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援助具有两面性。要取得成功，援助必须在适当的人的帮助下，根据适当的政策，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目的，以充足却不过分的数量来提供。还有，比起自助，援助能够用来做什么不宜被过于强调。中国的战时经验表明，迅速、成功地援助一个经济和行政发展水平低得多、文化又截然不同的国家是多么困难。而且，上述经验及其结果也表明，如果不够重视在合理稳健的财政与政治、社会改革方面不那么具象但必不可少的需求，过分强调物质援助和发展有多么危险。在前几个领域，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政策和及时、明智的外国指导，但中国及其朋友们做得很不够。极度轻视严重通胀的危险和改革紧迫性的发展中国家看一下中国的教训！
中国独自抗战时，有一种基本算心照不宣的潜在心理，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盟友来击败日本在力量上的优势。还有一种想法认为中国同时也在为其他国家的安全而战，所以后者应全力支持。这种观点在我一位外国同事略显嘲讽的评论中有反映，他说：“中国永远不会输掉这场战争。”珍珠港事件后，当中国获得强大的盟友时，中国人民越来越觉得中国在经历了多年可怕的折磨和损失之后，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甚至更多，是时候让其他国家承担主要责任了，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对援助的期待很容易导致改革陆军的努力松懈下来。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曾于1941年底访华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就报告说，中国官员向他表示，由于国际上对日本的压力，中国“也许能够在不继续战斗的情况下赢得这场战争”。
与中国人的观点形成对比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来华的几千名美国人中有很多希望中国超过自身能力发动攻击。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厌战情绪，手头的弹药是多么有限，或者敌人因中国的袭击会多么残忍地报复。在1942年2月21日和3月7日的电报中，高思大使要求“冷静估计我们可以从中国可以期待的东西”。他说，虽然“中国军队有可能通过本地进攻的方式而做得更多……但物资和军火的储备已经有限到最高指挥部不希望将行动扩大化，直到能合理确信其持续有效”。不过，他认为，美国分析人士和评论家们在“过分强调中国丰富人力资源的军事潜能”，“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怂恿了自满心理，并诱导了与其他军队无根据且有害的比较”。
与此同时，战争期间，共产党没有获得或者说没有很大希望获得外部援助，甚至从苏联那里也没有（有意为之）。他们当时只能与日军小规模战斗，为此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这给了他们一个重大优势。1938年夏，当汉口面临失守的威胁时，8月16日，总领事卓思麟从汉口报告说：
面对保卫武汉的问题，中国人没能表现出团结之心。中央政府宣称将坚决抵抗，但在外国军事观察员看来，它此刻正在保留并将在之后撤回它最好的军队和装备，以确保它在国内政治中的超然性。在当前的战事中，中央政府对胜利的希望仍寄托在日本经济崩溃和第三国的经济或军事干预上。
共产党两个月前发表了一份用于保卫武汉地区的综合性计划，宣称凭借合作与决心，武汉可以是另一个马德里，其显著特征是动员、训练和武装群众。由于担心一旦百姓被动员起来会引起共产党力量增长，中央政府阻止实施该计划，甚至阻止共产党为前线工作组织劳工和第一批援助作物。
这些发展预示了后来的事态。
由于中国如此迫切地需要援助，很多中国人夸大援助可能的作用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和经济领域。1942年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借款的获得导致部分当权人士认为，单单获得外国借款就缓和了国内财政压力。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一项将军队从500多万人削减到300万人左右的提议没有实现，而它本可以裁掉无用却费钱的部队并提高效率；但是，也有一种想法认为，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应当保持更大数量的军队。借款鼓励了本可以在不伤及战争努力的情况下削减的开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好坏参半。在制定战后复兴和发展规划时，中国领导人太过专注于他们主要需要的是巨额美国借款以发展生产的念头，又太过忽视自助和稳定财政措施。究其根本，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太多时候，“自助者天助”这一点被忽略了。慎思过的中国人常常说，国民政府本不会被放逐，就自助而言，如果它和中国人民在大陆与他们从那以后在台湾同等努力的话。
由于战争刺激了民族主义，中国变得不太愿意接受外国建议并让外国人参与行动和政府管理。作为财政顾问，我发现我的建议也没有战前那么受待见了，而在战前货币事务和国内外融资方面，对它的贯彻程度还是令人满意的。我在1942年之前的同事，即分别隶属各个财政类部门的罗哈脱、林奇和罗杰斯，以及海关和盐政部门的外国人，都有类似的体会。
当然，美国顾问是以个人接受中国聘任的形式工作的，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关支持。偶尔，我们甚至还遭遇美国官方的反对，显著的例子是1935年货币改革之前美国的白银购买政策，以及1940—1941年，美国财政部支持外汇统制而不是支持自由市场上的中国货币。有时，我们感兴趣的计划和政策得到美国政府认可，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国籍。美国官方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持正的立场，即我们在行使职能时是中国人而非美国人。然而，随着参与亚洲事务的美国人增多，与选择将获得最佳结果的政策相比，技术立场的理由就被弱化了。
如果美国政府在有援助或建议的机会时，给中国政府一些表示，意味着对它服务于中国的公民及其有关财政政策的观点的普遍信心和支持，将会帮助这些顾问们的努力促进中国战时财政进一步合理化。但与此相反，整个战争期间，华盛顿政府向中国派出了一群专家——劳克林·居里、欧文·拉铁摩尔、A.曼纽尔·福克斯、利昂·亨德森和唐纳德·M.纳尔逊（类似其他渠道被授权的美国外交代表）。这种忽视中国现有的一名美国专家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他的个人影响被削弱。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英国的政策：依赖在中国的英国专家，在他们的活动与英国政策之间做协调，有时还会通过为他们封爵来提高后者声望。毋庸置疑，从1940年开始，美国的态度部分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务院普遍对提倡的财政政策抱有同情，而财政部则不然。
战争期间，关于金融援助所附“条件”的争议发生了好几次。在外国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少于军事援助的情况下，旨在以外国资金维持货币并抑制通胀的金融援助是可能的。中国未加反对地接受了一个中英委员会以运营1939年的英国平准借款，在1941年则是一个中英美委员会，即平准委员会。尽管出现了困难和富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与（中方）财政和个人有关，而不是外方。中国成为盟国之后，金融援助附加条件的问题出现得更为尖锐。当美国批准5亿美元借款时，中国态度坚决地拒不同意就其使用征求意见，美国于是默许。但中国的外交胜利代价高昂。首先，随后便出现了该笔借款相当一部分被浪费。这个小插曲也诞生了一种拒绝给出建议和接纳建议的模式。后来，中国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又使得中国接受外部意见或压力更加困难。
军事事务方面，史迪威在1943年想要对援助施加条件。他想要控制租借物资以便为陆军改革和中国军队的行动讨价还价。但中国领导人深以为，中国独自抗战时的牺牲，他们对抗日本惊人的出色表现，赋予了他们接受无条件援助并决定其使用的道义权利。当该对峙达到顶点，罗斯福否定了史迪威的做法。一年之后，当罗斯福威胁将推迟援助除非中国向西攻入缅甸时，中国照办了，条件终于得到了使用。与军事问题有关的是史迪威厌恶蒋，这削弱了史迪威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了他被召回。此后，魏德迈，一个较为平和的人，事实证明他能够通过劝告而不是压力，并在没有早期产生的摩擦的情况下，帮助中国陆军采取重大改革。
我认为，援助附加条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它们可以帮助一个被援助的国家采取它应当采取的对其有利的措施。但使用条件是一个敏感问题，正如安排史迪威担任中国军队指挥官的努力失败所表现的那样。让一个施援政府大大改变受援政府的国内政策远没有那么容易。然而，我相信，如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金融和军事援助能够更多地争取有利条件，中国和美国都将获益。中国退出战争的偶尔暗示应当被视为不切实际。但美国地位被削弱，正是因为没能充分支持中国，后者的前途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都极其重要。
为某种针对中国的战后国际救援行动起见，整个战争期间，我始终希望20世纪20年代国联的经验——建立一种相当于临时性的国际控制的机制以拯救奥地利和匈牙利，使其免于被恶性通胀搞垮，也许能成为一种适用于其他情形的先例——先帮助恢复秩序，然后再取消。一些类似行动会很可取，以便帮助国民政府去做它没有援助无法做成的事情，即结束通胀，并将该国推上无负债的道路，尤其是在国内外赢得声望。回顾的过程中，我们现在能看出，战时摩擦，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其责任读者可以从这里提供的内容做出判断，使得这类计划实际上绝无可能。
然而，战争结束时，中国的问题如此复杂和困难，单单财政和经济措施还是不够的。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威胁，通过社会、政治和军事手段采取的行动同样必要。中国及其朋友们只有在战争结束前开始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广泛且重大的有效合作，才能使得中国安全地度过战争，度过战后政治危机。不幸的是，这种努力没有实现。
（本文摘自阿瑟·N.杨格著《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