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规则管理敌人?

导读 《施展·国际政治学40讲》的开学直播已于上周一结束,由于直播没有回放,所以我们为错过直播的朋友

导读

《施展·国际政治学40讲》的开学直播已于上周一结束,由于直播没有回放,所以我们为错过直播的朋友,准备了这份文字版的精彩回顾。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开学直播系列推文的第三篇,主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凝结力量和人心为一体的规则,并分享两本书,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的进化》和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

这两本书揭示了规则得以存续的关键所在,即:任何规则都是对合作意愿的某种体系化表达,只要合作意愿在,那么哪怕是敌我双方,都存在构建合作规则的可能。

以此为出发点来观察看似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我们会发现,东西方在构建规则体系上的合作空间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叫《合作的进化》,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告诉了我们规则如何能够出现。

在上一期推文的末尾,我和大家谈到过,力量和人心只有被整合为一套规则,相应的正义秩序才可持续。

而这种规则的出现,往往有赖于人和人之间存在某种合作的意愿,如果连最基本的合作意愿都不存在,那么任何规则就都失去出现的可能了。

只有彼此有合作意愿的时候,大家才存在共同商量出一种具体合作方式的基本需要,相应的规则才能在此基础上渐次演化出来。

而合作的意愿是否普遍存在、又如何成为可能呢?《合作的进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视角。本书的作者叫阿克塞尔罗德,他在书中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哪怕在那种我们通常会认为最不可能出现合作的地方,合作都是能够出现的。

1.

敌我双方的合作得以产生的原因:共同的活命信念,不同的射击时段

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战时期,处于前线战壕两侧的英军和德军正处于两军对垒的状态,按道理讲,此刻的英军和德军应该磨刀霍霍、剑拔弩张才是,但令作者感到奇怪的是,敌对双方的前线士兵竟然可以相安无事,并达成了一个非常有默契的合作规则。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缘由,阿克塞尔罗德找来了很多一战老兵的日记,细心阅读日记的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此奥秘表现为所有前线士兵的一大共识,即:英军的前线士兵也好,德军的前线士兵也罢,他们都想活下去。

活下去的一大前提是什么?就是对方的子弹别打着我。对方的子弹要想永远打不到我,那么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是对方不朝我开枪。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才能让对方不愿意朝我开枪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对方也想活下去,他们也一定不希望我们朝他们开枪,于是一种合作机制就开始出现了,敌我双方在都想活下去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反映在具体的前线战况上,这一共识便体现为一种“我不真朝你开枪,条件是你也不真朝我射击”的这样一种默契。

默契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如果前线的英军士兵会把扫射德军前线阵地的时间定为早上8:00-9:00,那么前线的德军每天在这个时候也会有规律地躲在战壕里,一个小时不露头。

英军完成射击之后,英军便会习惯性地躲到战壕里,等待德军的射击,德军的射击一般从9:00开始,到10:00结束。10点之后,双方便都停止射击了。

停止射击后,双方相当于都松了一口气,有时,英军和德军的士兵还会从战壕里爬出来,到地面上晒晒太阳,伸伸懒腰,偶尔还会给对方扔几根烟。

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例子都在告诉我们,敌我双方于前线的合作机制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了彼此想活下去的前提就是让对方也活下去。

敌我双方的前线士兵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就以上“合作机制”展开具体讨论的,但在共同信念的驱使下,敌我双方的前线士兵却可以很快达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使得你死我活的前线战场都有可能出现如此奇妙的合作。

2.

敌我双方默契合作的升级版:前线步兵不发令,后方炮兵不开炮,换防兵士继承之

除此之外,书中还揭示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就是炮兵之间的互动。

炮兵往往无需面对只有前线步兵才需面对的生死困境(我开枪,对方就会死,对方开枪,我也会死),一个重要原因是,大炮的射程比较远,所以炮兵所在的位置,往往在前线士兵的后方。

这就会给前线步兵带来一个风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万一我方的炮兵朝敌方的步兵阵地发射炮弹,那么敌方的前线步兵就会有大情绪,可对方的步兵就算再憋火,子弹的射程也报复不到我方的炮兵阵地,气急败坏之下,对方的前线步兵就会开枪扫射,拿我方的前线步兵撒气。

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来了,既然我方的炮兵给我带来的生命危险可能远大于敌方前线的步兵,那么我方的步兵又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呢?

百般无奈之下,我方的步兵便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跟后方的炮兵协调好关系,前线步兵会跟后方的炮兵兄弟打好招呼,“哥们儿,你要记住哈,我没给你发信号的时候,你千万别向前线开炮,你开炮,兄弟我就没命陪你喝酒了。”

炮兵小兄弟边听边琢磨,这一来老开炮,不但前线的士兵们受不了,连我的耳膜也要跟着遭殃,这二来我跟前线的步兵兄弟们毕竟是同胞,于情于理,我都不该提前送他们见上帝。

一番思来想去后,炮兵便跟前线的步兵说,兄弟尽可放心,我们这儿什么时候开炮,都听你们的,只要你不在前线发令,我这边就绝不朝敌方阵地开炮,于是,步兵和炮兵的这样一种合作模式便随之出现了。

更有趣的是,前线的步兵可能呆上三周就会轮岗,退到后方修整一段时间,并换后面的步兵到前线来驻防,在进行换防工作交接的过程中,已经驻防了三周的老步兵往往会跟新来的步兵提前打好招呼,“对面那位汉斯是个好人,你只要不朝他开枪,他肯定不会朝你开枪的。”

一模一样的场景同样会发生在德军的换防过程中,德军的前线士兵会告诉来换防的兄弟,“对面的约翰是一个好人,只要你不朝他开枪,他就不会朝你开枪的。”

长期的前线对峙、换防反倒磨合出了敌我双方的默契感,不但令敌我双方的前线步兵和炮兵形成了上述的合作模式,而且这种合作机制还会不断传递给前来换防的士兵。看似意料之外的一切,就这样深藏在为大家所忽略的情理之中。

3.

敌我双方的合作得以升级的原因:合作规则偶灭,合作意愿长存

听到这儿,你可能好奇,那什么时候这种合作机制会被打破呢?

书中给的答案是,前线士兵们的小动作被来前线巡视的军官发现了。

因为高级军官平时都是在后方运筹帷幄的,等到他们去前线视察,发现我方军人居然跟敌方的士兵配合得如此默契,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合作机制,这怎么可以忍受呢?

雷霆震怒之下,高级军官就会果断下达“冲锋”的命令。迫于军官的压力,己方的士兵便只能选择冲锋了。而只要有一方冲锋,那就意味着双方形成的默契被就此打破了,被冲锋的一方在气急败坏之下,便只能选择报复。

但是这种互撕并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军官总有撤回到后方的一天,等到军官撤回后方之后,双方的前线士兵便又会重新达成此前的默契。

作者在书中就举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德军的炮兵忽然向英军的阵地发射了几发炮弹(发射炮弹的时间段不在英军默认的时间段之内)。英军见状不妙,就迅速躲到战壕里了,并对不按“双方习惯”开炮的德军阵地破口大骂。

正在英军臭骂德军的当口上,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了,对面的德军的战壕中忽然跳出一个德国大兵,他朝英军阵地大喊到,“兄弟对不起,刚刚真不是我们干的,这肯定是后面那帮混账普鲁士佬干的(普鲁士佬就是刚刚向英军阵地开炮的德军炮兵),我希望你们这边没有人受伤。”

这段对话不禁让人感叹,就是如果在这种样态之下合作都能够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在大家想当然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当中,合作也是极有可能出现的。

4.

《战争与和平法》内蕴的法理基础:全人类的共有财产,而非西方的私有财产

而要想让出现之后的合作长期持续下去,并且让相应的合作机制发展成一个可扩展的秩序的话,那么此时的合作机制就必须得能够被落实为一套系统化的规则。

而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法律,便是这样一套对规则的体系化表达。此外,法律本身也是要不断向前迭代演化的。

法律会如何向前迭代演化,又是如何对规则进行系统性表达的呢?这就涉及到了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下一本书《战争与和平法》,其作者叫格劳秀斯,他是17世纪初期的一位荷兰的著名法学家。

▲ 胡果·格劳秀斯 世界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

《战争与和平法》被视为国际法的奠基性著作,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整个国际体系最初的法理基础都是从这本书中发展出来的。

进一步,也正是从这本书中发展出来的法理基础,定义了东方和西方在对外征服上的一个重大区别。

西方的罗马和大英帝国也好,东方的蒙古帝国也罢,它们都曾依靠武力进行对外扩张,但征服过后,东西方在规则建构方面的一个重大区别便浮现出来了。

对比一下东西方在征服之后的行为,我们会发现,大汗虽然能靠武力征服当地,但是却很难创生出一系列的规则体系来治理当地。而西方的罗马和大英帝国,往往会在武力征服当地的同时,跟进一系列相应的规则和法律体系来治理当地。

一整套规则体系往往会为当地人的密切频繁的交往提供诸多潜移默化的便利。其原因在于,相应的规则体系给了愿意参与其中的人一个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所有人都可以从广阔的市场中获得更为多元化的收益。

因此,西方人在撤走当地驻军后,其所创生的规则体系也会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和延续。

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的扩张虽以武力作支撑,但是等到其武力征服停滞之后,我们就很难看见蒙古人在当地的“遗产”了。

对比西方人,他们的扩张尽管同样是以武力征服开始,但是武力征服之后,西方的征服者却为当地留下了现代世界所赖以维系的规则体系。

当然,这些规则体系的构造并不是由西方人单方面完成的,它实际上由西方和非西方共同完成的,西方和非西方的一系列力量在不断博弈、磨合的过程中逐渐迭代演化出来了现代世界的规则体系。

尽管这套规则体系的最底层的法理基础是由西方人率先生成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点,即:这一法理基础生成之后,它就已经开始成为全人类的共有财产、而非仅仅是属于西方的私有财产了。

就像阿拉伯数字,它虽是由印度人发明的,但是我们也很难说它仅仅是属于印度的,因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已经属于全人类了。

与此相类似,西方给世界留下的这套法律规则体系、以及其背后的一系列的法理基础,虽然起源于西方,但事实上,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西方,并成为全人类的共有知识了。

5.

国际体系的双螺旋结构=力量、人心、规则的相互交织+技术进步和观念变迁的共生演化

这既是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的时候必须要兼顾到的一个视野,也是我在近期的开学直播系列推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

即:我们在观察国际政治的时候当然要看到力量博弈格局的一面,但是力量如果没有一套正义的叙事作为其政治秩序的伦理道德根基的话,那么再强大的力量也仅仅是在将秩序导向混乱。

所以,要想理解国际政治的内核,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力量博弈格局背后的人心互动逻辑;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正义秩序的背后,贯穿的是一套什么样的叙事逻辑,再以及,相应的故事是怎么讲述的。

而所有的这些故事、这些力量,最终又必须得结合为一整套的制度规则,将力量、人心、规则这三大元素贯穿到具体的国际秩序演化史中,我们才能搞清楚国际秩序之所以会如此向前迭代演化的内在逻辑。

我们会发现,力量、人心和规则等要素,是在相互交织、共生演化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国际体系的迭代进程的。

比如我们在谈到力量的时候,不仅仅要兼顾到不同类型的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意识形态力量……),还需要深入考虑到最底层的力量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

这又跟技术的迭代演化高度相关了。举个例子,200年以前,石油几乎没有什么用,而在当下,石油却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力量。什么是力量,往往是随着技术的演化而不断变换的。

同样地,对于人心(伦理观念、伦理基础),这些有关何为正义的信念体系或者叙事方式,也是在不断演化的。因为我们讲出来的故事,往往是用来规范现实中所存在的所有要素的。

如果现实秩序变了,那么现实当中所存在的这些关键要素也会随之改变,于是,我们要是没有一种新的故事来匹配新的现实的话,那么原来的故事一定会随之作废。

随着技术和观念的演化,力量和人心也会不断地演化,各种要素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形成新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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