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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1）
赵俨（原名为赵鏞）
（一）家世
我家自始祖 伯英公于明初洪武年间，由马邑迁至五台县槐荫村落户定居。务农为业，胼手胝足，历尽艰辛，建家创业。至十四始祖 应璧公，因家族兴旺，繁衍众多，率眷至五级村居住迄今。历代先祖事迹，口述传颂者虽多，惜未见文传记载，流传后世。记忆所及，曾祖 德旺公生前经营商业，以维家计，叔父芷青公发迹后，为纪念 德旺公，所设店铺均以旺字为首，如五级村的旺源长，掌柜张海清（是我表兄）；东冶镇旺义店，掌柜董姓（忘其名），龙泉关旺庆长，掌柜徐玉祥（是大嫂的父亲）；就连叔父家的堂名也是旺和堂；由此可知叔父对曾祖 德旺公崇敬之意，但我没有见过老人家。
我的祖父还双公生我父亲与叔叔两人，还有姑母一人，后嫁永安村徐家。祖父是木业技匠，我父亲 丕基公也是跟祖父学艺，两人共同维持家计，并培育叔父就读求取功名。叔父为清末已酉科拔贡，初在定襄教书，嗣后与同村康佩珩（字子衍）、张淑琳（字毅菴）等有志之士，共相随崞县革命党续桐溪（字西峰）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叔父历任安徽省政府秘书、山西省丰镇、长治县长，太原国民师范校长、山西省农工厅厅长、内政部次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山西省府驻京办事处长等职。
我们堂兄弟姐妹共十人，八男二女，因家境逐渐改善，都接受良好教育。我亲兄弟三人，兄为长，我行四，弟行六。长兄镇字亚城，山西大学法政科毕业，历任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会计科科长，山西省政府咨议、蒙藏委员会参事；二哥纯字敏卿，北京国民大学，曾任重庆烟酒公卖局职员；三哥铣字泽三留日，历任铨叙部科员，成都中央银行行员；五弟键字中枢留日，山西战总会政治交通局副局长、晋兴公司协理、经理、山西省工业厅处长、省委基建部副处长等职，为中共高级干部；六弟钰字正光，西北工学院毕业，历任军政部制呢厂技师、中纺公司科长、中国毛纺研究所总工程师；七弟钟字君式，身弱多病，友仁中学毕业，曾任章嘉活佛驻渝办事处职员；八弟楷，南开大学毕业，曾任职内蒙古第一毛纺厂。大姐温珍读私塾家务；妹秀珍，中央大学牙科毕业，历任南京中大医院与高雄陆军医院总院牙科医师。
我家经过十年中日战争、国共争权变动，如今家乡已无家人，多就工作地点落地生根，家族人口繁衍甚众，各有职业，平时均有联络。
（二） 自我
我生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农历六月廿五日。我自幼很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又因多病，少青时代处于痛苦之中，所幸叔婶的关爱抚育，兄嫂的照应，得渡过苦难。
我在三岁时发生一次意外危险，当时在院中玩耍，感到口渴，进到屋中看到灶台上有红糖水，就猛喝两口，感觉很苦，急忙告诉母亲，哪知是喝了大烟土的第三淋水。这时全家人都急了，我也昏昏欲睡，父亲也没有办法，只有抱着我在院中葡萄树架下来回走，一直到晚间我才醒来，算是捡回命来。
民国六年，我家发生了最大的不幸。父亲于十二月廿三日晨间上房扫雪，梯子滑倒跌下来后又被梯子压到身上，致严重内伤，黄昏时逝世。当时我六岁，弟弟不足一岁，此后一切由叔父供养，兄嫂照护。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十一岁，是离五级村五华里北大兴人，外祖父范全贵，是务农的；父亲逝世后，母亲日夜啼哭，于隔年也病逝，年仅二九岁；我与弟这时全由兄嫂抚育。
我七岁就学，在本村马道里的国民小学，四年毕业；继考入离村二华里东冶镇沱阳高小，两年毕业我就到太原，到民国十五年才考入太原国民师范普通科。那时学校社团活动很多，我入学即加入国民党，经常参加三民主义研究社。该社由胡明堂（字仲华）领导，五台人，比我高三届；共党分子由薄一波、陈光华领导，经常舌战，偶尔也动武。
叔父于民国十四年接掌国民师范，十六年赴沪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会毕前往武汉参加北伐政府。哪知武汉政府为共党分子把持，叔父宴会中借机逃脱，搭轮船至南昌面谒蒋总司令，受命返晋传达蒋总司令意愿。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叔父也改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十六年清党开始，国民师范两党同学互批互殴，执政当局又要逮捕共党分子，叔父为保护学生安全，立即宣布停课放假，令学生回家自修，避免学生被逮捕。十七年叔父辞国民师范校长职。十八年北伐成功，军队编遣会议失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不满，与汪精卫、覃振等组织扩大会议反蒋。中原战争开始不久，阎、冯军败退，阎锡山经天津避难大连，冯出走苏联，汪精卫出国，北方为张学良所控制。叔父此时也避难天津，我随从在侧，同时覃振（字理鸣，湖南人，后为司法院副院长），王法勤、傅汝霖等也都避难天津日租界。二十年蒋阎冯协商合作，叔父奉派至南京成立山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国民政府也任命叔父为内政部次长。二十一年叔父当选国民党中央后补执行委员，改派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
我此时由平返晋，因病离校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国民师范未能毕业。我又投考山西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是靳祥垣。我是第六班，前五班是原来公立时代所招的学生。我因无证件，借用国师同班毕业生赵俨文凭（赵为崞县人，毕业后不久就病死），从此我就改名为赵俨了（我原名为赵鏞）。二十六年毕业后，本来计划留日深造，哪知到北平进行期间，卢沟桥事变发生，无法进行。此时二婶、秀珍、科元都在北平租西斜街房住，钰弟也是北平志成中学应届毕业生，我们都住在一起。
事变发生后，举国愤慨，抗日情绪高涨。叔父急电要所有家人都先回晋为宜，我与钰弟先行安顿二婶秀珍科元回太原，我俩又将北平家中所有物件包装妥善，遵照叔父的指示送同乡郭唯一老伯家收藏。安顿好后，各地火车均已不通，叔父又电我俩至天津找李处长（名忘记），购船票至塘沽经烟台、维县、济南，再至石家庄返太原。此时兵荒马乱，我与钰弟经过奔波，吃尽苦头，七月底回太原，我即返回五台，一则先竹将分娩，二则我在进行服务梓桑的事，准备就任五台县卫生局工作。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共军改为八路军正要接防平型关，所以八路军政要在五台城会合，我也参加欢迎会。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周恩来先后到达，并讲话，部队也陆续经过。他们官兵的服装相同，只是臂章符号不同，而枪支也少，但每个人都有手榴弹两枚（山西兵工厂出产）。徐向前山西五台人，家住永安村，离五级村仅二华里，家境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