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率真
文/罗登廉
被誉为清华大学“三才子”之首，清华外文系“三杰”之一的钱钟书，在学界不仅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有“文化昆仑”之誉，而且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常常隽思妙语，令人捧腹，忍俊不禁。其率真的个性，大有孟子、韩愈遗风。
钱钟书与妻子杨绛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学习成绩很好，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睐有加，常常在讲完课后问：“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抑后扬，对导师褒贬一番，吴宓也不气恼。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之，他将被破格录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将会被授予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不无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1937年，钱钟书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习研究西洋文学。期间，“浪漫”的吴宓几经反复，打算和32岁的情人毛彦文举行婚礼。消息传到钱钟书的耳里，他挥笔撰文一篇，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调侃恩师的新娘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一时成为文人的笑柄。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却被钱锺书一口拒绝。夫人杨绛说：“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
锺书对她解释：“那是胡萝卜，我不愿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他们‘大棒’的驱使。”
多年后，钱钟书的学术、人格日趋成熟。俞平伯与钱锺书二人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在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锺书则是纵声谈笑，直言时弊，议论风生。二人每每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
有次，钱钟书和同事一块儿聊天，聊到“姓名对”时,有人当场用同事“陈全荣”的名字,向他求对。钱钟书不假思索对出“蔡恒茂”。大家一听,都不禁拍手叫绝：不仅因为这两人都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因为“全荣”与“恒茂”词性一致,意义相近。“陈”与“蔡”又都是春秋时的国名，钱钟书对的可谓天衣无缝。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一次，他被迫剃了“阴阳头”，这种情况，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不无戏谑地说：“只要有梦想，就能成真。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在70年代末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这样描述座谈会上的钱钟书：“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然后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背毕，他还不无幽默地说：‘我的英语与他的英语一样烂。’，在场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钱钟书用标准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又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然后，钱钟书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他写的是中文，相信我会背的更好点。’说这话时，他用的是英语。”
这些诗歌的作者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钱钟书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无滞地背出，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惊呆了。
进入80年代，在别人看来，从天上往钱家掉钱的事简直就是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携夫人同往。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他对校方特使说：“你们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样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你们以为他们听得懂吗?”
20世纪80年代以后，钱钟书先生在国际上声誉大振，成为了一位国际知名度很高的大学者。国内18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要采访他，并有优厚酬金，可谓名利双收。钱钟书却不愿参与其中，笑着对前来邀请的人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他指着桌子上的孔方兄怪模怪样地说。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钟书有一本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表示愿意出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直言相告：“不卖!”
对送进家门的硬通货不屑一顾的钱钟书，忽然有一天玩兴大发，竟然要做一回富翁。那是1979年冬，钱钟书收到自己的四册著作《管锥编》的8000元稿费，10元一张，显得挺厚实。钱钟书把钱一分两半装进两个纸袋，一边拍打着，一边对杨绛说：“走，逛商场去!我们去做一回富翁。”
不知道是钱袋鼓呢，还是找到了富翁的感觉，钱钟书走在街上，看上去昂首挺胸。杨绛宛如保镖护驾，一边走，一边提醒：“注意提防小偷。”
可是，逛了一个商场又一个商店，却不见钱钟书买东西的样子，杨绛纳闷极了：“你的钱袋子是用来装样子的吗？”
钱钟书却故弄玄虚地说：“别人以钱为乐，我以书为乐。对于钱之乐趣，总是不得要领。今天，我们一起找找感觉。”结果，他们逛了大半天，一分钱没花出去。
回去的路上，恰遇一位古典文学组的同行，他们站在街边聊了起来。钱钟书得知他的家中出了急事，正在四处借钱。
钱钟书问：“你要借多少?”
答：“1000元。”在那时，1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1000元，到时你还500元，剩余的不要了。”过了几天，这位同事第二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
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撞伤了行人，找到钱老想借医疗费。钱老问明情况，说：“你需要多少?”
司机答：“3000。”
钱老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不用还了。”
好友黄永玉一次打电话给钱钟书：“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了。请问，‘凤凰涅槃’是什么玩意？我查遍、问遍北京城，没人晓得。原以为容易的事，竟然难倒了一大帮‘武林高手’。博物馆查一下，一点线索也查不出……”
钱先生拿着电话，没等他说完：“这算什么?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哪算诗歌呀？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但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永玉马上去翻，果然找到了。从此，他对钱钟书的学识和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钱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有关部门要给这位学术权威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对此，钱钟书先生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事后，有人问钱老为何拒绝举办这一庆典，钱钟书先生一字一顿，淡淡地说：“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一次，他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见他，喜上眉梢，对以前之不快，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一脸茫然：“哪篇文章？”随即仰头大笑着说：“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1993年春，钱钟书忽然接到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希望他为其父新书《吴宓日记》写《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钟书读完恩师日记后，心内慨然，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
吴宓先生真诚、大度，一派君子风度；钱钟书磊落、坦荡，其人格不在恩师之下。对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吴宓老师坦然表示佩服，一再宽容谦让，表现其心胸坦荡，爱才容物之开阔心胸。而钱钟书在学问、成就上，早已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吴宓，却在《吴宓日记》序中谦恭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之列中。”师生各自的人格风范，跃然纸上，可谓难得的君子修为。
钱钟书不喜欢交际，晚年的他更是闭门谢客，淡泊名利。钱锺书最怕被宣传，更不愿在报刊上露面。他的《围城》出版了，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轰动。许多人对这位作家比较陌生，想见一见他，都被他谢绝了。有一权威人士大年初二去他家拜年，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人之常情。钱钟书正在家里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刚说了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却不想，门里的钱先生只露出一丝门缝，轻轻颔首微笑：“谢谢!我很忙!”门已经关上了。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简直把钱锺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一天，一位英国女士打来电话，希望钱先生答应约个时间，她来见见这位大作家。钱先生便以特有的幽默语言对她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钱锺书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其实，钱锺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一睹尊容是别人的事，于钱锺书来说，并无多大关联，浪费的只是时间。所以，在别人看来，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去拜访感到庆幸呢!
钱锺书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锺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锺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他人心目中的神话或恶语中伤的靶子。
迄今为止，钱锺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