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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宣布为拉丁美洲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时，《花花公子》编辑部振奋不已。不仅是因为他们十多年来发表他的小说，更因为杂志最近派了记者和作家会谈，对其创作生涯做了最广泛的采访。
多年来，批评家对《百年孤独》的作者赞誉有加，把他誉为在世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将他的作品和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相比。他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首要实践者，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将幻想和现实融合为一个独特“新天地”的讲故事形式；他那部讲述某个拉美村落中的生活、爱情和革命的杰作《百年孤独》，在三十多种语言中售出了六百多万册；此书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被奉为邪典；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赢得了每一个值得拥有的国际大奖。
1970年《百年孤独》在美国出版，批评家争先恐后地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天才。接着是1975年的《族长的秋天》，一部狂野的超现实之作，讲述一个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他在位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没人记得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
《花花公子》的记者克劳迪娅·德瑞弗斯试图采访这位不寻常的作家，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难以捉摸，那是说得太轻了。他不回复信件，生怕他的通信会被拍卖。他的电话似乎老是在出故障。我给他在巴黎的各种地址写信，定期给他在西班牙的经纪人打电话。结果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有一天下午在纽约，作家的英语译者格列高利·拉巴沙打来电话说：‘加博在纽约，只待一个下午。你要是抓紧，就可以见到他。’
须臾之间，我便在公园大道酒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联系上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写你的文章有那么多，其中真实的是那么少，’我说道，‘你可以通过《花花公子》的访谈澄清所有的不实之词。再者，鉴于中美洲眼下的形势，北美人会有兴趣聆听一个不同的声音谈论拉丁美洲的现实问题。为什么不把你的看法告诉我们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兴趣了。”
马尔克斯
《花花公子》：《百年孤独》以此句开篇：“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面对行刑队时，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你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有没有带你去见识过冰块？
马尔克斯：嗯，有的。类似的那种事。阿拉卡塔卡是个热带小镇——生活在那儿，像我那样，在发明冷藏设备之前的时代，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冰块。有一天，外祖父带我去联合果品公司的企业内部商店——阿拉卡塔卡是一个香蕉中心——他让我看一个塞满冰冻鲜鱼的板条箱。不管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总之很冷，以至于在我看来像是滚烫的一样。我把手伸进箱子里面，觉得是被烧了一下。“可这是滚烫的啊。”我对外祖父说道。他告诉我说：“不，正好相反，这是很冷的。”然后他便拿着这个东西让我摸——那是冰。我生活的那个时期，我的一生，留存给我的便是我几乎难以分析的闪烁的记忆。唯有它们留下的那些感觉才是我更喜欢的。
《花花公子》：你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气味。
马尔克斯：是的。气味。我认为，嗅觉的那种激发力是所有官能中最强大的，比味觉和听觉要更强些。
《花花公子》：你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一种几乎是色情的嗅觉。这是你处理情欲的方式吗？
马尔克斯：是的。这一点关乎我自身的性格。
《花花公子》：人生的所有感官愉悦中，哪一种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马尔克斯：吃。
《花花公子》：吃？真的？为什么？
马尔克斯：嗯，它是涉及情感的事儿——这难以解释。可我最喜欢的就是吃。
《花花公子》：那好。回过来说你本人的生活史吧，你怎么会和你的外祖父外祖母住在一起的呢？
马尔克斯：这种事情在加勒比地区是很常见的。我的父母亲是穷人。我父亲做的是报务员工作。当我父亲想要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的女儿时，她的家庭表示反对；我父亲是以和许多女人相处而闻名的。于是，结婚之后，父亲便在远离阿拉卡塔卡的另一个镇上找了份工作。母亲怀上我时，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以和解的姿态说：“到我们家里来生孩子吧。”她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回到父亲工作的那个村里去了，于是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便说道：“把加夫列尔留给我们抚养吧。”家里穷，并且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大家庭在加勒比地区是很常见的。后来，我的父母亲回到了阿拉卡塔卡，我继续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这通常让我觉得很快乐。这样一直到我八岁、外祖父去世的那个时候为止。
《花花公子》：你有没有觉得是被母亲抛弃了？
马尔克斯：没有，我觉得生活就是那样的。或许在另一种社会中，我会觉得是被抛弃的吧。但在加勒比地区，和外祖父、外祖母、姨妈、舅舅生活在一起是非常自然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母亲对我来说都是个陌生人，这倒是真的。记得有一天早晨，他们让我穿戴打扮一番，因为我母亲要来访了。在此之前我对她并没有什么记忆。记得我走进一个屋子，那儿坐着许多女人，我感到局促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我母亲。她做了某种手势让我明白她就是。她穿了一件20年代的连衣裙，确实是20年代的，低腰，戴一顶草帽。她看上去就像是露易丝·布鲁克斯。接着她便拥抱了我，我变得很害怕，因为我觉得并不爱她。我听说人们应该非常爱他们的母亲，我不爱就显得邪恶了。后来，父母亲搬到了阿拉卡塔卡，我记得我只有在生病时才去他们家的。我得在那儿过夜，他们让我服用一种松脂油做的泻药。那不是一种愉快的记忆。
《花花公子》：你外祖父去世时你很痛苦吧？
马尔克斯：没有。我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外，作为一个八岁的孩子，我对死亡的含义也不甚了然。受到天主教的培养，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去了天堂并且感到非常满意呢。
《花花公子》：我们问他去世的事情，因为你经常对采访者说，八岁之后对你来说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有意思的事了。
马尔克斯：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之后我就去别的地方和我父母亲住在一起了，而且我觉得我的作品都是在写和我外祖父外祖母度过的那段时间的经历。
《花花公子》：你现在的生活是否不如你的童年有意思？
马尔克斯：少了点神秘感。没有外祖母给我编造神奇的事情了。
《花花公子》：你童年时代的阿拉卡塔卡必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马尔克斯：我把它看作一个可怕的新兴城镇。它是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个香蕉中心——是人们来尽快致富的地方。但发生在这种地方的事情就是，它一旦突然变成了世界的一个十字路口，就必然充斥奇幻的元素了。
阿拉卡塔卡镇马尔克斯博物馆里的家族藤椅
《花花公子》：奇怪的是，你把阿拉卡塔卡称为可怕的新兴城镇。你根据阿拉卡塔卡创作出来的神话村镇，马孔多，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文学村落之一。
马尔克斯：嗯，事实上，马孔多是用乡愁建造出来的村镇。乡愁的优点在于，从记忆中消除了所有不如人意的方面，只留下可爱有趣的方面。
《花花公子》：从阿拉卡塔卡的记忆中创造马孔多，你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
马尔克斯：嗯，《百年孤独》其实是在我非常年轻——大概是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写的。我试图写一部关于布恩地亚家族的长篇小说，题目叫La Casa（《家》）。剧情整个都是发生在房子里的——房子外面什么都不发生。写了几个章节之后，我就觉得，写那样一部大书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决定要做的，就是从比较容易的东西写起，逐步学习写作方法。通常是写短篇小说。那个时候，我大概是二十一岁，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去阿拉卡塔卡跑一趟——那次走访对我的作家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你知道，当时我住在巴兰基亚，一座离阿拉卡塔卡不远的加勒比海的城市。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去世了，我母亲想要把他们的房子卖掉。
起初，想到要回阿拉卡塔卡，我是非常高兴的。可我们到达那儿时，我却感到大吃一惊。镇上一点儿都没变过。我有那种离开了时间的感觉，觉得把我和那座小镇分开的，不是距离而是时间。于是我便和母亲一起沿街走去，意识到她是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我们走到那家药店门口，药店的主人是我们家要好的朋友。柜台后面坐着一位女士，正在缝纫机上做活。母亲说：“朋友，你好吗？”那个女人终于认出了她的时候，便站起身来，她们相拥而泣，半个多小时里，根本就不说话。于是我感觉到，整个镇子都死去了——连那些活着的人也都死去了。我记忆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从前的那种模样，如今他们都死去了。那一天，我意识到，我当时所写的短篇小说都不过是智性的阐述而已，和我的现实是不相干的。回到巴兰基亚，我便立刻坐下来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马孔多。附带说一下，那趟旅行中，母亲和我路过了我孩提时经常见到的一个香蕉种植园。那个地方有块牌子，上面写着“马孔多”。
《花花公子》：《百年孤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脑海里成形的？
马尔克斯：我所说的那次旅行大概是发生在1950年。在那最初的努力之后，1963年在墨西哥，我对那部小说再做了一次尝试。那时我对结构有了更清晰的想法，但是定不下调子。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它才会让人相信，这个我还不知道。于是，我就又写起了短篇小说。但是有一天，是在1965年，我想当时我正开车去往阿卡普尔科。突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获得了如何写这本书的启示。我找到了那个调子，找到了一切！
《花花公子》：像是对你显灵了？
马尔克斯：可以这样说吧。就好像是我把书中要出现的一切都读了一遍。于是我便回到墨西哥城，坐下来写了十八个月，从早上九点写到下午三点为止。我有家庭——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我靠做公关工作、提供电影脚本来养活他们。这一切都得停下来，以便让我写书。可我们没有任何收入，于是我就把小汽车典当了，把钱给了梅塞德斯。自那时起，梅塞德斯就必须像哥伦比亚内战中的女人那样：在我作战的时候，她必须操持家政，把生活维持下去。
她使出了浑身解数，技艺惊人。每天，不管怎么说，她都要确保我有雪茄抽，有纸张和我写作所需的一切东西可用。她借钱。从商店赊购东西。书写完时，我们竟然欠了肉店大约五千比索——这是一大笔数目。谣言在街坊邻里间莫名其妙地传开了，说是我在写一本极重要的书，店主全都想要进行合作。一度我意识到，梅塞德斯是再也无法独自支撑下去了。于是我就把写小说的事儿撂下，去写广播稿。可一旦动手做那件事，我就得了难以忍受的偏头痛。怎么都治不了这个病——医生给了我各种东西。
最后，我回去写我的小说时，头痛立刻就没了。写成这本书花了十八个月。但当它完成时，我们仍碰到各种问题。快要全部结束时，那个打字员——只有她才有此书许多章节的副本——有一次让公交车给撞了。于是，此书唯一副本的一半便在墨西哥城的一条街道上四处飞扬。所幸公交车并没有把她给撞死，她还能站起身，把稿子重新收集起来。终于成书了，这时我们需要一百六十比索，把它寄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家出版社。梅塞德斯只剩下八十比索了。于是我就把稿子分成两半，将一半寄出，然后就把梅塞德斯的电动食品加工机和电吹风典当了，用来支付那另一半的邮资。梅塞德斯听说我们最后的财产都抵了邮费时，便说道：“好吧，为了这部小说我们现在只需要去干坏事了！”
《花花公子》：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书名的？
马尔克斯：几乎是在写最后一页时想到的。到那时为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本书。我早就放弃《家》这个书名了。做出那个决定时，我做了一些计算，发现不止孤独了一百年，但把这本书叫作《一百四十三年的孤独》，听起来就会不对头的。我弄成个整数。结果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书是在1967年被接纳和出版的，然后译成英文，1970年在美国出版时，就变得举世闻名了。
《花花公子》：《百年孤独》会不会像谣传的那样被拍成电影？
马尔克斯：绝不会。制片人不断地给我提供巨额版权费，可我不答应。最后的报价，我相信是两百万美元。我不想看到它变成电影，因为我想让读者继续把人物想象成他们所见的那样。这在影院里是不可能做到的。电影中的形象太明确了，因此观众再也无法按照其意愿去想象，只能按照银幕强加给他的形象去想象了。
我在研究电影的制作方式时意识到，它有着在文学中并不存在的形式上的种种局限。我已经确信，小说家的工作是现存的最为自由的工作。你完全是你自己的主人。
《花花公子》：像上帝？
马尔克斯：嗯，有点儿吧。问题在于，和上帝不一样，你无法轻而易举地将人物杀死。你必须是在人物真的要死去时才将其杀死。这就是发生在乌苏拉·布恩地亚身上的事。如果你算得出来的话，那她肯定是有两百岁了。我在写《百年孤独》时就屡屡意识到，她活得太久了，我试图让她死掉。可她继续活着呢。我总是需要她去做些事情。她得留在那儿，到她自然而然地死去为止。
马尔克斯
《花花公子》：还有一个谣传，说《百年孤独》有一千页你烧掉了。真的？
马尔克斯：假的。但是，一切传说中何以都会有真相的成分，这一点很奇怪。写完《百年孤独》之后，我就把笔记和文案统统给扔掉了，让它们什么痕迹都留不下来。这样一来，批评家就会按照这本书本身的特点来说话，不去看原先的文献了。每当我写一本书时，我都会积累起许多文案。那种背景材料是我私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部分。这会有点难堪的——就像是让人看见你穿着内衣。
《花花公子》：或者就像是让人得悉你魔术的秘密？
马尔克斯：当然。就像魔术师是绝不会将帽子里变出鸽子的方法告诉别人的那样。
《花花公子》：你在《百年孤独》临近结尾时写道：“文学是发明出来逗弄人的最好的玩具了。”你认为真是那样的吗？
马尔克斯：实际上，这话是我的一个朋友说的，我把它放进了书中。
《花花公子》：你认为真是那样的吗？
马尔克斯：我认为，一旦开始控制住你的作品，那就好玩了。当你真的把握住作品时，任何事情就都不会比写作更舒爽了。这就是我所谓的灵感。有一种存在于写作中、被称为灵感的明确的精神状态。可那种精神状态并不是浪漫派作家所认为的那种神圣的耳语。它就是你和你在写作的主题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完美的契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切就都会自个儿流动起来了。这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欢愉，最佳的时刻。当作品运转自如时，我就永远不会比这更好了，我的房子就永远不会比这更好了，我和每一个人的关系就永远不会比这更好了。
《花花公子》：小说最后一章充斥许多玩笑和个人的旁白。你把梅塞德斯当作人物写了进去，还有你的许多朋友也被写了进去。为什么这么做呢？
马尔克斯：因为我玩得很开心啊。那是我十八个月围城之战的终端，那个时候作品进展顺畅；我感觉没有人能够让它停下来，我可以拿它做我想做的任何事，这本书已经是十拿九稳了。那种状态下，我太开心了，尤其是在早期的痛苦挣扎之后，我就开起那些私人的玩笑来了。那个章节中的玩笑比漫不经心的读者能看见的要多很多。朋友们看到那些，笑破肚皮，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所指的东西。这是一本必须以大欢喜而告终的书——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一本非常悲伤的书。像生活那样，难道不是吗？
《花花公子》：是的，它是一本非常悲伤的书。它像是在说，在拉丁美洲，进步是不可能的：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那种悲凉感意味着社会变革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一切事物注定要在原地打转。这是常见的政治诠释。
马尔克斯：我知道。这种批评我经常听到。有一次，我觉得古巴的文学教授让人厌烦，他们说：“《百年孤独》是一个非凡的作品，但缺点是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对我来说，这是教条。我的作品描绘了情境。它们不必给出解决方案。而我写《百年孤独》却是想要表达那种思想：拉丁美洲的历史有着这样一种压迫人的现实，因此必须加以改变——不惜工本，不惜代价！《百年孤独》无论如何都不会说进步是不可能的。它说，拉丁美洲社会充满了挫败和不公正，因此会让任何人都觉得灰心丧气。这确实是在指向一个必须被改变的社会。
《花花公子》：《百年孤独》我们谈得很多了。如果读者表现得好像你只写过这本书似的，那你会生气吗？
马尔克斯：非常生气。我经常看到评论说，《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最后一部小说。这很可笑！如果它是最后一本书，那我就不能继续创作了。说老实话，作为文学作品，我认为《族长的秋天》重要得多了。作为实验之作，它更为重要。这是一本要到《百年孤独》给我提供了经济担保时才完成得了的书，因为这是一本需要许多时间和金钱才能做成的书。
《花花公子》：人们觉得《族长的秋天》很难读，他们这么说会让你心烦吗？
马尔克斯：这是我很难写的书！是的，读这本书确实需要一定的文学启蒙。可我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证明和我其他作品一样是容易读的。《尤利西斯》问世时被认为是不可读的。如今，小孩子在读它。如果你问我，那我就会说，《百年孤独》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容易读了。
《花花公子》：《族长的秋天》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拉丁美洲独裁者的死亡——在拉丁美洲文学中，这好像是一个流行的主题。你本人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激发了这个创作呢？
马尔克斯：嗯，这本书又是根植于我童年时期的阿拉卡塔卡。在我成长的时候，镇上住着不少委内瑞拉的流亡者——这是在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独裁统治时期。正如在流亡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位独裁者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他们在流亡中把他给放大了。他们对戈麦斯的看法就成了这本书的一个创作动机。但也有其他一些来源。
《花花公子》：学者和批评家对你的作品竭力做出复杂的诠释时，你总是扫他们的兴。你曾说过这样的话：“《百年孤独》并不是那种自命为万宝全书的作品。它只是在讲述布恩地亚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得到的预言是他们会生下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儿子；布恩地亚家的人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最终确实是生下了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儿子。”那么，你说这句话，想必是有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吧？
马尔克斯：这个，说的正是情节嘛。但这是一种夸张，和批评家大概是一样夸大其词的，他们试图找到那些并不存在的解释和象征。我坚持认为，在整本书中，那种有意识的象征是一个都没有的。
《花花公子》：那么，你的许多追随者一字一字地读《百年孤独》就会让你觉得很有趣了。
马尔克斯：没有。我倒是很同情他们的。书原本不是让人一字一字地读的。存在着一种找寻书外而非书中的东西的学术倾向。换言之，是尸检。
《花花公子》：尽管如此，《纽约时报》的作家阿拉斯泰尔·里德（Alastair Reid）——对你的作品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仍声称《百年孤独》真正的含义是“没有人会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全都独自生活在自己的玻璃气泡中”。里德对你作品的读解正确吗？
马尔克斯：绝对正确。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秘密，都有从未传达或透露的个性中的私密之处。例如，梅塞德斯和我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们相处二十五年了。可我们俩都意识到，我们都有着对方进入不了的晦暗区域。我们尊重那种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与之抗争。例如，我不知道梅塞德斯几岁了。结婚时我不知道她的年龄，那时她很年轻。我们旅行时，我从未看过她的护照或身份证。飞机上要填写我们的入境卡了，我就把要求填写她出生日期的那一栏留空。这当然是个游戏了。可它很好地表现了那种状况——存在着我们都无法靠近的密闭区域。要完全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这我绝对能够肯定。
《花花公子》：《百年孤独》中的那种寂寥感是反映了这一点吗？
马尔克斯：不是的。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东西。反正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社会性的妥协和协议形成了，但存在是孤独的。例如，作为作家，我能和许多人交流——也能相当容易地进行交流。可当我坐下来写作时——这是我生活中的必要时刻——我却完全是孤独的。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想要干什么——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我无法求助。这是全然孤寂的。
《花花公子》：可怕吗？
马尔克斯：不可怕。这再也吓唬不了我了，因为我已经证明我能够独自在打字机前很好地自卫了。但我认为人人都是，每个人都是害怕那种东西的。你早上只要睁开眼睛，被现实包围，最初的感觉总是惊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