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克明
编者按：本文是王克明就《南渡北归》一书的商榷文章，原文注释近三百条，限于字数限制，注释已省略。原文写于2013年，由微信公众号“拍卖时光”首发。
评说历史人物，客观史实是立论基础。根据好恶成见臧否谤誉，会导致对史实的主观化修改。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简称“《南》书”）一书，在描写民国知识分子经历中，通过虚构编写和曲解贬损，把冯友兰先生塑造成了反面角色。批评否定一代宗师，是写作者的自由，但指名道姓地改动史实并随性贬骂，会误导读者。本文对有关冯友兰先生的几个史实，做出客观叙述，以助于读者较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人物。
一、关于李约瑟与冯友兰的学术关系
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读哲学研究生时，曾对东西方文化矛盾的问题，多加思考：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节节失败，原因何在？他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解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1920年冬，他以此为题，用英文写出哲学论文。1921年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宣读这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诸教授皆赞成其说”。
1922年4月，这篇学术论文刊于《国际伦理学杂志》。冯友兰在文中提问：“中国产生她的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文章认为，中国思想史中原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墨家消亡后，民族思想逐渐注重“去人欲以存天理”，“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缺少“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这是中国没产生科学的原因。这时，冯友兰26岁。
据说，那时一个学习生物化学的大学毕业生、22岁的李约瑟读了这篇文章。岳南先生在《南》书里描写这个学生说：“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
22岁的英国学生李约瑟，不了解中国，没有对中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不会语言粗鄙地骂西方人和冯友兰，不可能受到“极大刺激”。虽然，那个年轻人当时的精神状况，不是学术问题，但有必要指出：李约瑟当时没发出岳南编写的“一系列感慨”。他是15年以后才对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兴趣，并刻苦学习汉语的。此外，由严肃的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会是有某种“做派”的“奇文”，对这方面事情，岳南先生不应该过于无知。
原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曾叙述冯友兰在民国年间对他说的话：“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64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仅此即可知，岳南想象的冯友兰之“自轻自贱”，是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一个学术问题，前人讨论时，未使用过谩骂侮辱的语言。在冯友兰之前，1915年有任鸿隽文章〈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冯友兰文章之后，1944年又有竺可桢文章〈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大家说的“科学”，都是指试验方法和理性方法，它们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基础。中国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是五四运动时期形成的一个常识，因此“科学”与“民主”曾经并列为进步的旗帜。1953年，爱因斯坦提到西方科学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两大基础，也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1954年，以中国古代发明技术属于“科学”为前提，“李约瑟问题”提出。1961年李约瑟说爱因斯坦对中国“毫无所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1975年李约瑟说冯友兰：“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但冯友兰问的，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基于逻辑方法的现代科学。冯友兰曾解释他那篇文章中的“科学”：“我是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
或许是因为李约瑟说爱因斯坦“帮助贬低非欧文明”像似扣帽子，启发了岳南在《南》书中骂西方人“浑蛋”。他在使用辱骂西方人和冯友兰的语言时，可能不知道五四时期已有了“中国没有科学”的常识。不过他了解李约瑟问题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注释中引用科技史家谈中国科学技术是否曾世界领先的问题，以表述对李约瑟问题的否定。但是在书的正文里，岳南只创作李约瑟骂西方人和冯友兰的故事。
岳南还写了一段他的虚构，说李约瑟在听冯友兰演讲道教不极度反对科学时，“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这又是一个关于李约瑟状况的非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李约瑟认知冯友兰观点的学术问题。对此，岳南没有搞懂。事实上，李约瑟听冯友兰关于道教的那段论述后，说：“他的确说得很对。”李约瑟并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述冯友兰的这一观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按照一种众所周知的看法（我记得在成都听冯友兰博士本人说过），道家思想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度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在道教文化方面，李约瑟没有与冯友兰观点“恰恰相反”的认识，是岳南“恰恰相反”地理解错了。
李约瑟在认识道家与科学的关系方面，比冯友兰走得远。岳南在注释中引用何丙郁博士的叙述：“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
岳南把科学界对李约瑟学说的不认同，真实地记在注文里，而在正文中使用虚假描写，说李约瑟对冯友兰有“轻视之意”。这种以假乱真的方法，可以比较有效地利用李约瑟贬低冯友兰。
李约瑟与冯友兰观点异同，是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不会以粗鄙语言相骂，而是互敬往来。冯友兰1943年上半年曾在成都接受李约瑟访问。《梅贻琦日记》1944年9月3日记：“晚约李约瑟……冯芝生……诸君便餐。”李约瑟对冯友兰学说的态度，不是像岳南说的“不以为然”。他曾列出所接触过的“值得钦佩的学者”名单，冯友兰名列其中。他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在表述不同观点时评价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李约瑟十数处引述冯友兰的学说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述。
二、关于冯友兰著作是否“太糟了”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1927年他就此预言：“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但到1931年，他的学生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卷上）》一书，全面超越了胡适的书，使胡书很快走入了历史。1934年冯著卷下又出版。此著许多观点，成为前人所未曾发、后人所不能改的学术定论。冯友兰先生这一学术成就，对于面临国难时重建被全盘否定的中国文化正面价值，提升爱国情操，鼓舞抗战意志，具有重要意义，在抗战历史中屏蔽不掉。现在虽然对冯友兰的评价是褒贬两极，但哲学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到目前还没出现能在整体上优于这部冯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世界因为有冯友兰而了解中国哲学。
为什么冯著能超过胡书？陈寅恪批评胡书说：“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岳霖批评胡书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冯友兰1934年批评胡书说：“这部书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哲学批判。中国哲学的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都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所用的是功利的和实用的眼光……只感觉到，整个中国文明是完全走错了路。”陈寅恪肯定冯著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鲜。”
但在《南》书里，作者岳南欲以“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为由，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是陈寅恪等肯定的好书。他引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又引1955年1月24日胡适日记：“……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
胡适前一篇日记说“太糟了”，惜未讲“糟”在哪里。后一篇日记欲用陈寅恪的几句叙述来否定冯著。但是，陈寅恪紧接着这几句叙述的，是赞许冯著的语句：“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他这几句叙述，本就是用于肯定冯著对新儒学的研究的。不过胡适没引后句，且对20多年前的“正统”词义做了调整。
以“正统派”一词说冯著，语出胡适自己，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本用于讥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五四过后那些年，“正统派”一词有保守、反动的含义。胡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立场激进，而冯友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取材精审，持论正确”地析评中国文化的价值，不持毁弃态度。所以在被冯著超越之后，胡适以“正统”讥之。1933年6月冯友兰在卷下序言中说：“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这是20多年后胡适在日记中谓冯友兰“很得意”的缘由。
学生独立研究，推陈出新，乃是学术之成长；学生后来居上，超过老师，应是老师之骄傲。胡适先生一人自语的偏颇贬评，一方面不能说明冯著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太糟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师胡适一生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看上”和看重。
1939年南渡路上，冯友兰在广西凭祥胳膊骨折，躺在医院没法刮胡子，自那时留起了长须。 1950年，1 ~ 3月期间，他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4月去开封参加河南省一届一次人代会，之后在清华。8月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思想，10月他开始自我批判。这一年没有他的关于檀香山的行踪。但岳南在《南》书里引用胡适说冯友兰的话：“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胡适此一段话真假难辨。因为以胡适的学识修养，不会尖酸轻薄至此，无聊地用房地产、冰箱和胡子造谣的。这样的引用应该慎重，至少应先核对时间。
岳南为将冯友兰刻画成书中反面人物，把胡适、李约瑟都利用起来，利用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不同立场，矛盾并用地否定冯友兰，连世界公认的冯友兰优秀学术著作也想否定掉。
三、冯友兰动员学生从军为抗日
反右运动过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批判修正主义和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冯友兰小传》，说冯友兰1939 ~ 1946年间“积极为蒋匪工作……抗战期间，蒋组织青年军时，冯在西南联大曾鼓动青年参加青年军。”这件事成为冯友兰先生“反对共产党”的一个例证。
在《南》书中，岳南通过叙述冯友兰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军，和梅贻琦不动员教师或研究生从军，以及张奚若对冯友兰的斥责，巧妙地对比突出了冯友兰动员学生参军抗日的错误性，结论与1960年给冯友兰扣的帽子比较一致。
岳南先引用了一大段冯友兰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过程的回忆。冯友兰叙述了当时对国民党政府幻想破灭的时代背景，教育部规定从军指标的客观现实，联大常委会动员教授劝学生从军的实际过程，他和闻一多动员发言的主要内容，以及他撕掉反对从军的大字报一事经过。并叙述了从军学生超过规定指标的动员结果，和青年军虽经过训练，但未及前线作战，日本就已投降了的情况。这一大段回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清楚，事实明确。可是，对此，岳南十分含糊地说：“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岳南这句话意味深长。这种十分含糊的词句，可以动员读者的十分怀疑，觉得冯友兰十分可疑。
在叙述了冯友兰、闻一多遵照由梅贻琦等组成的联大常委会的请求，而动员学生参军后，岳南说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在这里，岳南改变了所叙述的动员对象，把动员本科“学生”参军，改成“教师或研究生”了。他回避讲梅贻琦是否曾动员“学生”弃学从军，也避免说冯友兰是否曾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事实上，冯友兰先生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梅贻琦先生也曾积极动员“学生”从军。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收1944年10月28日〈教育部转发军事委员会关于征集知识青年从军的训令〉，口气是“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切实办理具报，此令。”并收1944年11月10日〈蒋介石电梅贻琦关于组织“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事〉之电报，收1944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关于公布〈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的布告》，和1945年4月27日《西南联大关于从军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的布告》等。梅贻琦没有违抗教育部和蒋介石的命令，冯友兰、闻一多等帮助他完成这个工作。而制定有助于动员学生参军工作的《办法》，更要有梅贻琦主持。在冯友兰、闻一多动员学生的大会上，梅贻琦也讲演动员学生从军。《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1944年11月29日：“出席联大知识青年从军讲演会，先生与梅贻琦、闻一多等勉励学生从军。”该条注释记：“次日联大学生踊跃志愿从军，报名者达189人。”
岳南在叙述梅贻琦未阻拦儿子梅祖彦参军一事时，屏蔽了冯友兰的儿子冯钟辽与梅祖彦同为二年级学生，却在征调四年级学生入伍时，一起自愿从军、在远征军当翻译员的事情。在1943年秋《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中，原文抄录有《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征调条例》第三条：“各大学学生均有被征调之义务，一经征调来班，即作服兵役论，原校须保留其学籍。其有规避不来者，作逃避兵役论，由校开除其学籍，并送交兵役机关办理。”抗战需要知识青年兵源，并无不妥，亦非“鼓噪”，不属于梅贻琦先生所能“驾驭”者。
国难未了之时，遵照政府的要求，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等人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无疑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征兵工作开始前，冯友兰已关注军旅生活条件，向军方强调：“太远的问题不必谈，目前急待补救的是军队的营养问题与医药问题。”但是，为了说明冯友兰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岳南引用1945年8月9日共产党《新华日报》的报道：“联大校方于7月29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
引文中冯友兰说的这句话，显然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动员从军抗日肯定是对的，不改善士兵生活则是不对的。张奚若当时激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比较偏重于党派立场，所以不喜欢冯友兰的客观清醒认识，一时不讲道理地加以斥责。那一时期张奚若先生的状况，梅贻琦曾有记录。《梅贻琦日记》1946年3月3日：“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
抗战胜利后所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列名833人，形式庄严，目的是表彰精神，“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如果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是错误的，这833位学生从军抗日的行为该如何评价？
文革后至今，一部分针对冯友兰的批评，逐渐转向对他一生的全面否定。如用抗战前的“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事情怎么发生的，芝生就怎么说）”一语贬说冯友兰。而在早年清华语境中，这话或有另外理解。朱自清1933年10月19日日记：“……芝生于此等处说话最相宜，甚矣涵养之难也！”从1931年起，冯友兰在两年一届的教授会选举中，连续九次当选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连任了18年。选票是对冯友兰的真实评价。全面否定冯友兰的倾向，导致了完全屏蔽他在学术和动员等方面对抗战做出的贡献。以至今日，仍固守于1946年否定冯友兰的视角，对他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不够激进进行贬评。这是因为一直欠缺对当年激进倾向的理性反思。
四、复课“计谋”不是出自冯友兰
1945年12月1日，昆明的军队和便衣警察对罢课学生施以暴力，致四人死亡，学潮大规模爆发。4日，西南联大教授会讨论应对方式，周炳琳和冯友兰主张停课，张奚若和闻一多主张罢课，激辩六小时，最后经多数赞成，议决由校方宣布停课一周，以哀悼死难学生并抗议地方当局，同时决定“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4日从重庆到昆明，说蒋介石要学生赶紧结束罢课，否则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13日朱经农告知梅贻琦，重庆已密电云南长官卢汉：“15以后如不复课即准备举动。”15日校方与学生会代表谈话，梅贻琦说明继续罢课将导致严重后果，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都劝告学生说，复课事大，关系学校前途。22日教授会议决，答应在学生复课后，教授会促请政府使责任官员撤职，如不能办到，教授全体辞职。遂于几日后复课成功。
一个多月后，致学生死亡的责任官员虽离开昆明职务，却另行高就了。《南》书叙述说：“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保证。’”这之后，学生抗议仍指向政府，又开会罢课一日，并要求政府为四烈士划拨赡养抚恤费。
但是，岳南又做了另一种描述：“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逞凶的点子是他与联大训导长査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
这里需说明五点：一，冯友兰没说过“让学生先复课再逞凶的点子”是他和査良钊出的。这是岳南创作的。二，尽管岳南口说“不可思议”，但他其实知道，“计谋”是出自傅斯年，而不是出自冯友兰。在此之前他已叙述过“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三，无论冯友兰一生怎样受人争议，这次他没有“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对学生会的答复是教授会做的。四，“冯友兰等人”几字应为“教授会”。不是“冯友兰等人”或教授会令学生“恼怒”，是政府令学生“恼怒”。五，学生再度示威游行，不是对教授会或“冯友兰等人”“进行反击和报复”，是向政府抗议。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作一个保证，于学生复课后15天内调走关麟征。当时就召集教授会，由我和训导长査良钊联合提出一个决议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这里已叙述清楚，“点子”是傅斯年出的，由冯友兰和査良钊在会上提议案。
清华原来很重视民权初步，开会照议事规则进行。凡参会者，都可提议案，或是他个人意见，或是他集中别人意见。会场上必须有议案，对它进行讨论、表决，经多数赞成，形成议决案。议决案真实代表多数意见，少数人服从之。西南联大教授会继承了“教授治校”的运行制度，保留着教育独立和自由民主的传统，很具权威性。
冯友兰讲到的这个议案，从梅贻琦学运谈话中也可看到。《梅常委12月20日晚对学生自治会理事（王瑞沅、王世堂）的谈话》说：“对于惩凶一点，教授会已有保证，所以教授会认为同学应即复课，勿再拖延。”《梅常委12月22日书面谈话》说：“关于请求政府将此次事变之负责行政首脑人员先行撤职事，教授会已通过议决案……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
把这个“点子”叙述为冯友兰和查良钊两人“出的”，一是通过遮挡冯友兰所记“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做一个保证”这句话，遮蔽了傅斯年出了这个“点子”的实情；二是通过屏蔽由清华带到西南联大的民主议事规则，把教授会站在议决案立场上的答复，改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圆滑的说辞”，删除了教授会以民主机制稳妥处理学潮这一节历史。
之后，学生的开会、罢课，目标指向都是政府，要求政府惩凶，要求政府改组，要求政府抚恤等等，没有任何针对教授会的言论和举动。因此，学生没有对教授会——岳南谓“冯友兰等人”，实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反击报复”。后来“文革”中，1968年7月12日冯友兰奉命写〈清华当局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交待材料，其中说：“从1931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解放（包括联大时期），经过历次学生运动，学生没有以学校当局为反对的对象。”
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的《冯友兰小传》，在昆明学潮这件事上，给冯友兰扣的帽子是这样的：“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接受蒋匪密令，与傅斯年、吴有训以中间姿态出现，动员教授复课，破坏学运。”岳南《南》书编写的则是，冯友兰在那次运动中以欺骗手法使学生复课，破坏了学运。这与阶级斗争时期扣的帽子是一致的。
冯友兰后来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美国学者易社强在其《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对那次学潮有切中之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联大，那就是‘自由’。”“抗战后期，对于一些人，尤其是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英美自由主义开始失去吸引力……更有吸引力的是温和的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一二‧一’运动是政治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阶段，也是统一战线版的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的重要阶段。”冯友兰也指出：“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那时不只是青年离开自由主义立场。梅贻琦曾记梁漱溟先生当时对英美式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信心，主张以一党制度建设宪政。《梅贻琦日记》1946年4月13日：“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
今天回望，“冯友兰等人”应对学潮的方法，虽然没有保住“教授治校”的自由民主传统，但于社会文明进步，意义明显。而冯友兰所记的“进步方面的人”，应以易社强所述“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他们在西南联大推动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衰退，至今未见有清醒反思。
那时对冯友兰的不满意，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说：“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至21世纪，“进步方面的人”——包括有的当年学生，还在指责那时与梅贻琦、傅斯年协调一致处理学运的冯友兰，是靠近国民党政府。如何兆武举例说冯友兰：“《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83]冯友兰《新世训》书中最后借《庄子》命名的〈应帝王〉，还常被用于说明他想做帝王师。但这是一篇讲无为而治道理的几千字文章，既不是何兆武先生所说“给蒋介石捧场的”，也没表现想做帝王师。对做首领的人有所要求，有所训诫，有所批评，有所期望，是每一个国民都有的权利，谁都可以发言。冯友兰在〈应帝王〉中说：“真地无私者，才能真成其私；真地善下者，才能真居人上；真地不争者，才能真使人莫能与之争。所以于这些都是真底者，才能当真底大首领。”[84]这样的文章，本应解读为对蒋介石的批评。“给蒋介石捧场”一语，原是20世纪50年代初给哲学家贺麟先生扣的帽子。贺麟先生因在其著作《当代中国哲学》中称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曾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到21世纪初，前几年，何兆武先生把这个帽子转扣到老师冯友兰头上了。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史家汪子嵩先生回忆当年说：“冯先生刚好写了一本伦理学的书，叫《新世训》，讲的是做人的道理，没有什么政治说教的东西。他讲的课是一二年级的必修课，那是比较大的课，教室都摆不下了，要到外面去讲。但是当时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一般来讲不喜欢去听，总觉得他那是在讲政治课。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冯先生讲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特有的角度，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西南联大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也回顾说：“冯先生还有一本《新世训》，这是从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过渡。这本书在当时就影响很大，它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冯先生思想中的人生哲学。它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比较全面。”
对冯友兰，有大量的与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不同的评价。
如刘文典曾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河南灾情严重时期，1943年冯友兰在昆明倡议赈灾，“迅得社会广泛支持”。当年他起草致蒋介石信，要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被称为“当代大手笔”、“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纪念碑之爱国雄文，非冯友兰为文不可。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任继愈先生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先生的爱国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这种爱国思想强烈地支配了他的一生。”
西南联大学生、经济学家张友仁先生说：“冯先生给我人生、事业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朝代南渡是没有回去的，可我们这次南渡是一定要北归的。这种信念很重要，它鼓励大学生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安心学习。”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黄楠森先生说：“单独一个人写，倾尽自己全部心血去写，写出这么大的分量，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只有冯先生一人。”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印象也最深，一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阅他的《中国哲学史》。”
西南联大学生、女诗人郑敏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岁月说：“每次聆听冯先生的讲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腾，无穷的享受。”“我的这些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初始于西南联大的教室，日后伴我渡过不少自己的难关。”“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特别是冯先生的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若全面了解冯友兰，除应阅读对其持否定态度的文著——谩骂侮辱文字可略过，还可阅读许多冯友兰的同事、学生等对他的客观回忆与评价，和学者们对他及其学术的深入研究，如：陈岱荪、任继愈、张岱年、曹禺、林庚、季羡林、赵萝蕤、端木蕻良、韦君宜、郑敏、孔祥瑛、李赋宁、郑朝宗、余绳武、唐稚松、英若诚、张岂之、张世英、资中筠、陈乐民、王树人、殷叙彝、涂又光、朱伯崑、张岂之、汪子嵩、黄楠森、张友仁、许渊冲、闻立雕、胡显章、王庆淑、郭建荣、蔡仲德、羊涤生、刘鄂培、钱耕森、钟肇鹏、蒙培元、高望之、牟钟鉴、李慎之、徐葆耕、陈战国、焦树安、李中华、陈来、萧萐父、严志明、田文军、方克立、林建华、高秀昌、张跃、张永义、吴疆、周晋、单纯、雷希、陈晓平、孔繁、余敦康、陈徒手、徐恒、闻黎明、李真、王仁宇、汪先全、钱耕森、程潮、傅云龙、李承宗、宋志明、李耀仙、张斌峰、陈鹏、王兴国、许抗生、刘东超、张翼星、钱逊、于奇智、范鹏、周继旨、刘长城、孙敦恒、张成秋、孙邦金、程林、胡军、梅良勇、汪学群、周锡山、胡伟希、欧崇敬、邵明、谢龙、陈世清、邓联合、金春峰、刘金鹏、林小青、刘颖、茅冥家、马鹏翔、彭锋、谢文郁、武才娃、王晓黎、杨振宁、岑庆祺、叶锦明、翁正石、李玉梅、傅伟勋、唐亦男、黄俊威、翟志成、赵骏河、陈荣捷、王浩、郑学礼、沈幼琴、孟旦、卜德、罗曼诺夫、基达连科、哈迪‧阿莱维、玛卓莉‧米勒、汉斯‧乔治‧莫勒、吾妻重二，等等诸位先生。[96]
五、冯友兰“密电”小考
昆明“一二‧一”学潮过后，1946年2月，冯友兰先生在昆明向出差重庆的梅贻琦发过一封电报，告知学生又将罢课，促请梅贻琦回校。《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1946年2月》记：“15日，梅贻琦因公赴渝，其常委职务由先生暂代。26日，致电梅贻琦，告以学生将于27日罢课，促其速归。”
《梅贻琦日记》1946年2月26日记当日过程：“晴热。上午在朱寓未出门。午饭后2点出理发，适见南区学生游行至上清寺，至中研院宿舍晤李方桂谈半时许。至教部翻[译]芝生来密电，谓昆明学生将于27日罢课，催余速归。晚7点赴李约瑟（Joseph Needham）饭约于国民外交协会，为介绍李继任者C.M.G.Bolton，客共二桌，翁、杭、傅、吴、竺外，有Reishe Coats（英使馆）等。席未终，杭拉吾出谈，促吾即返昆。吾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此责他人亦难负也。急至朱寓稍留，即返中研院。晚，小雨又转冷矣。”
关于梅贻琦这天下午的经过，岳南在《南》书里的描述，与梅贻琦本人记的大不相同：“2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谓学生将于27日举行罢课，催梅贻琦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当教育部译电员将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时梅贻琦正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在教部当置（值）的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告之昆明情形，并促梅速返。梅听罢大惊……”
以《梅贻琦日记》与岳南的描述略作对比：一，梅贻琦说自己是下午去教育部翻译冯友兰电文，岳南说“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梅正参加宴会。二，梅贻琦说自己参加的是李约瑟宴请——地点在国民外交协会，岳南说梅是“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三，梅贻琦说参加宴请者有杭立武等（“翁、杭、傅、吴、竺”），岳南说杭立武“在教部当置（值）”。四，梅贻琦说宴会未终时，一块儿吃饭的杭立武拉他出屋交谈，岳南说“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五，梅贻琦说他下午已译出电文知道学生要罢课事，岳南说“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发电、晚上7点多“梅听罢大惊”。这两种叙述，一真一假。
梅贻琦日记中，未涉及冯友兰是否“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发电，岳南这句描写是否真实？清华大学档案馆现存这封冯友兰致梅贻琦电报的发报稿，内容是：
加急电
重庆两浮支路中央图书馆转梅校长月涵
庠密（教部×）
昆市学联提议将于廿七日罢课，速返校。
兰，祃（廿二日）
卅五，二月廿二日译发
庠密 940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根据梅贻琦1946年2月26日日记，记这封电报于该日发出。今从电文可知，这封编号940的电报是22日发出的。查《梅贻琦日记》，22 ~ 26日他未接触中央图书馆，这应是他未及时收到电报的原因，因此到26日下午还“理发”、“晤谈”，然后才持电报“至教部翻[译]芝生来密电”。
读电文可见：一，冯友兰是以个人署名“兰”发电，而岳南说冯是“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发电。二，冯友兰是发请“中央图书馆转”梅贻琦（月涵）个人，岳南却说冯是“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三，冯友兰电文只催请梅贻琦返校，岳南则说冯电谓“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清华大学馆藏档案，与岳南的有关描写，一实一谎。
由于梅贻琦出差时请冯友兰暂代其常委职务，故冯有责任将校事告知梅贻琦。所说“密电”，是指使用“庠密”电码的电报。那时，全国教育系统内部公务联络，为保密起见，不直接使用四位数字的明码中文电报，而通用教育部规定使用的成套密码。为此民国年间教育部曾编订出版并不定期换发《教育部所属各机关学校使用密电码表》，所附“通用机关表”中列入的单位、学校可以使用之。对密电码表规定启用日期，届时必须焚毁旧密电码表，并要求严密保管密电码本。战时，不同的密种各有命名，如西南联大1937年多用“学密”，也用“化密”；1940年多用“育密”，也用“范密”；以及1946年的“庠密”等。《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收1940年电报七封，只有四川省政府致西南联大的一封不是教育系统内的，未用密电，其他都是系统内部，五封是“育密”，一封是“范密”。如顾毓琇发的“西南联大蒋梦麟梅月涵先生，育密”，西南联大发的“重庆教育部钧鉴：育密”。1947年10月教育部制发“民族精神密码电本”一册，要求销毁之前所用仰密、教密、玉密等各密种文本，统一改用这套“民族精神密电码”。
冯友兰电报中“庠密”后括号内“教部×”（“×”是未识之字）三个字，即用于提示以教育部此套密码发电。梅贻琦不是在收电方中央图书馆拿到这封电报，也不可能从昆明带来密电码表，他去教育部查密电码表，才可译出。2月26日梅贻琦日记之所以详记此为“密电”，是记录自己去教育部的原因——如果是明码电报，他就不用“至教部翻[译]”了。
梅贻琦出差办事，学校的电报只能发往所知地点转他。如1937年7月11日胡适致梅贻琦密电：“沧州饭店梅月涵校长，学密。”不能据此说这是胡适发给沧州饭店的密电。又如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1937年8月1日致梅贻琦电：“南京教育部转梅校长月涵钧鉴。”也不能据此说这是沈履发给教育部的电报。因此，不能说冯友兰此电是他发给中央图书馆的，当然更不是岳南编的“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了。
此外，在描写学潮事件的过程中，《南》书引用了霍揆彰致陈诚的密电，其中有“支日”、“微日”、“灰日”、“佳日”几词。岳南在引文后自注：“南按：电文中的支、微、灰等，属专用语，似指昨、今、明等解释。”[108]这样随意地错误解释，会误人子弟，故此帮助岳南先生说明一下。这几个词，是使用中国近代一种用地支代替月份、以韵目代表日期的电报纪日方法。过去写诗填词，须看韵书学押韵，文人都会。清政府从韵目表里挑选30个韵目，分别代表30天，其中“支”代表每月4日，“微”代表每月5日，“佳”代表9日，“灰”代表10日。上面冯友兰电报里的“祃”，代表22日；“马日事变”的“马日”，是21日。韵目代日的方法，在电报里用了70余年，一直到中共建政初期。
六、关于冯友兰记恨吴晗的杜撰
1949年，在清华大学，冯友兰从梅贻琦南下后被众人推成“一把手”，年内逐步卸去了各职。5月5日军管会决定他不任校委会主任委员和常委，8月31日他提出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委会委员三职，9月2日校委会批准他的辞职，让他只当哲学系教授。他在“文革”期间1967年1月4日被迫写的〈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检讨〉中记1949年8月下旬：“有一天，叶企孙找我，说：‘钱俊瑞说，你的思想跟党不合。’我说：‘那我辞职吧。’”冯友兰似有负气之意，写信请辞一切兼职。辞职获准后，他曾“觉得受了大打击”，但也“觉得有忽然轻松的感觉，真是‘无官一身轻’。”
岳南在《南》书中这样描述这个过程：“冯友兰被军管会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盘工作，成了清华的一把手。只是好景不长，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认为冯氏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为人为学，难堪重用，必须让其靠边站。于是，解放军入城之后，军管会负责人钱俊瑞来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
如果是认真叙述历史，这里应该交代清楚，中共派吴晗为军代表是3月18日，而毛泽东致信冯友兰提及“老实态度”云云，是半年多以后的10月13日，岳南倒置了时间顺序。“老实态度”与“吴晗主持”之间，本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同时，岳南以当时尚不存在的“毛泽东认为冯氏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为人为学”作理由，说明在中共建政初期让冯友兰“靠边站”的必要性。这为毛泽东整肃改造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虚构出了合理性。1949年9月23日华北高教委批准冯友兰辞去三项职务，批示说：“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以岳南的认识，这个批示应该也是很正确、很必要的。
岳南还说：“主持清华校务的冯友兰被踹到了一边，另以吴晗为军代表，接管全盘事务。对于自己马失前蹄，丢掉了清华‘一把手’的纸糊官帽，冯友兰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甚至糊涂透顶；二是与吴晗在背后捣鬼下绊子有关。”
尚不知岳南所列“冯友兰认为”的“两个原因”之史料根据。冯友兰在1958年被要求写的“交心材料”里说：“1945年我因母丧回河南唐河县原籍，听见地主阶级的反宣传说：‘共产党有三头政策：初来时，磕头；以后，摇头；最后，杀头。’清华大学初解放时，军管会很尊重我，叫我领导校务委员会，后来我受到批评，只当教授。我觉得受了大打击，觉得在原籍听到的反宣传也有道理。”他1966年7月5日开始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中“检讨”此事：“其实，我对于共产党是面降心不降，在思想上还跟党是对立的，还说不上表现热烈不热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配在清华做任何领导工作。”以上两处，冯友兰记录了自己认为的“两个原因”，一是“三头政策”，二是“跟党对立”，未涉及“与时俱进”、“糊涂透顶”和吴晗先生。
最低级的认识是说冯友兰认为“与吴晗在背后捣鬼下绊子有关”。暂时无法理解岳南先生怎么会往这种层次构思，或许是为了便于在后文写这样一段话：“冯友兰被一脚踢出领导者圈外，免去本兼各职，专任哲学系教授，一下便垮了下来。待冯氏东山再起，并紧跟高举，挤入“四皓”之列，成为江青卵翼下名震海内的“梁效”一员，则是17年之后的事了。那时的吴晗不斗自垮，最后被弄上了绞刑架。这个结局，算是为冯友兰出了一口埋藏在心中发酵得太久且有些酸臭的恶气。”
第一，冯友兰1949年没有“一下便垮了下来”。“文革”前17年里，虽“一生文章半检查”，但历次运动，只要对付过关，他就不断提出见解，却每提每遭批判。他是那17年间在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中，为中国文化说话最多的人，因而也被批判最多。他提出的“抽象继承”，至今是社会转型期特别需要的道德认知。让冯友兰一度真正“垮下来”的，不是1949年，而是“文革”。第二，冯友兰在“文革”中因信服毛泽东而犯了错误，但他不是“梁效”一员，也与“江青卵翼”无关，这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是“文革”后审查过的。这方面，岳南在书中还有粗鄙恶意地侮辱冯友兰的文字。第三，冯友兰从没有在背后抱怨过任何人，更未曾嫉恨过吴晗，因此没产生过“发酵得太久且有些酸臭的恶气”——岳南先生何以臆想至此呢？把“出了一口……恶气”这样的市俗心理虚构于冯友兰，难免让人联想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成语。但这距历史和学术太远，非可以讨论者。
1949年，清华大学曾发不出工资，教职员生活困难，在教授会上有人让冯友兰去中共文管会催要。因为“对于共产党是面降心不降”，冯友兰说：“我在这里是办学，并不是去讨饭。”流露出抵触态度。在生物系当教员的军管会联络员吴征镒马上说他：“这是个思想问题。”就这件事，岳南说：“此时的冯友兰已不被众教授，特别是新派教员们所接受和放在眼里。”亲历者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记此事是：“校务会议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浦江清说清楚了不被众教授“接受和放在眼里”的是校务会议，是教授会，而不是冯友兰个人。换个别人，也会被要求去催工资。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此时”才发生，早在昆明“一二‧一”运动后，“教授治校”的自由民主传统就丢失了。冯友兰总结“一二‧一”运动时说过：“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
1949年初，国民党空军的炸弹曾落在清华大学，中共中央、毛泽东给清华发了慰问电。岳南说：“这封发于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电报，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鼎革时期一样，都是一件特别值得重视的大事、要事与非凡之事。”在这里，岳南过于夸张和热烈地赞颂毛泽东的电报了。以常识论，一封慰问电并不像他认为的如此重大和非凡。冯友兰依常识处理这封校务往来函电，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之，岳南认为他是“不识抬举”，并臆想说冯友兰把这封“伟大时期”的电报“当做原北大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寄来的信函予以处理”。
冯友兰晚年曾平静地叙述这件事：“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岳南引用了这段话，却毫无来由地说，这是冯友兰“自己后来痛心疾首的忏悔”。对这事，冯友兰没有过“忏悔”，只是曾在文革初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中“交待”过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蒋匪空军轰炸清华，党中央来电慰问。这是清华最大的光荣，可是校委会议传阅后，只照例行公事处理，没有公布。我为主任委员，应负其责。”“解放军进城，我身居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可是没有进城欢迎。”
《南》书对冯友兰的各种虚构和曲解，有助于塑造冯友兰的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叙述的原则，转向了文学创作的目的，造成的结果是以假乱真。岳南的贬损对象不局限于冯友兰，如同样是说留在大陆，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因为：“正是怀着这种理想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点滴了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而“清华师生”是：“你们不要太轻薄了，心中没有个死数，像一堆腹中空空根底浅、悬空飘荡的墙头之草，东风来了向东倒，西风来了向西歪，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外加一堆春秋大义、民族气节等。一旦强势压境，这些大义和气节全部打发到他老娘家去了，或者直接送给了西天老佛爷。剩下的只有茫然四顾，或山呼万岁，或磕头作揖，耷拉着睡眼惺忪的眼皮迷迷糊糊地转着圈寻找新的主子罢了。”且不说语言偏于粗俗，只说那么多“清华师生”留在大陆的原因，何尝不同于梁、林夫妇，乃至于这般丑化了？
七、冯友兰人性的“老实态度”与党性的“老实态度”
1949年10月，冯友兰先生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自述：“我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他在“文革”初1966年7月5日被迫开始做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中“交待”说，1949年他“犯了很多错误”，包括：一是“解放后几个月中，我一直没有公开表态，说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二是“我从来没有找过清华的党组织，有事只与文管会接洽”。“1949年有一件什么事情，很多熟人在报上表态，拥护党，我想我以前没有表过态，现在应该有所表示。我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是亲历者冯友兰在“文革”初起巨大政治压力下的“交待”，可以真实地说明他那次表态拥护是受形势推动，在众人之后。
岳南在《南》书里描写了另一种过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
这一段粗糙描写的中心情节是，冯友兰“冥思苦想”想出的“奇招”，是在风闻什么情况后，“遂决定加以仿效”——临时起意的。这里，岳南忘记自己在前两行写过冯友兰早就想出“奇招”了。这段情节构思，逻辑上出了漏洞，没有编好。
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的《冯友兰小传》，说冯1949年“写信给毛主席，试探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工作中假装积极，实际上与党格格不入。”[144]岳南却说冯友兰给毛写的是“效忠信”，介绍道：“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冯友兰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收在《三松堂全集》中。岳南所介绍的冯信内容，除了“五年”这个时间表述确实出现在信中外，其他都不存在。这封信全文如下：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到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分力量，并且在对日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说，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的力量。
我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努力工作庆贺新中国的诞生。你们对于中国的改造，不但使中国的将来，已经决定，并且使中国的过去，也需要重新解释。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1949年10月5日
毛泽东居高临下，给冯友兰回信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给毛的信，表达了对当时天下欢乐拥护的民主政府寄予文化发展的良好愿望，以为在新政权下，文化高潮必然到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必将崛起，表示愿意为此尽力。冯友兰认为“革命家已经改造世界了，至于说明世界，那就是哲学家的任务了”。那年他发表文章说：“哲学怎么能改变世界？它如果正确地解释了世界，这种解释，就成为改变世界底指南针。”所以他试图借用毛说过的意思，对毛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他尚未知，怎样说明中国的昨日，怎样解释这个世界，也不是哲学家的事情了。
那时的人们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对以一党制度建设宪政寄托着期望，普遍对毛泽东抱有良好愿望且十分尊重他。1949年，冯友兰写这封信表态前，梁思成先生听说冯友兰的妻妹夫妇来自延安，便约在冯友兰家向他们了解，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谁又能想到，毛主席不要改造房子，而要改造他们。冯友兰因其“新理学”哲学体系对中国哲学现代化发生影响，“使他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无人取代；他担任文学院院长18年间，对清华学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作用，对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做出了贡献。由此他成为了“学术权威”。中共从建政伊始，便开始了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持续不断20余年。
“文革”后，冯友兰忏悔自己没有“采取老实态度”的错误，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忏悔态度真诚。但冯友兰忏悔中认识的“老实态度”，并非毛泽东当年要求的“老实态度”。在毛泽东提这个要求后的20多年间，历次运动中，冯友兰一直是批判斗争的对象，被认为“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直到冯友兰在批孔时写出违心之论、“哗众取宠”地说出假话时，毛泽东才钦改其发言稿，刊发报纸，虚与“顾问”名声，利用他推进政治运动。这时，毛泽东应该认为冯友兰是“采取老实态度”了。
毛泽东要求的“老实态度”，是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从人性的“老实态度”改造为党性的“老实态度”。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写出阐述党的意志的文章过关，这种常年批判压力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彻底抛弃人性的“老实态度”，产生谎言。60年代初北大党委对冯友兰的鉴定是：“常通过学术问题与党的领导相对抗，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鸣放时曾说：学校党委、高教部、中宣部、甚至毛主席，都不能领导学术。”可知冯友兰那时保持着正义性价值观的人性的“老实态度”。在日趋激烈的整肃下，到文革后期，他“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改造的真正意义……批孔和尊孔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冯友兰终于学会使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语言，被改造成党性的“老实态度”了。这一过程用了24年。那时，以使冯友兰“为我所用”为象征，毛泽东算是彻底掌握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了驯服工具。两种“老实态度”的沉浮，浓缩了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失去自由、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痛苦历程。
对于“文革”后冯友兰的公开忏悔，岳南说“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这个“奥秘”一说，很难理解，似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观的市俗认知。
八、冯友兰未曾“一向紧跟高举”
反右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及反右班子认为，冯友兰等老教授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到60年代，北大党委用阶级斗争标准对冯友兰进行鉴定：“解放以来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冯富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善于观察风向。平时不暴露真实思想，在运动中看风使舵，什么情况说什么话……至今没有对自己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至于政治立场更没有多大改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政治排队：整风反右时期中右，现在仍为中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冯友兰的问题是善于应付政治形势的压力而不去“紧跟高举”。
《南》书中，在叙述抗战初期冯友兰奖许两学生去延安后，岳南说这“暗含”了后来“冯友兰却留在大陆，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其实，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事的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剧，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另处还说：“冯友兰在学术界与国共两党间纵横捭阖，勾钳转丸，大红大紫与败走麦城。”
这样书写历史的方法，令人讶异。赞成去延安即显露了“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那么三四十年代显露这样性格的人该非常多了。不过那时“帝王”在重庆，不在延安。岳南所说“见风使舵”，是指冯友兰“紧跟”的方法；而阶级斗争时期鉴定中的“看风使舵”，是指冯友兰不去紧跟的方法。同样的词语，用义相反。“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之说，与阶级斗争时期对冯友兰的“政治立场没有多大改变”的鉴定结论相悖。冯友兰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情，不适用“纵横捭阖”这样的词语。
岳南引用何兆武先生的话作为说明：“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不过这只是一个学生否定自己老师的一句断语，没有事实支持。
从抗战前，冯友兰就与当权者保持距离。1930年，执掌河南的万选才下聘书请他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他拒绝了。1932年教育部请他出任高教司司长，他回信辞谢。1934年他曾因介绍苏联而被逮捕。1935年孙科请他出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他回信谢绝。1936年曾掩护军警欲拘捕的学生姚依林等。朱自清1938年3月5日日记：“岱孙和我批评冯的左倾观点。”1939年冯友兰曾拒绝三青团书记长请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1943年，冯友兰曾起草上书蒋介石信，要求开放政权，真正选举，实行宪政。同年共产党《新华日报》拟请冯友兰谈新理学，他认为彼此无共同语言，未往。抗战初起至1945年春，政界从未邀冯友兰参加全国性会议，国民参政会也未请他。抗战期间，他为维护教育独立和自由的民主堡垒尽责努力。1945年发表〈大学与学术独立〉，认为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最基本的必需是“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的自主”。战后他去美国做研究。国共内战后期，他怕中美交恶后回不了祖国，赶了回来。1948年发表〈论大学教育〉，强调“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国家应该给他们研究的自由”，“大学不是宣传机关……不是宣传哪一种主义”。
从蔡仲德先生《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的记载，和陈徒手先生使用历史档案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书中的研究，可以观察到1949年之后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状况。
1952年“三反运动”中，清华文学院党组织令冯友兰数次检查反共拥蒋思想，不予通过。金岳霖先生作为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冯友兰“彻底交待”时，他们抱头痛哭。后党组织宣布对冯“免予处分”。当时高校党委统战部认为冯友兰是右翼分子，1953年把他列为右派分子，1954年定为“中右分子”。在这年批判胡适运动中，北大哲学系教师党支部提出，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认为冯友兰是“资产阶级教授”。1958年北大党内认为冯友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腐蚀青年。党委批准哲学系五次召开批判冯友兰大会。1959年北大哲学系党总支说冯友兰“为老牌的唯心论者，政治上中右”。1960年北大党委编撰《冯友兰小传》，给他的“政治排队”是：整风反右时期中右，现在仍为中右。1963年大搞阶级斗争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说尚未对冯友兰系统地深入地进行过批判。1964年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指冯友兰“与党争夺青年”。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冯友兰被批曾“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1966年初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说，有冯友兰等人，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势力强大。
1951年冯友兰访印演讲时被迫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1953年北大哲学系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让冯友兰做“对过去学术工作的检讨”，会议激烈做法与“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类似。1954年底北京市委写给中央的报告说：“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讲课的内容仍然是旧的，只是形式上用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装潢门面。”1955年肃反运动中，冯友兰就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做自我批评。1957年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后由陈伯达指挥开展这个批判运动。北大校方要求他破除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1958年冯友兰自我批判说“抽象继承法”成为了右派分子的理论基础。当年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教育思想。这年3月在“双反运动”中，冯友兰被要求三次做检查，“向党交心”134条。北大哲学系组织对冯友兰“集体会诊”，认为他“没有向无产阶级缴械”。1959年北大哲学系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孔子讲的仁是超阶级的”等教学内容，列为学术批判重点内容。1960年北大党委办公室认为冯友兰“引用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用来掩盖他的观点。”北大学生大会批判冯友兰“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1963年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论。1964年北大校方和哲学系指冯友兰提倡超阶级的人性论。当年北大党委进行阶级斗争情况调查，哲学系首项调查内容是冯友兰争夺青年教师、研究生的情况。长年里，能不能对冯友兰展开斗争，是党组织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
冯友兰河南老家祖坟，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先后被毁墓剖棺、暴骨荒野”。冯氏故居在土改时期“被政府无偿征用，后来全被拆除，如今荡然无存”。
1949年至“文革”前期的1971年，20余年间一直是批判斗争对象的冯友兰，写了检查交代材料88篇、自我批判文章61篇，共149篇；写其他文章136篇。他曾自嘲那些年“一生文章半检查”，从数字看，此言不虚。
除检查和自我批判外，冯友兰写的136篇文章中，丧失独立立场的——包括批判胡适、胡风、右派等，及参观农业的收获等，共41篇，为30％；阐述学术见解或独立主张的95篇，占70％。冯友兰的各种独立主张，几乎都被长期批判，对他的“抽象继承法”、“普遍性形式”等观点，批判最甚。目前统计到的“文革”前17年内地哲学界批判和批评冯友兰的文章有136篇，是同期冯友兰95篇文章数量的143％。其中，批判“抽象继承法”的42篇，批判“普遍性形式”的32篇，批判新理学等哲学思想的31篇，批判资产阶级立场的20篇，批判“分工论”等教育思想的11篇。
“文革”前期冯友兰写的文字，有80篇被迫检查交待的材料，占整个“文革”期间写的62.5％；有30篇被迫自己批判自己的，占23.4％。“文革”后期他写了18篇大批判等文章，占整个“文革”期间的14.1％。[207]这里面有11篇是批林批孔内容，即冯友兰在忏悔中所说的他没采取“老实态度”的“哗众取宠”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对他的负面评价。
冯友兰先生从1949年到1990年逝世，40余年所写的372篇文章，共约109万字，其中检查交待和自我批判的共151篇，占40.6％；保持见解主张的共162篇，占43.5％；丧失独立立场的共59篇，占15.9％，其中“文革”后期的18篇，占372篇的4.8％。
这几十年间，冯友兰的更主要精力不在这些文章，而是一直集中于中国哲学史著述，著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中国哲学史新编》，共约253万字。
附：1949年后冯友兰文章统计
*“文革”中，这18篇是1972年以后所写，其他是“文革”前期写的。
数字来源：冯友兰《三松堂全集》12卷、13卷、14卷、附录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1949年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冯友兰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写符合政治运动需要的文章，减压和过关。如1954年11月初，北京大学金岳霖先生遵中宣部干部于光远嘱，仓促地给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分配题目，让大家写批判胡适的文章。当时支部认为冯友兰是胡适以下问题最大的人，也考虑批判，但是冯友兰完成任务写的批胡适并结合批判自己的文章，多少能产生点儿对自己的保护作用。冯友兰是大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席批判对象，每逢运动，常首当其冲。写响应文章和自我批判文章，是他对付运动、减轻对自己的批判压力的习惯方法。他的主要注意力，则一直集中于哲学史研究。1949年后的冯友兰，“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
1950年冯友兰发表文章说“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是进步。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中国各地组织悼念，冯友兰婉转发问：“好像邻居死了家长，为什么要将灵堂设在我们堂屋里呢？”1956年冯友兰提出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批评近年哲学史工作把“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他提出，自己的新理学和客观唯心主义有其合理的内核。1957年冯友兰发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等，文章内容后被称为“抽象继承法”。当年他在北大干部鸣放会上强调“毛主席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学术问题应由教授决定”。1958年冯友兰发表〈树立一个对立面〉，被认为在教育方针上主张“分工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挂帅，而要由资产阶级教授领导，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挂帅。1961年冯友兰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鱼了。当年冯友兰提出，《高校暂行工作守则》中“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标准过高。1961年、1962年冯友兰提出孔子是进步人物，孔子的“仁”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964年，冯友兰发表的与毛泽东教育指示相对立的系统观点，被哲学系总支整理汇报，他对批判“修正主义‘合二而一’”观点的不同看法也被汇报。1965年冯友兰又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那些年间，他的大量哲学史学术文章，虽然力图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用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装潢门面”，但依然保留很高的学术性，为维护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继承其优秀传统，单枪匹马地说真话。
台湾学者韦政通曾认为：“冯友兰的真正问题，是50多年来一直靠得权力中心很近。”但具体观察冯友兰那50多年经历可知，韦政通先生的结论也缺少依据。冯友兰只是抗战后期和文革后期曾被权力中心拉近，其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受到权力中心的冷遇和整肃的。邹承鲁先生曾批评冯友兰“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解放后他又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可是，不论蒋介石曾接见他，还是毛泽东曾接见他，都不是他要求被接见的。
1965年春，毛泽东与陈伯达、康生谈话，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死不了，多穿点衣服就行了。”不久，具有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家们就遭遇“文革”了。
“文革”中，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冯友兰在抄家、占房、病痛、“劳改”、批斗等巨大压力下，写过批判自己的文章，如他说自己与刘少奇是一丘之貉互相支援，他与蒋介石狼狈为奸，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等等。周扬曾于1958年阐释毛泽东思想说：“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冯友兰的自我批判，便是人格受尽屈辱后被“搞深刻”之一例。到批孔运动时，经历了“文革”丧尽人性折磨批斗的冯友兰，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尊孔典型，曾因独立提出孔子是进步人物和孔子的“仁”有“普遍性形式”，而遭到广泛批判。根据运动和大批判的经验，他以对哲学史的纯熟，按照“运动大方向”使用史料，写出发言稿，在校内会上发言。全国奉命批孔时，各行各业包括在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得写批孔文章并发言。而冯友兰因为具有哲学史和尊孔学者的“学术权威”地位，就此被高层登报利用。各地相信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工农兵群众”纷纷来信，鼓励老教授。后来，冯友兰忏悔自己当时有“欣幸之心”，因“得到吹捧”而“更加努力‘进步’”。
陈徒手先生根据对大量档案史料的研究，在叙述冯友兰于“文革”前用“套话”对中共“滴水不漏”地表示政治态度后，总结说：“冯友兰凭着自身的悟性和生存本能，能周全、圆润地应付事态。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爱说激动、夸张的言语，连篇累牍，像冯友兰如此简单行事的还属少见。”文革前多年间，冯友兰总体上是这样状况。到“文革”后期，他被批判“搞深刻”了，具有了党性的“老实态度”，说了假话。
通过对1949年后冯友兰文章的数量统计分析亦可获知，他曾经一时“紧跟高举”，但不是“一向紧跟高举”。一字之间，误差了几十年。
文革中因具有党性的“老实态度”而一时“紧跟高举”者，数以亿计，而能公开忏悔者，寥寥几人。不少人至今还坚持着“紧跟高举”的立场。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归人性的“老实态度”，曾几次公开忏悔检讨，[230]且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不再依傍别人”——即挣脱思想改造的牢笼，直言发表自己的独立思想，反思不可谓不深刻。实事求是、真实诚实地叙述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几十年间学问成就之历史功绩，探讨其几年间错误“进步”之历史成因，使为殷鉴，会更有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