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芳走了…你要是忙…不回来也没事。”

在火车上接到我妈电话，因为信号时断时续，长达两分钟的通话时间里我几乎没能听清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只知道珍芳去世了，而我不用去吊丧。

珍芳是我姨妈，但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妈有一个亲母和一个养母，亲母在城内，养母在城外，所以我就有了两个外婆，一个“城里外婆”和一个“乡下外婆”。

在我妈出生之前，城里外婆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可等有了我妈，城里外婆却突然没了奶水，精神状态也出了问题，阴郁而暴躁，家里怕养不活这个小女儿，便四处打听，想把孩子送出去。

那时恰好有人介绍说城外有户人家不知什么原因，生下的孩子总是活不久，前前后后生过好几胎，有男有女，但活得最久的长到几个月也就夭折了，两口子也不打算继续生了，就盼着能抱个孩子回来，男女无所谓，只求老来好歹有人送个终。

就这样，两家人家结识了，互敬一杯酒之后，我妈就被改了姓，从城里搬去了城外。

转眼我妈就长到了五六岁，就在那时，乡下外婆却意外怀孕了，有了前几次惨痛的经历，外公外婆对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十个月后孩子出生，是个女孩，那就是珍芳。

刚出生时，珍芳看上去蔫蔫的，外公外婆都觉得这孩子养不活，可没想到珍芳的命比过往的其他孩子硬很多，一个月，两个月，一岁，两岁，她竟一点点长了起来。

虽然两个都是女儿，其中一个还不是亲生的，但外公外婆毫不介意，毕竟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日子过的很快，珍芳到了该说话走路的年纪，这时外公外婆却从她身上看到了些许异样——珍芳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很多。

我妈两岁时早已满院子东奔西跑，逮都逮不到，嘴巴也喋喋不休地从早叨到晚，可眼看珍芳已经快三岁了，路都走不利索，一个不留神就会摔个大跟头，除了“爹”、“娘”、“吃饭”，很少听到她开口说话。

等到珍芳要上学的年纪时，除了与同龄孩子智力上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也让外公外婆越发觉得不对劲，有人想要摸摸她或抱抱她，她总是特别容易受到惊吓，头蓦地低下去，眼神慌张又呆滞，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来火，没人哄就会哭闹不止。

外公外婆不懂医，对珍芳的种种“异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然而又过了一两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一天夜里，我妈被睡在身旁的珍芳惊醒，发现她浑身抽搐，起初我妈以为她在做梦，却发现摇不醒也按不住，便立刻叫醒外公外婆，大家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所幸几分钟之后，珍芳的抽搐慢慢停了下来，人也恢复了意识。

那是珍芳第一次真正发病，后来他们才知道，那种病叫癫痫。

外公外婆没办法，只好带珍芳去城里的医院看病，医生开了些他们叫不上名字的药，但疗效甚微，珍芳的抽搐日渐频繁，即使没有发病的时候，有时她也会毫无征兆地发狂，随手抄起东西四处乱扔，有一回甚至抢下我妈的饭碗扔到了房顶上。

外公外婆对此束手无策，那个年代活下来已不容易，至于给孩子看病，他们实在力不从心，只好这么无可奈何放任了。

村里的人对外公外婆的境遇唏嘘不已，他们一辈子不断地生养，唯一存活下来的亲女，也没逃过这残酷命运的圈囿。

珍芳到了三十岁，大家早已习惯她以某种异样的方式存在，她是家人，却与路人无甚差别。

当时我妈早已远嫁，在南方的城市成了家，或许是想着女儿大了就该嫁人，也或者厌倦了被珍芳拖累的生活，外公外婆想方设法都要把小女儿嫁出去。

他们的确做到过，珍芳甚至嫁了不止一次。

第一次，珍芳嫁到临村一户人家，可没过多久，男方实在受不了她不定时发作的癫痫和暴躁的脾气，忍无可忍，又把她送回了娘家，为此还赔上了两头羊。

第二次，不知道谁给做的媒，珍芳被嫁去了河南，以这样的方式送走疾患缠身的女儿，外公外婆似乎做好了此生不再相见的准备。

送走珍芳后，外婆还会时不时念叨几句，有时也会后悔把唯一活下来的亲生骨肉嫁到了那么远的地方，珍芳不会写字，想要写信报个平安都做不到，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自此没了消息。

谁也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河南那家的男人千里迢迢把珍芳送了回来。

男人说结婚没多久，珍芳就有了生孕，后来孩子出生了，很健康，又是个男娃，全家上下都很高兴，虽然珍芳还会时不时地发病发狂，但念在孩子的份上，家里也都处处忍让，相安无事。

可不久前，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珍芳和婆婆吵起架来，她像疯了一样到处砸东西，最后一把抢过床上的孩子，狠狠摔在了地上，幸好及时送去医院，孩子的命算是保住了，但大家一致认定这个“疯婆子”不能再留家里了。

外公外婆连连道歉，送走了女婿，留下了珍芳，这一次他们知道不会再有人要这个有病的女儿了。

珍芳回来了，日子还得照过，虽然智力不好，很多事情做不来，但是在乡下，总有杂七杂八的零碎活能让她干。

北方冬天里会烧炕取暖，每次日头差不多快要落下去，珍芳就蹲在门外的炕眼边上，把麦草点着小心翼翼塞进去，再往里填些木柴煤渣之类，或者在外婆做饭时，会让她守着炉灶别给熄灭了。

不知是外公不让，还是她自己不愿意，珍芳从不上桌吃饭，即使我和我妈偶尔回去，她也只是蹲坐在厨房的角落，默默捧着一只摔不烂的洋瓷碗慢慢扒拉，有时候炉灶里还没有熄尽的火渣隐隐照亮她的脸颊，她呆滞的眼睛里泛起少见的光泽，和孩子一样单纯。

外婆说癫痫发作起来，人会突然倒地不醒人事，所以即便是炎炎夏日，外婆也会把珍芳裹得厚厚实实，怕她跌倒摔得太厉害，而她头上常年绑着的头巾也是大有用处，发作时万一急起来，旁人就可以迅速把头巾扯下来塞进她嘴里，以免她咬到自己舌头。

我并没有亲眼见过新芳病症发作的样子，只是有时去外婆家，会发现珍芳额头上又多出来几块疤痕或淤青，我便知道她或许又发病了。

珍芳回家两年后，外公就去世了，乡下就只剩她和外婆两个人，我妈几次劝说外婆带着珍芳一起搬去南方，我们好有个照应，却都被外婆拒绝了，她说会给我们家添麻烦，说什么也不愿意。

于是外婆只好独自和珍芳“磨时间”，有次我去的时候正跟外婆说话，珍芳从我们面前趿拉着鞋子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外婆就一脸痛心疾首的样子恨恨地说，“这个挨千刀的怎么还不死！等哪天我要是也不在了，谁还能管她！”

外婆终究“磨”不过珍芳，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2013年，外婆查出了胰腺癌，医生说她最多只剩半年，她并不怕死，只是不知道自己走后珍芳怎么办。

然而谁也没想到，珍芳居然比外婆早一步离开了，我妈说她是自己误喝农药死的。

那天我赶回老家，乡下偌大的院子已经只剩外婆一个人，她静静地躺在炕上，暗沉、消瘦，完全没了往昔那种力气和清朗，像是被从身体里抽走了什么。

我没敢提起珍芳，她却碎碎念道：“去了就好…去了就好…”

两周后，外婆也走了，乡下的院子从此空无一人。

有人说珍芳其实脑子是清醒的，她知道外婆来日无多，又不想拖累我和我妈，便自行了断，让大家不再牵挂。

也有人说是外婆特地骗珍芳把农业喝下去，她不舍得大女儿受连累，更不舍得小女儿从此孤苦伶仃一个人。

至于哪个版本才是真实的，又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我们都无从知晓。

第二年清明，我和我妈回去上坟，我跪在外公外婆以及珍芳的坟前磕了几个头，临走时我对着墓碑说：“外公、外婆、小姨，我们明年清明再来看你们。”

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喊珍芳“小姨”。