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赵正书》的性质是小说,不能用于研究秦代政治史

8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新著《生死秦始皇》读者见面会在中国书店中关村店举行。见面会由中国

8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新著《生死秦始皇》读者见面会在中国书店中关村店举行。见面会由中国书店中关村店经理薛胜祥先生主持,出席嘉宾包括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先生、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石鸿印先生、中国书店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晓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学术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韦力先生也亲临活动现场。

读者见面会现场观众云集、气氛热烈。辛德勇教授在见面会上谈到自己与中国书店的缘分,一年前他在此店买下收录《赵正书》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因此才有了这部《生死秦始皇》。

(前排右起:张东晓先生、李占领先生、石鸿印先生、韦力先生)

薛胜祥先生首先分享了和辛德勇教授长达二十二年的交谊:原来辛老师还在社科院工作的时候,就是店里的常客,有一次还陪着黄永年先生到店里看书。这让薛先生兴奋不已。黄先生虽然是大学者,对古旧书店的晚辈却十分随和,临走还留下通信地址,鼓励薛先生遇到古籍版本方面的疑惑,随时写信询问。薛胜祥先生虽然一直没能鼓起勇气向黄先生写信求教,不过辛老师调任北大后,他便有了更多的机会直接向辛老师请教,而每一次辛老师都给予他毫无保留、耐心细致的讲解。在他心中,辛老师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用心写作的人。

在读者见面会上,辛德勇教授表示,李占领先生及中华书局在他从事历史研究这条路上,多年来给予的最重要、最直接和最关键的支持——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当时的责任编辑张忱石先生给了他巨大的帮助。今年能以个人名义在书局出版“著作系列”,让他十分激动。同时,他还感谢了北京发行集团和中国书店这些年来的帮助,特别是中国书店长久以来“尊重知识、尊重学者”的传统,尤为难得。

韦力先生亲临现场,令辛教授格外感激。他谈到韦力先生特别让他尊敬的一点,就是他的私人藏书对真正的研究者全部无偿开放。韦先生不仅把他珍藏的古本影印出来,还做了大量工作,研究古代藏书家、藏书文化和书籍背后的历史蕴意,让书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效应。

辛德勇教授在读者见面会现场

接着,辛德勇教授围绕“遗诏与文告——秦始皇的接班人问题”展开讲演。他表示,写作《生死秦始皇》最重要的切入点,是现在收藏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西汉竹书——一篇写在竹简上的文献,叫做《赵正书》。它的出现颠覆了很多人对中国历史、对秦朝历史的认识。其核心问题就是:秦始皇去世之前有没有留下遗诏?他留下的遗诏是怎样的?

对于读过《史记》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秦始皇临终之前感觉身体不大好,就占了一卦,说东南游才能避免掉这些厄运。他就到东南走了一趟。但归途中,就在今天的河北——古代叫做沙丘那个地方,他挺不住了,去世了。《史记》的记载很清楚,他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信,要求要把这封信送给当时在秦北边的大儿子扶苏,诏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礼或者参加他的丧礼。《史记》没有明确讲他会让扶苏继承帝位。后来赵高和胡亥串谋,又拉拢丞相李斯,把这份诏书毁掉,又伪造了另一份诏书让胡亥继位。伪造的诏书是秦始皇的遗嘱,胡亥是伪造即位的。

但《赵正书》却说,秦始皇经过慎重的思考,决定让胡亥继承帝位,成为后来的秦二世皇帝。

因此,《赵正书》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又发现一份所谓“秦二世诏书”。在诏书里,秦二世提到“朕奉遗诏”,就是说他接受了秦始皇的遗诏才继位的。这就激起了社会上一批人,结合北京大学的《赵正书》,认为胡亥遵奉秦始皇遗嘱即位,是真实的事。

读者见面会现场

辛德勇教授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如果承认《赵正书》和所谓“即位文告”,就意味着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有严重的问题。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秦灭亡的时间不太久,是在西汉中期,如果他连秦的历史这么大的问题说的都不准确,那我们今后怎样看待《史记》?怎样看待比《史记》更早的记载?

他坦陈其治学方法更注重从基本文献出发。但怎样看待基本文献,需要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背景知识。包括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出土文献的发展历史,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新出土发现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比如,西汉末年就发掘了汉武帝茂陵,出现了著名的出土文献《茂陵书》。接着又有著名的西晋《汲冢竹书》。当我们了解整个出土文献的发展历史、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之后,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下,对比各自文献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

回到《赵正书》,只要认真阅读文献,就会发现这部《赵正书》,虽然是西汉时期的,甚至比看到的《史记》《汉书》文本都要早,但是,它的性质是小说。正如不能用《金瓶梅》研究明代政治主体,也不能用《赵正书》去研究秦代政治史。

在分享会上,辛老师还谈到他对 “二重证据法”的独到理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目标,是指向以《史记》为代表的古代文献的可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有一个具体的分界,就是殷商时期的历史。王国维通过殷墟甲骨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商的先王事迹是可靠的,这就意味着从《史记》的《殷本纪》以下的历史记载是写实的(当然不是没有错误,但基本出发点是忠实记述历史)。而商以前,由于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就不好讲了。

据悉,辛德勇教授的最新著作《生死秦始皇》,正是从西汉竹书《赵正书》引起的种种争论入手,在秦兴秦亡的历史大背景下,追问秦始皇其生其死的种种谜团。这是一次化腐朽为神奇的历史研究,既颠覆了学术界对中国早期小说的既有认知,又破除民间长期以来对秦始皇的刻板认识,并以历史学家的细密和严谨,为传世文献的信实性作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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