，控制着案件判决的结果。

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法官们的立场绝对固定或与党派直接相关。比如斯蒂文森虽由共和党总统提名，但又会支持一些自由派立场;以保守著称的罗伯茨，在2012年竟然支持了奥巴马行政分支主导推出的《可负担医保法案》的合宪性。这虽然让保守主义者出离愤怒，但也无形中淡化了大法官们的“政治倾向”，让最高法院能够作为一种“终局性力量”而被人们所接受。

“联邦最高法院的魅力就在于对纠纷有着最终裁决权。”最高法院主要解决的是“政治失效”或者“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这也是司法体系和政治体系最大的区别。最高法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比如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等，这让它和行政分支的“多数原则”区分开来。

在9名大法官的运作下，最高法院每年会从大约8000件案件中挑选出约80件进行判决，判决一旦作出便成为“最终”判决，除了最高法院本身，总统、国会都无法推翻。这种“终局性”的权力使得最高法院成为美国司法的核心。

当然，这种终局性并不绝对，因为最高法院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力，即“推翻先例”。这项权力设置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判例与时代的变化脱节，毕竟主流道德观念等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比如，18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臭名昭著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判决，就被新的判例推翻。

但难以避免的是，“推翻先例”逐渐成为了不同政治主张进行渗透的突破点。比如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确认听证会上曾明确表示说：“法官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但问题是，虽然所有大法官都表现出对法律的忠诚，在解释法律时却尺度不一。原旨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在最高法院从未消失，不同的大法官借助“推翻先例”在暗中进行角逐，对堕胎、持枪、平权、死刑等问题的看法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反复，最高法院也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自由和保守之间摇摆轮回。

沃伦法院时期，确立了一大批较为激进的案例。但自从伦奎斯特法院右转之后，罗伯茨法院仍未停止右转的脚步，最高法院的工作似乎就是在不断推翻或削弱先例中循环。

总的来看，虽然法律中的政治因素早已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但如《九人》译者所言，“法治的本质是节制公权，保障民权，而不是与政治一分为二”。变化更多的可能是党派政治，而非联邦最高法院。即便有种种变数，意识形态的纷争似乎也并未从根本上损害最高法院和法律的权威性。毕竟，人们愿意接受司法裁决，并不在于它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终局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它不断修正错误，并为现代社会提供政治与司法的稳定性基础。

只不过身处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当下所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公众的好奇和猜测。

责编：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