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天才身边的天才——苏辙的性格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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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苏辙有很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相反之处。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苏轼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这种性格，对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辙的政治主张常常比苏轼还尖锐激烈，但他遭受政敌的迫害却比苏轼轻得多。据《宋史》本传载，王安石以苏辙寡言鲜语，素有敬心。苏辙对元祐之政的作用比苏轼大得多，但苏轼被远谪海南，苏辙仅仅贬官雷州。徽宗朝，元祐党人多被外徙，苏辙独免。苏辙去世时赠大中大夫，并与三子恩泽，据说也是蔡京“以子由长厚，故恤典独厚”(朱弁《曲洧旧闻》)。

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苏辙比苏轼更不得志。苏辙应制科试，因出言“不逊”，被抑入四等。苏轼初从政，就是凤翔签判，苏辙仅被命为商州军事推官，且未赴任，起点就比苏轼低得多。在熙宁年间，苏轼历任密、徐、湖三州地方长官，苏辙却一直担任幕僚，贬官筠州以前，才做到南京签书判官。但在元祐年间，苏辙很快从小小县令跃居副相，苏轼却遭到新、旧两党的夹击，不安于朝，奔走于地方和朝廷之间。贬官岭南，遇赦北归后，苏轼死于北归途中，年六十五。苏辙却过了十二年的闲适生活，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才去世，享年七十四。这就是《宋史·苏辙传》所说的，他的爵位、年齿“皆优于兄”。

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地方政绩颇为显著。苏辙仅元祐末由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但为时甚短。其前还作过半年的绩溪令，又在生病。因此，他的地方政绩几无可言。苏辙一生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在朝廷任职期间。正如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所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言路辟，忠贤相望，贵癰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些过分美化，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因为政敌也攻击苏辙在元祐之政中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苏辙的政治才能，也只在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吕公著赞叹道：“只谓苏子由儒学，不知吏事精详如此!”(《栾城遗言》)张耒也说：“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明道杂志》)

由于苏辙晚年有十余年的闲暇致力于著述，因此他的学术著作比苏轼还多。苏轼有《易传》9卷(实为三苏合著)、《书传》13卷(今本20卷)、《论语说》5卷，共27卷。苏辙有《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共94卷，收入文集的《孟子解》、《论语拾遗》、《历代论》等还未计算在内。如果说苏辙在年齿、爵位、学术成就方面超过了苏轼，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比苏轼略逊一筹。苏轼是通才，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苏辙是偏才，他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散文方面，其他领域皆不足以名家。

苏轼晚年主要在海南度过，后来北归客死常州，因此无暇整理旧作，也无暇安排子孙后世，更谈不上安度晚年。苏辙则不同，他的晚年平静而祥和。苏辙在《次韵子瞻感旧》中说：“家有二顷田，岁办十口粮。教敕诸子弟，编排旧文章。”在颍昌，他与三个儿子忙于经营住宅。儿子们的想法是：“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侪之责也。”(《遗老斋记》)苏辙的想法是：“筑居定作子孙计。”(《初葺遗老斋》)苏辙子孙成群，家有百口，不止是他自己的子孙，而且还包括了苏轼的子孙。元祐六年(1091)，晚年的苏辙闲居颍昌教育培养自己的儿子、孙子、女婿、外孙，也包括了教育培养苏轼的后代苏迈、苏迨、苏过等人。苏辙曾系统地为诸孙讲《论语》、《孟子》、《春秋》、《老子》、《庄子》等书。还时时讲读书作文之法。苏辙闲居颍昌的后期，朝廷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孙的迫害有所缓和，诸子陆续外出作官，苏辙要求子、婿不要嫌官卑位低。

无论被贬何处，苏轼都要与朋友交往，往来书信，因此轶事多多。苏辙自汝南返回颍昌后的十年中，除见过极个别的亲友外，几乎谢绝了一切往还，连大门也很少出。他说：“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尘外恶，且忍闲居苦。”(《见儿侄唱酬次韵》)“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杜门》) 。“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闭门》) 。他的“闭门不出”，完全是为时局所迫，完全是为了避祸。苏辙自三十岁最后一次离开故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蜀。这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1094)， 赵捻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辙兄弟帮倒忙。他们兄弟本来一直思念故乡，但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辙直归颍昌，苏轼则在颍昌、常州之间犹豫不决，但二人都不敢回蜀居住。因为他们若回故乡，必然给政敌以话柄，对自己更加不利。

一般人都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苏辙，其实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淡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就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实事求是地讲，苏轼的文学成就确实高于苏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辙的文学成就就没有他的特色，或者说文学成就低。他们兄弟俩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同，气质不同，不能简单的做优劣比对。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他们的文学成就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

（康震：长安街读书会成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