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阿坝8月5日消息（记者夏恩博）近日，“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队到达四川小金县（旧称懋功）达维镇采访时，这里木城沟沃日河上的会师桥正在维修。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镇这座小木桥上会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这是一座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木桥，由圆木架起的桥梁和木板搭建的桥面以及几根短木搭起的栏杆，使这座桥很像一座临时工事，而且桥头的牌子上还写着“危桥”二字。如果下面的河水突然暴涨，不知道这桥是否能撑得住。但是，就是这么一座不起眼的木桥，却拥有不凡的文物价值。就是这座桥，见证了两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喜悦。

1935年6月12日，在经历了残酷的战斗和艰难翻越大雪山之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这座小木桥上意外汇合。此后，两方面军在此胜利会师。在会师之前，两方面军已经失去了电台联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北上的同时，曾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告知北上的方向，并要求红四方面军侧应。就这样，在不知道对方确切位置的情况下，由于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命令，两军会师。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和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应用弟兄！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嗨！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持赤化全四川！”

杨成红是一位藏族姑娘，也是达维镇的副镇长。她用清澈的嗓音唱起这首《两大主力会师歌》，优美而嘹亮。这首歌是记录红军会师的文艺作品。红军会师后，在达维喇嘛寺庙门前的一片空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寺庙副住持杨金华记得自己的老师傅们说起，当年参加庆祝活动的有上万人，红军唱起这首《两大主力会师歌》，欢声笑语响彻山谷。

达维喇嘛寺副住持杨金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喇嘛们在这里吹着唢呐、莽筒，欢迎红军。百姓给红军送来糌粑、酥油、土豆、还有鸡蛋。他们（红军）在这里住了有个把星期。”杨金华12岁的时候在这里出家学习，师傅们“摆龙门阵”时讲的红军故事，他至今不忘。他所在的这座寺院已有近500年历史，神奇之处在于它曾是格鲁派藏传佛教与本波教共同使用的寺院，这在大多数寺庙中是罕见的。不论宗教还是政治，分歧总是很容易存在的。

红一、红四两方面军的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红军战斗的信心，是一件很有可能改写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然而，接下来几个月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中共中央的意料，因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会师的喜悦转眼即逝，分裂的危机让所有人都感到焦灼。

四川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小金县两河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同时制订《松潘战役计划》，以实现北上战略。

但是，客观上敌军的封堵力量强大，主观方面张国焘对于中央战略方向的质疑和拖延，导致红军延误战机，结果《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现。松潘县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车华强介绍说：“由胡宗南指挥的六万国民党军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精锐中的精锐，他们在松潘构筑了大量的军事堡垒。而红军当时长途跋涉，而且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和少量的重机枪。另一个重要因素，红军当时正面临着激烈的党内斗争，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张国焘以统一组织和指挥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时机，结果红军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优势。”

沙窝会议旧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县毛儿盖下八寨乡格丫村俄灯组一栋三层土房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组织和路线问题，史称“沙窝会议”。沙窝会议再次明确了北上的战略，并且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然而，对于中央的决议，张国焘会后公然违反，在红四方面军提出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在此期间，中央认真研究张国焘提出的一系列南下、西出的方案，然而，集体讨论的结果是：不能按照张国焘的方案走。中央与张国焘反复电报往来，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决议。但是，张国焘却与中央的既定方向渐行渐远。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吉祥法论寺辩经堂召开了“毛儿盖会议”。车华强介绍说：“会议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对北上以后向东还是向西发展进行讨论。经过利弊分析以后，一致认为向西是逃跑路线，向东才是战略进攻。这个会议对红军的方针路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松潘战役终止以后，毛泽东认为，与其打松潘、打胡宗南，用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从胡宗南的屠刀下讨一条通道，不如向大自然闯出一条通道。

1935年8月21日，红军踏入松潘大草地，继续北上。事实证明，经过艰难的行军，中央红军不仅胜利地走出大草地，而且北上的战略方针完全顺应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反观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最后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