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排名垫底,山西“控煤”形势依旧严峻

近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公布大气治理半年“成绩单”:在全省11个设区市中,除大同、吕梁、朔州,其余8个地市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仍高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平均值;较去年同期,5个地市综合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反弹,朔州、大同分别以11.7%、10.2%的幅度居于反弹前列,另有晋城同比持平。

纵观全国,在生态环境部同期公布的168个重点城市半年排名中,临汾再次排倒数第一,太原、晋城同在空气质量最差的20城之列。从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看,朔州、大同、长治、太原四地半年表现欠佳,排在改善幅度最差的后20位。

多位专家指出,山西作为“2+26”城市及汾渭平原重点城市最集中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任务比周边地区更为艰巨。特别是基于“积重难返”的现实,全省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依赖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及高煤耗占比的能源结构未从根本扭转,空气质量短期难有明显改善。如何有效控煤,仍是摆在山西面前的一大难题。

多地市污染“不降反升”

空气质量排名垫底是困扰山西已久的“魔咒”,且污染“反弹”长期存在。

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山西空气质量曾连续3年得到改善,直至2016年波动再现,PM2.5年均浓度升至60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上升7个百分点。2017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59微克/立方米,虽完成“大气十条”下达的任务,但改善幅度较小,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在全国末位、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全国最高。2018年,山西空气质量再次出现强烈的反弹趋势,在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20个城市中,山西占据6席,临汾更是排名倒数第一。

也正因此,以“控煤”为重点的治理措施,在山西持续加码。“2017年,我省在太原、阳泉、长治、晋城4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晋中和临汾两市,要求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2018年,治理重点进一步扩展至汾渭平原在内的8个城市,省发改委也制定了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指导各市开展工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实施效果如何?今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给出的反馈意见认为,“山西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环境空气质量不容乐观”。

而在空气质量排名的基础上,山西日前还“自曝其短”,对大同、朔州、晋城等6地市进行了集中约谈、公开通报。上述大气处人士介绍,被约谈地市的空气质量,1-5月均出现“严重恶化”,污染“不降反升”,拖了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后腿。以省会太原为例,其恶化程度在全省排名第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上升7.8%;PM2.5、PM10平均浓度同比上升14.8%、5.3%,恶化幅度分列第二、三位。

结合现状,“山西在未来三年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长期跟踪山西控煤工作的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政策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评价称。

部分地区长效措施明显不足

“对山西而言,要打赢蓝天保卫战,煤炭污染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是关键。”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处长贺中伟坦言。《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也明确,到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降至 80%的目标。

然而,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环保指标为何仍不好看?

在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看来,站在省级层面,山西已意识到煤烟型污染的严峻现实,加之生态环境部专门派出大气治理专家团队赴当地驻点指导,针对“一城一策”提出方案,政策、措施等理论工作基本没有问题。“但具体到执行层面,山西多地尚处治理的‘起步阶段’。”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不少治理行动要么停留在表面、局部,要么“雷声大、雨点小”,未从根本考虑扭转。“甚至有些地区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安排得不切实际,治理好了反倒不正常。”一位未具名的专家坦言。

彭应登也多次发现,为应付环保督察组,山西部分地市的短期行为多一些,改善能源结构的长效措施却明显不足。“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目标的心态重,急功近利多于久久为功。”

细化到执行层面,目前又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难题?课题组分析认为,山西生产建设消费用煤的占比,长期保持在95%以上,集中于炼焦、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耗煤行业。尤其是焦化、电力两个“大户”,以接近70%的煤炭消费占比,决定着全省煤炭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

以第一大耗煤行业——焦化为例,课题组进一步指出,山西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基地,焦炭年均产量近年稳定在8000万吨左右。其中,独立焦化厂占全省焦化产能的比重位居全国之首,污染多、效率低等问题随之突出。而焦化产业煤耗量不降,电耗占比55%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就很难实现。可以说,“这既是控煤工作的主要领域,也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最大难点。”课题组方面称。

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围绕焦化行业“尾大不掉”的问题,记者了解到,最新出台的《关于印发山西省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10月1日开始,全省焦化企业须全部达到环保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同时,“确保全省建成焦化产能只减不增”“力争用2年时间实现焦化行业质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建议,进一步实施“以钢定焦”的方案,实现2020年前焦炭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的目标;进一步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尽快退出独立焦化企业,推进焦化行业兼并重组、提标改造、向园区化变迁。

而这些,只是解决山西控煤难题的一个方面。“与全国相比,山西面临着煤炭消费占比最高、煤烟型污染最重、煤电对经济贡献最大,以及转型动力不足等突出矛盾,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原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袁进表示。

袁进指出,下一步,山西还需加强政策的推动力、针对性,实行更加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控煤力度。“除了在全省设置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并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8个城市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城市,实现消费负增长,也要加强基础性问题研究,明确量化目标,体现煤控政策的地方特色。”

在加大力度的同时,彭应登提醒也要认清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避免为了急于填平历史旧账,而简单粗暴实施减煤“一刀切”等行为。“资源禀赋及历史原因导致山西‘重疾难反’,治理的确并非易事。我们无法要求其治理水平与京津冀地区绝对同步,也不能出现反弹就一味进行批评。我认为,没有10年、甚至15年,山西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既要控煤方案的因地制宜、科学制定,也要做好阶段性评估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措施,这样才能稳步推进,防止煤炭消费量反弹等情况频现。”彭应登对此表示。

(原标题 空气质量排名垫底——山西“控煤”形势依旧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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