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是靠着李鸿章发家的，后来成为近代官商的代表，他本人也是官居高位，始终把持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同样，袁世凯也是背靠李鸿章这棵大树，一步步走上封疆大吏的。既然都属于李鸿章的阵营，为何曾经沦为知己的盛、袁二人最终会分道扬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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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袁世凯之间的关系，主要起始于甲午战争后。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一致而逐步成为“知己”的。

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片改革军制、筹饷练兵为急务的呼声。盛、袁都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袁世凯奉命编练新军后，参照湘淮军制和德国兵制，并拟定了相关章程。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编练新军非常重视，认为袁所办之事，即是他自己想要办的事。

盛宣怀不仅在裁绿营、建新军、军制军器等观点上和袁世凯相同，而且在光绪帝召见时也极为推崇袁世凯，并说“兵数太少”，应该增加。这些话都是袁世凯想听的，因此袁当然要引盛为“知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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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变法的观点上，盛宣怀又和袁世凯达成了一致的态度。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以开民智、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为主要目标。盛宣怀虽也讲变法，但他所提倡的变法思想是和康梁对立的，即只变工商之法，而不是政治上的改革。

显然，这与张之洞所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不谋而合。袁世凯也鼓吹变法，他所讲的变法与盛宣怀相同。至于对维新派，盛、袁都是持对立态度的。所不同者，盛宣怀公开表示不合作，袁则混进维新派而又背叛维新派。

此外，盛、袁两人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对基本问题认识和主张上，其观点也大致相同。不难看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互相援引，结成一股绳完全合情合理。在这方面，盛宣怀采取了主动的姿态。还在“东南互保”时，盛宣怀即示意将来继任李鸿章之位说：“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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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援引袁世凯确实是有相当诚意的。事实上，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晋升，是起到了一臂之力的作用的。或许，盛宣怀认为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对自己最为有利。随着李鸿章于1901年11月7日去世后，盛宣怀便将“中外推公”的许诺提上了日程。

还在李鸿章死讯传出之前，盛宣怀即电告袁世凯说：“傅相昨天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另外，他还向清廷推荐说：“直督一席，非慰庭颇孚众望。”

盛宣怀一定认为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任商务大臣对自己只会有利而无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盛宣怀的预料错了，预期的目的未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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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任直督后，与盛宣怀就轮、电问题进行交流，希望归属北洋直接管辖。盛宣怀也知道朝廷早有此议，所以他无可奈何却只有违心地对袁世凯说：“电报宜归官有，轮局纯系商业，可易督办，不可归官。”

但袁世凯站在自己的立场，坚决认为如果不将轮、电收归北洋，那么他的利益就会大大受损，因此两人生出矛盾。尽管盛宣怀用各种办法反对袁世凯把轮、电二局夺归北洋，可是1903年1月15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电务大臣。2月，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又做了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如此，盛宣怀的计划宣告落空。

实际上，轮、电二局后来成了北洋重要的财源，可是北洋不会经营，管理江河日下。官办企业弊端重重，干预用人之权，又将二局视为私产，各级官员从中渔利。最终导致了轮船招商局将各处码头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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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反对将轮、电二局划归北洋，担心正是如此。因为这两个企业都是他一手经办，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实业的发展、维护商人的利益。因此在这件事上，袁世凯的做法明显是过了，不仅害了这两个当时最有潜力的企业，还最终与曾经的“知己”撕破了脸，可谓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