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提上行李箱，带着无限遗憾登机离开中国。
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做出巨大贡献、曾经为美国在华利益出谋划策的美国外交官，在此刻还不知道，他即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然后面对自己被丢弃、被怀疑的凄凉晚年。
司徒雷登的悲剧，是许多美国“知华派”的缩影。有人说，这样的悲剧是中国的遗憾。
但是错了，这是美国的悲哀。
1
如果没有接受“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身份，司徒雷登或许将成为中国人最尊重的美国教育家。
他出生在中国杭州，直到11岁才回到美国。那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英文却结结巴巴；在电灯和汽车的世界里，他更熟悉煤油灯和黄包车。因此，他成为被同龄人排斥和嘲笑的“乡巴佬”。
年幼的司徒雷登有一种隐约的尴尬，而这种尴尬将伴随他一生：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个“洋鬼子”；在美国人眼中，他又太中国了。
在美国接受系统教育之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再次回到中国，办了一件大事。
创办燕京大学。
这所大学虽然只存在了30多年，注册学生统共不过万余人，却产生了53名两院院士，校友包括冰心、费孝通、杨绛、钱穆等一批著名学者，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在这背后，是司徒雷登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四处筹募巨款，招揽名师，自己却一生简朴，素无积蓄。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雷登同情、支持抗日运动，甚至自己带着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在二战期间，他与许多中国人一起，被日军关押直至战争结束。
1946年，在他的七十岁生日宴会上，国共两党都派出高官参加，国民政府还颁发“嘉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也就是这一年，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他被马歇尔相中，成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从美国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确实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他相当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国内各个派系都有交情，他的学生中不乏在国共两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
2
三年后，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许多外国使团跟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司徒雷登选择滞留南京，他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将避免中国倒向苏联，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
他通过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达了自己想北上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愿望，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一请求作出了极为谨慎的积极回应，同意司徒雷登以非官方渠道前往北京，“与北平当局会面亦有可能”。
考虑到司徒雷登已是73岁高龄，北平方面诚恳地表示，如果他想要坐飞机前往，也可以安排。
当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和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赞成此行，并且认为同意北飞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当然，他们也出于美国利益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比如一定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
司徒雷登满心欢喜，赶紧给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然而他的助手傅泾波深知艾奇逊生性胆小怕事，恐怕难以承受院外游说集团的压力，建议司徒雷登不要苦等国务院的回复，来个先斩后奏。
傅泾波的建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司徒雷登采纳的，唯独这一次例外。
两天后，他等到了一封冷冰冰的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一个月之后的8月2日，司徒雷登带着无限遗憾登上了回美的专机。
3
就在司徒雷登飞往美国的途中，艾奇逊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
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
等待司徒雷登的，是一个无比凄凉的晚年。由于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社会保险，而其毕生的积蓄都给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只有每个月600美元的救济金。
实际上，在回国三个月之后，他便中风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在傅泾波的照顾和资助下，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几年。
司徒雷登的遗愿之一是把骨灰安置在中国，他最后的心愿在2008年终于得以实现。
很多年后，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也认为，中美对话渠道如能继续保持，“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4
如果司徒雷登听从了傅泾波的建议，历史是不是就要改写？
司徒雷登的悲剧人生看似一个偶然的结果，但它透着某种必然性。
就在司徒雷登四处呼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正在为此举行辩论，多数议员认为承认新政权就将“给世界共产主义盖上认可的图章”，“对我们的真正的中国朋友和宗教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就在他对前往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满怀期待的同时，一个撒谎成性、声名狼藉的议员正在盘算着如何“炮打国务院”，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运动，这个人叫麦卡锡。
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而排斥理性声音的僵化决策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司徒雷登的命运。
司徒雷登的悲剧，是美国的悲哀，却不是中国的悲哀。
他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美国全面主导下的中美关系。为了实现美国的全面主导，他主张建立一个分治的、甚至军阀割据的弱政府中国。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出于对美国利益的维护，司徒雷登试图在中美关系微妙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最后却悲剧性地成了任人宰割的替罪羊。有着类似命运的“知华派”远不止司徒雷登一人：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下，被扣上“红帽子”，《时代》周刊称其是“共产中国长久以来的辩护者”，FBI对他的调查报告多达1000多页；
费正清
约翰·谢伟思，在国共内战时建议美国在援助上“两面下注”，并多次建议不要出于意识形态放弃与中共接触， 最终被逮捕，尽管最终讨回公道，但他传奇的外交生涯就此断送，在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糊口；
甚至连参与过美国对华事务的马歇尔、艾奇逊，也没有得以逃脱。
美国从来不缺中国问题专家，这些在重大历史关口为美国谋划利益的人，却绊倒在美国自身的体制性缺陷上。
5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白皮书发表，中美对话大门彻底关闭。
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有人感到遗憾，也有人沮丧。
但有一个人，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别了，司徒雷登》，它的作者是毛泽东。
与美国打交道的长久痛苦经历让中国人意识到，美国的决策形成机制决定了它难以迈过意识形态的鸿沟，一旦它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它最紧要的是妖魔化这一威胁，体制惯性将会推着它，把理性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甚至双赢的政策建议统统扔进垃圾筐。
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毛泽东还提笔写下了另外一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原文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