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2)
赵俨(原名为赵鏞)
赵俨
(续接前文)
(三)婚姻
我是民国十七年与同村张先竹女士结婚。她父亲是本村士绅张金洲,有三子一女,二子张建南,次子张建功。三子名字我忘记,只记忆他在沱阳小学读书时,在操场操枪时被木枪穿胸而死。我们结婚是依乡下古礼,新郎长袍马褂黑礼帽,新娘是凤冠霞帔,礼节规矩很多,也要忙很久,远近亲戚都要来,很热闹。
我现在顺便提一提我的前一个三嫂,她父亲是个生意人,而她好像有点智商不高,是十五年与三哥结婚。三哥总是拒绝与她同房,大嫂、二嫂将他两人反锁在一房,还是不能如愿。一直拖到十八年,三哥坚决离婚,她也走上悲惨路,听说结局很惨。三哥以后与祁县马桂贞女士结婚,马桂贞的哥哥是第一届立法委员,马铎字木斋。
廿六年七七事变逃难。先竹生女儿秋娥刚满一周,沿途的行动急促,不能如在家那样的保养,尤其饮食的调理不能配合,一直到达成都定居后,毛病发作了,时好时坏。在此期间,我也曾由渝返蓉,安顿住院事宜,拜托医师诊治。先竹一直拖到廿八年春间病逝。她生两男一女,在中、二曼都带出来了,女儿秋娥则留给奶妈,交由外婆照应。先竹得年仅廿九岁,葬在成都北门外簸箕街的田边。我首次七八年返回大陆,曾往该处寻觅,无奈地区发展快速,都已成为住宅区,无法寻觅。她去逝后,在中、二曼又由大嫂照应。
我第二次结婚是在重庆,对象是刘德荣女士,湖北省武昌市人,武汉协和护理专校毕业,是重庆市民医院开刀房护士长。我们相识很久,卅年在永兴场订婚,叔叔那时因避日机轰炸,迁永兴场办公。卅一年在重庆市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婚礼,由覃副院长理鸣来福证(即证婚)。我与德荣结婚,无论工作与家务,对我均有极大的帮助,二曼从此由她抚育。在中因为较为个性偏急,所以在学校均住校,过团体生活。最重要的是五十八年我发生车祸意外,当时昏迷不醒,七孔出血,肋骨折裂,她日夜不离看护,始得转危为安,痊愈后无任何后遗症。如果不是她,我就没有现在了。
我退休后自行开业,她也随时共同工作。家庭能有今天的富裕,她也有一半的功劳。我历次生病住院,都是亲身照护,细心而周到;我能早日康复,她功不可没。平时日常生活,一切家务操作,也是一手承担,处处以我为意,以我喜爱为准则。她崇信神佑,处处以爱为出发点,对人对事从无怨言;也是我命好,我的家庭永远和睦融洽,至为庆幸。
(四)逃难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同胞同仇敌忾,奋勇抗日工作。我原拟在原籍五台从事医务工作,并与乡人组织抗日保乡工作。当时,只有我与五弟中枢能决定全家的行止。敌人正向晋北进攻,我们决定全家先至太原再说。五弟派车回来接眷;当第二批准备动身时,八路军平型关失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就连牺盟会的敢死队都紧张到也要撤退。我们家的司机是大婶的侄子张沙喜,他来跟我说:“如此情况紧急,我家也需设法安顿,我不能再送家里人去太原,四哥还是你开车送他们吧”。我那时也是只学会开车,不懂修理,没有办法,只有告他说:你把车子发动了,我送他们到忻州,再坐火车到太原。我即要派车至北大兴接先竹,将秋娥交给奶妈。
所有家人大大小小十三个挤了一车,将到定襄之前,发现敌机,只有进村庄躲避,却此时后胎一只漏气了。我正在忧愁,而后面跟的是杜春沂(字仙洲)师长的车,也是到五级村接老太太到太原。老太太认识我,我将情况告她,请她饬司机帮我换胎,再一同上路,彼此有个照应。此时沿途退兵很多,都是步行向太原方向撤退。到忻州始知同蒲铁路停开,我只有继续前进,到太原已是六点钟了。家人下车后,我再开车时,发现方向盘失灵,好危险啊!如果是在行进间,那后果不堪设想,真是有神保佑!
形势日渐紧张,我也无法返回家乡,与五弟研商,继续南下避难,首站临汾。我们全家搭乘陆军医院撤退专车,院长是六弟岳父白正宇,所请商搭乘,由我率领六弟七弟协助,五弟留太原最后行动。到临汾租屋以居,我也病倒,住院医疗,在病愈后即行遵叔指示前往永济县小里镇牛委员处暂住。牛家给我家租了几间房,也在他的当铺内拨了一间房屋供我们男眷住。就这样住了个把月,叔父因奉派祭成陵,到西安,派副官薛东魁(字高轩,山西西荣河人)过河来探望我。我次日随往西安见叔报告情况,以决定今后行动。我们在风陵渡雇船行动,哪知船行中途,船舵折断,只有顺水而下,黄昏到达河南灵宝县,起岸又遇状况,发生惊恐,以为遇上土匪打劫。所幸同行商人认识其中一人,才化解一切误会,还麻烦人家借住一宿。次日搭车前往西安,我经与叔父说明情况,决定全家渡河至西安再说。
我即返回小里镇,经数日的准备雇车先至风陵渡,再雇船过河,一切行程尚属顺利,到潼关因购火车票不易,又得分两批乘车至西安。到西安又出状况,大姐带的银元被查出,要带警局问案。大姐只在哭,我承认是我的。我将家人都安排坐车离去后,随警察到派出所作笔录。询问的巡官是东北人,我即告他:我们现在实施的是焦土抗战,能带的带走,能破坏的破坏,绝不能资敌;我带出的银元情愿充公,也不能留给敌人再制造枪炮来杀害我们的同胞;我想你也有同感。
他还是要送我至看守所,明日再送总局。我第一次进牢房,又湿又臭,还得席地而坐,里面有三人。他们问我犯什么案,我说打架。三哥来看我,送面来,我根本没胃口,吃不下,只有等待明天了。到晚上十点多钟,两个警察来,要马上送我到总局。当我到达总局长办公室见阮雨民也在座。总局长说:“派出所来电话告知,你很勇敢爱国,明天与你换法币给你,你先回去吧”。阮雨民陪我回到西北饭店。我一进门,大嫂、先竹、大姐都哭了;我说,我平安回来了,没什么,充其量没收。阮雨民,陕西安康人,为叔父秘书,现为蒙藏委员会参事。
数日后,租定甜水井穆家巷的房子,有四间房、两个大间,分男女各一间,挤着住。一间二婶与秀珍、科元住,一间三婶与叔叔,另偏院有房,作为厨房饭厅。大嫂、二婶、先竹与弟媳志楠、林焘、世英等,分别分批担任膳食处理。这样安定下来,我就到西安省立医院,想能有实习机会。经与院长及外科于明江主任接洽,允于在外科实习。巧的很,我在此碰到川至助产学校毕业的徐助产士。她也在医院工作,还带两岁大的小孩,有个女工照看小孩。她要我到她宿舍看看,并告诉我一些医院的情况。至此,我每天下午去医院外科门诊实习两小时,但手术室却不能进出,如此有什么可学?
农历年一过,天气暖和,叔公托人包妥大客车叁辆,我们全家,阮雨民家三口,同村康子韩伯母婆子媳三人一同向成都进发,途中行程六日。到成都后,很快找到隆盛街廿八号大四合院,有房间十五六间,先竹与在中、二曼住东房。我等安顿妥当即行到重庆进行工作,住在张家花园。恰巧遇到同班同学陈其谊,约同至重庆市民医院洽商实习。院长彭昭南欢迎我俩去实习,除给我们月薪伙食费,还供我宿舍。医院在七星岗,环境很好,我在外科,陈在内科,工作从此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