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3日，在西原春夫先生90寿宴上，陈兴良教授(左二)与西原春夫先生(左一)和同龄的高铭暄先生(左三)一起切生日蛋糕。 资料图

高铭暄和西原春夫的年纪只差了两个月。他们的深厚友谊开始于1993年在东京召开的德国-东亚比较刑法研讨会。随后，他们的人生交集变得丰富和密集

余丰泳

作为同龄人，法学家西原春夫和高铭暄都是真正的“90后”，他们都出生于1928年。更巧的是，两人在90岁前后各自出版了一本关于刑法研究和人生经历的自传，分别是《我的刑法研究》和《我与刑法七十年》，连文体也一样，皆为访谈式。

所以，一种富有意味的阅读方式，就是同读两书，互相参照。他们的人生经历，风景都很独特别致，像两条大河各自奔流，又机缘巧合汇聚于海。

充满“偶然决定”的刑法人生

“人生，越重大的事越是偶然决定。”这句话贯穿了西原春夫的《我的刑法研究》。历数他的人生，与刑法的结缘、研究兴趣、人生轨迹，好像的确如此。可见，这句话是有分量的，而非随口而来的一句鸡汤。

西原的刑法之路开启于他父亲的书架。小学五年级，他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就是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从此醉心于德国文学。

等到旧式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文理分班，文科分为文甲与文乙，区别在于学的第一外语不同，前者是英语，后者是德语。西原的选择自然是文乙。

二战期间，学校曾停止授课，日本宣布投降后，1945年9月又重新开课，且允许转科。以那个时代的境况，英语肯定是首选，西原和父亲商量的意见也是要转到文甲。但是，在老师一个个询问同学是否转科时，就因为前面有一半人都要从文乙转到文甲，西原听得气不打一处来。轮到他时，他大声回答：文乙。这就是决定他命运的第一瞬。

战争给一个高中生带来的思考是，法律比文学管用。从此，一个文学青年进入了法学部。然后，文乙的选择开始发挥连锁反应了。

早稻田的本科之后，西原升入研究生院，导师是齐藤金。一进研究室，齐藤先生就对西原说：“不要考什么司法考试了，和我一起读德文书吧。”具体来说，这德文书肯定不是文学小说了，而是德国刑法学家梅茨格尔的《刑法教科书》，著名的第三版。精读的方法是每周两三次，每次翻译三四页。这个频率和难度，其实是不小的。

齐藤在德国留过学，和德国的舍恩克教授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舍恩克在弗莱堡大学成立了外国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会。1951年，也就是西原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齐教授接到了舍教授的委托，要出版《现代外国刑法》，第一卷是日本刑法制度、学说和判例的概观。就这样，导师将重任交给了西原。这可是要用德语写作，难度比单纯的精读原著大多了。

不负重托的是，半年之后，西原就交出了160页的德文大作。紧接着，第二个任务又接踵而来，这次是要把《日本刑法典》翻译成德文，西原也如期完工了。当时正值日本刑法修订的热潮，作为修法借鉴，要把德国刑法修订中的各种资料翻译成日语，这就是西原所接到的第三件活儿。

如此锤炼之中，可以想见，西原的德语水平也在突飞猛进。等到1962年，西原去德国弗莱堡大学留学时，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开始，他的听课完全没有障碍。只是讨论课的时候，他还是会跟不上——因为同学们开始说起德国的方言来了。

欲望不是单向运动，而是在不断地循环

关于西原的研究生涯，也有决定性的一瞬，来自于1958年12月20日的那个电话，电话的那头是平野龙一。平野先生是东京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其弟子西田典之曾云：“每当难以决断时，总是奉行‘存疑时从平野说’。”可见平野先生在日本刑法学界的分量。

那一年的刑法学会以“醉酒与刑事责任”为主题举办研讨会，其中德国这块本来是交给京都大学的宫内裕教授的。不巧，宫内裕身体不好，时间又紧，于是任务就落到了对德国刑法有过精研的西原头上。

这也打乱了西原的计划，他原本是准备一家人好好过一个春节的，最后变成了在20天时间写了一篇140页的论文。

第二年，刑法学会的主题是“过失与交通事故犯罪”，平野又找了西原。如此，西原随后的研究跟这两次研讨会的关系就搭上了，因醉酒的研究而深入到原因自由行为和间接正犯，借交通事故的研究钻又研起了信赖原则过和失犯罪。这说明，其实兴趣也是有待挖掘的，不同主题之间，其实都能相互勾连，一环套着一环，直到打通刑法的任督二脉。

繁忙时期写作的秘诀，在西原看来，就是集中时间写，全情地投入。上世纪60年代是日本大学纷争的年代，西原还是主管学生事务的教务主任，但即使是如此焦头烂额之际，西原还是写出了一本专著《交通事故与信赖原则》。

对西原来说，一直不写作，写作的欲求就不能得到满足，一直累积着，直到终于有了自由支配时间之时，文字就喷薄而出了。事实上，这本书只花两个月时间就写出来了。

西原的代表作之一是《刑法的根基与哲学》。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也在于西原的观点，认为最根基的东西还是欲望，欲望不是单向运动，而是在不断地循环。西原的总结是“国民的欲求诱发了各种政治活动，最终经过国会议员的投票活动而制定了刑法”。

这本书也是集中写作的产物，前后用了两个暑假和两个寒假。西原也像某些作家惯用的方式一样，喜欢闭关写作。

“先成博导，后成博士”

西原后来做过8年的早稻田大学校长。在他任上，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启动中日间的刑法学术交流。最初是和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一起举办，轮流进行，1988年是第一届。从第七届开始，这种带有私人性质的研讨会开始扩大规模，日本方面成立了日中刑事法研究会，中国方面的相应机构则挂靠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这四次双方代表团的团长，日方是西原春夫，中方是高铭暄。

高铭暄先生和西原的年纪只差了两个月。他们的深厚友谊开始于1993年在东京召开的德国-东亚比较刑法研讨会。随后，他们的人生交集变得丰富和密集。1994年，西原春夫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2016年，高铭暄被早稻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米寿之年的名誉博士，多多少少弥补了高铭暄学生时代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的遗憾。高铭暄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刑法学博导，那已经是百废待兴之后的1984年。于是，就有了“先成博导，后成博士”。

虽然是同龄人，高铭暄的求学生涯却迥异于西原。1941年小学毕业，他是小山村鲜叠小学毕业生中唯一考上了瓯海公学(现浙江省温州市第四中学)的学生。那一届录取150人，高的成绩是第146名。

他的中学生涯基本上是和抗战岁月重叠的，刚入学两个月，学校礼堂就被日军轰炸了。1944年，考上了温州中学后，学校还曾因日军入侵温州搬到过泰顺。

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是学校的征文比赛，高铭暄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陈光中。众所周知的是，后来，“第一名”学了刑法，“第二名”学了刑诉法。

高铭暄的大学生涯也极具时代性。1947年入学，在浙江大学读了两年之后，杭州解放，六法全废，然后浙江大学的法学院也被撤了。

当时的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是李浩培(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他的专业是国际法，但却教过刑法总则。

李浩培和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费青(费孝通的哥哥)是东吴大学的同学。经他介绍，高铭暄如愿转到了北京大学，继续他的学业。入北大不久，高铭暄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毛泽东主席那一句庄严的宣告。

西原关于人生的那句话，似乎在高铭暄身上也能成立。从北大毕业时，中国人民大学要从毕业生里招10名研究生，于是高铭暄被保送去读了研究生。那是1951年，中苏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中国刑法的苏联式风格也由此开启。

无愧其名的第四代法学家

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大约五代，前三代是在建国之前，后两代在建国之后，高铭暄属于第四代。这辈学者，大多经历坎坷，其研究生涯亦受时代所限。

高铭暄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要数全程参与和见证新中国刑法的立法工作。刑法的孕育和诞生，发展和完善，倾注了他的心血所在。这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之中，分别是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以及31年之后于2012年再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

从1954年参与立法开始，到1979年刑法出台，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可谓“一波三折、颇多磨难”。而从1988年到1997年的刑法重新修订过程，也是充满了论争的。其间，种种插曲，都在《我与刑法七十年》这本书中有所体现。“文革”之后，我国第一本《刑法学》教材在1982年的出炉过程，同样镌刻着时代的风卷云舒，也标志着中国刑法学的恢复。

因为时代的原因，即使他们那一代法学家的专业著作并不多，但“可以说，这一代法学家主要是靠教科书成名的，并且无愧其名”。(陈兴良语)

中日刑法学交流“已经不可动摇”

201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日刑事法学的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两位耄耋之年的法学家都参加了。

西原的演讲主题是“日中刑事法学术交流的缘起与发展”，高铭暄的演讲主题是“我对中日刑法学交流的回顾”。就个人而言，他们的私人友谊仍在加深，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开拓的刑法交流事业，也在继续繁荣之中。

有数据显示：接受安田基金资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刑法学者总数已经超过23人，西原曾担任过安田基金的运营委员会的委员长;以高铭暄的姓名命名的刑法发展基金也仍在勉励着那些研习刑法的青年才俊们。

西原春夫曾说过，“如果仅仅局限于刑事法的范围，可以说，日中关系已经不可动摇了”。是的，这种交流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刑法学的视野，中日刑法学也在交流中互相汲取营养，更显枝繁叶茂。尽管国别不同，两位法学家的刑法人生，无不镌刻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不可复制。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经历，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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