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2）

赵俨（原名为赵鏞）

赵俨

（续接前文）

（三）婚姻

我是民国十七年与同村张先竹女士结婚。她父亲是本村士绅张金洲，有三子一女，二子张建南，次子张建功。三子名字我忘记，只记忆他在沱阳小学读书时，在操场操枪时被木枪穿胸而死。我们结婚是依乡下古礼，新郎长袍马褂黑礼帽，新娘是凤冠霞帔，礼节规矩很多，也要忙很久，远近亲戚都要来，很热闹。

我现在顺便提一提我的前一个三嫂，她父亲是个生意人，而她好像有点智商不高，是十五年与三哥结婚。三哥总是拒绝与她同房，大嫂、二嫂将他两人反锁在一房，还是不能如愿。一直拖到十八年，三哥坚决离婚，她也走上悲惨路，听说结局很惨。三哥以后与祁县马桂贞女士结婚，马桂贞的哥哥是第一届立法委员，马铎字木斋。

廿六年七七事变逃难。先竹生女儿秋娥刚满一周，沿途的行动急促，不能如在家那样的保养，尤其饮食的调理不能配合，一直到达成都定居后，毛病发作了，时好时坏。在此期间，我也曾由渝返蓉，安顿住院事宜，拜托医师诊治。先竹一直拖到廿八年春间病逝。她生两男一女，在中、二曼都带出来了，女儿秋娥则留给奶妈，交由外婆照应。先竹得年仅廿九岁，葬在成都北门外簸箕街的田边。我首次七八年返回大陆，曾往该处寻觅，无奈地区发展快速，都已成为住宅区，无法寻觅。她去逝后，在中、二曼又由大嫂照应。

我第二次结婚是在重庆，对象是刘德荣女士，湖北省武昌市人，武汉协和护理专校毕业，是重庆市民医院开刀房护士长。我们相识很久，卅年在永兴场订婚，叔叔那时因避日机轰炸，迁永兴场办公。卅一年在重庆市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婚礼，由覃副院长理鸣来福证（即证婚）。我与德荣结婚，无论工作与家务，对我均有极大的帮助，二曼从此由她抚育。在中因为较为个性偏急，所以在学校均住校，过团体生活。最重要的是五十八年我发生车祸意外，当时昏迷不醒，七孔出血，肋骨折裂，她日夜不离看护，始得转危为安，痊愈后无任何后遗症。如果不是她，我就没有现在了。

我退休后自行开业，她也随时共同工作。家庭能有今天的富裕，她也有一半的功劳。我历次生病住院，都是亲身照护，细心而周到；我能早日康复，她功不可没。平时日常生活，一切家务操作，也是一手承担，处处以我为意，以我喜爱为准则。她崇信神佑，处处以爱为出发点，对人对事从无怨言；也是我命好，我的家庭永远和睦融洽，至为庆幸。

（四）逃难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同胞同仇敌忾，奋勇抗日工作。我原拟在原籍五台从事医务工作，并与乡人组织抗日保乡工作。当时，只有我与五弟中枢能决定全家的行止。敌人正向晋北进攻，我们决定全家先至太原再说。五弟派车回来接眷；当第二批准备动身时，八路军平型关失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就连牺盟会的敢死队都紧张到也要撤退。我们家的司机是大婶的侄子张沙喜，他来跟我说：“如此情况紧急，我家也需设法安顿，我不能再送家里人去太原，四哥还是你开车送他们吧”。我那时也是只学会开车，不懂修理，没有办法，只有告他说：你把车子发动了，我送他们到忻州，再坐火车到太原。我即要派车至北大兴接先竹，将秋娥交给奶妈。

所有家人大大小小十三个挤了一车，将到定襄之前，发现敌机，只有进村庄躲避，却此时后胎一只漏气了。我正在忧愁，而后面跟的是杜春沂（字仙洲）师长的车，也是到五级村接老太太到太原。老太太认识我，我将情况告她，请她饬司机帮我换胎，再一同上路，彼此有个照应。此时沿途退兵很多，都是步行向太原方向撤退。到忻州始知同蒲铁路停开，我只有继续前进，到太原已是六点钟了。家人下车后，我再开车时，发现方向盘失灵，好危险啊！如果是在行进间，那后果不堪设想，真是有神保佑！

形势日渐紧张，我也无法返回家乡，与五弟研商，继续南下避难，首站临汾。我们全家搭乘陆军医院撤退专车，院长是六弟岳父白正宇，所请商搭乘，由我率领六弟七弟协助，五弟留太原最后行动。到临汾租屋以居，我也病倒，住院医疗，在病愈后即行遵叔指示前往永济县小里镇牛委员处暂住。牛家给我家租了几间房，也在他的当铺内拨了一间房屋供我们男眷住。就这样住了个把月，叔父因奉派祭成陵，到西安，派副官薛东魁（字高轩，山西西荣河人）过河来探望我。我次日随往西安见叔报告情况，以决定今后行动。我们在风陵渡雇船行动，哪知船行中途，船舵折断，只有顺水而下，黄昏到达河南灵宝县，起岸又遇状况，发生惊恐，以为遇上土匪打劫。所幸同行商人认识其中一人，才化解一切误会，还麻烦人家借住一宿。次日搭车前往西安，我经与叔父说明情况，决定全家渡河至西安再说。

我即返回小里镇，经数日的准备雇车先至风陵渡，再雇船过河，一切行程尚属顺利，到潼关因购火车票不易，又得分两批乘车至西安。到西安又出状况，大姐带的银元被查出，要带警局问案。大姐只在哭，我承认是我的。我将家人都安排坐车离去后，随警察到派出所作笔录。询问的巡官是东北人，我即告他：我们现在实施的是焦土抗战，能带的带走，能破坏的破坏，绝不能资敌；我带出的银元情愿充公，也不能留给敌人再制造枪炮来杀害我们的同胞；我想你也有同感。

他还是要送我至看守所，明日再送总局。我第一次进牢房，又湿又臭，还得席地而坐，里面有三人。他们问我犯什么案，我说打架。三哥来看我，送面来，我根本没胃口，吃不下，只有等待明天了。到晚上十点多钟，两个警察来，要马上送我到总局。当我到达总局长办公室见阮雨民也在座。总局长说：“派出所来电话告知，你很勇敢爱国，明天与你换法币给你，你先回去吧”。阮雨民陪我回到西北饭店。我一进门，大嫂、先竹、大姐都哭了；我说，我平安回来了，没什么，充其量没收。阮雨民，陕西安康人，为叔父秘书，现为蒙藏委员会参事。

数日后，租定甜水井穆家巷的房子，有四间房、两个大间，分男女各一间，挤着住。一间二婶与秀珍、科元住，一间三婶与叔叔，另偏院有房，作为厨房饭厅。大嫂、二婶、先竹与弟媳志楠、林焘、世英等，分别分批担任膳食处理。这样安定下来，我就到西安省立医院，想能有实习机会。经与院长及外科于明江主任接洽，允于在外科实习。巧的很，我在此碰到川至助产学校毕业的徐助产士。她也在医院工作，还带两岁大的小孩，有个女工照看小孩。她要我到她宿舍看看，并告诉我一些医院的情况。至此，我每天下午去医院外科门诊实习两小时，但手术室却不能进出，如此有什么可学？

农历年一过，天气暖和，叔公托人包妥大客车叁辆，我们全家，阮雨民家三口，同村康子韩伯母婆子媳三人一同向成都进发，途中行程六日。到成都后，很快找到隆盛街廿八号大四合院，有房间十五六间，先竹与在中、二曼住东房。我等安顿妥当即行到重庆进行工作，住在张家花园。恰巧遇到同班同学陈其谊，约同至重庆市民医院洽商实习。院长彭昭南欢迎我俩去实习，除给我们月薪伙食费，还供我宿舍。医院在七星岗，环境很好，我在外科，陈在内科，工作从此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